不是每人個人都明白羅爾斯對「公義」和「自由」的命題。
社會上總有人會主張，認為在「公義」和「自由」兩者之中，只有其一是值得去爭取。無論如何，這絕不是自由主義者對理想社會的認知。
「公義」和「自由」兩這沒有抵觸。嚴格來說兩者必須並存，否則我們將同時失去「公義」和「自由」。
羅爾斯的提問，是要探究如何去建構一個社會，使以上兩者可以兼得。再深層一點去討論，究竟大眾對「公義」和「自由」的理解是什麼？
公義的存在，是對「超道德」的信任。法治精神若干程度上體現了這種「超道德」，特別是對形式上的執著。但這種「超道德」往往被左派批評為反人性行為，事實上左派對公義存在的理解有非常嚴重的矛盾。
另一個對「公義」的理解是財富分派的均等性。這是經典的自由主義對平均主義的辯論，這樣的讀者都應有非常深刻的理解，不再詳細表述。但財富的均等，不等如權力的均等，更不等如能力的均等和機會的均等，真正的平均主義理論上是同時追求這四方面的均等，但這樣的理想在邏輯上卻是絕不可能達到的結局。
對「公義」最危險的定義，是將之和良知等同理解。道德操守很大程度上是社會性的，如此定義很容易被掌權者以操控公義的理解來延續甚至乎合理化統治。漢朝的獨專儒術便是一例。 這可算是中華文化的最大污點。
另一方面，每個人亦可以基於個人的理解，對不同社會模式可能會帶來的結果作出預測。問題是當中的推斷是否合理。
歷史已經用幾代人的血汗生命證明，共產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以及計劃經濟等，對環境、人民的健康、甚至乎主觀的快樂等，表現都不比資本主義市場來得更好。去問那些真正經歷過極權社會生活的人，無論是貧是富，看他們是不是會選擇重回極權的生活？ 所謂對平等的嚮往，只不過是無知的沙文主義作祟，實在是不值得為太認真對待。
毫無疑問，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有人活在極惡劣的環境中，問題是︰「究竟貧窮的成因是什麼？」
事實上，極權計劃經濟社會的人均產值，是自由社會的十分之一左右。
香港最貧窮的人，也會比貧窮國家的富人生活得更好，這亦是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