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發生的始終會發生。香港的積極不干預太美好，但太美好的事總難長久；這個政策理念違反天下政府官僚花費和干預成性的本質，所以當香港的領袖曾蔭權先生上個月宣佈這個讓香港繁榮起來的政策已經死亡，我不驚訝，但總令人感到哀傷。曾蔭權的前輩在過去半個世紀，成功抗拒了徵稅和干預的誘惑，那是真正了難能可貴的成就。雖然當年宗主國英國信奉社會主義，幸得郭伯偉這位英國公務員，殖民地香港才追隨了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政策。郭伯偉最初在1945年被分派到香港主理財經事務，並於1961至71年擔當香港的財政司。今年1月21日逝世的郭伯偉，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事跡，是他拒絕收集經濟統計，怕數據只會讓官僚有更多藉口去作出更多干預，他的後任人夏鼎基創造的「積極不干預」一詞，所描述者正是郭伯偉的施政原則。
郭伯偉政策的確帶來卓越成果。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香港只是一個極貧困的小島，當時香港的國民平均產值大約是英國的四分之一，到了1997年, 香港主權移交中國時，香港的國民平均產值已經大致相等於前殖民地宗主國,即使期間英國也有可觀的經濟成長。只要讓人民有空間去追求他們自己的利益，自由社會的生產力也可以得到彰顯。
香港自由社會的成功，鼓動了中國和其它國家擺脫中央指令計劃經濟，投向私人企業和自由市場。結果，這些國家都受惠於迅速的經濟增長。我相信中國的未來命運，將取決於她繼續隨香港的成功路向發展的速度，會否比香港向中國同化的步伐更快。
曾先生堅稱只會在「市場結構運作出現明顯缺陷時」，才讓政府出手干預，可是他忽略了現實上若真的出現了有任何「明顯的缺陷」，市場也會在曾先生出手之前把它消弭。更重要的是，所謂的「缺陷」無論是明顯還是不那麼明顯，都是由過於大有為的政府引申出來。
積極不干預在過去半個世紀使香港免於不少政府輕率干預的惡習，因而得以繁榮富足。傳統的慣性，雖然一定程度上可以限制政府的干預；政策上有所改變，香港仍可在未來的一段日子繼續繁榮富庶。儘管香港會繼續發展, 但將不再是自由經濟的一個光輝標記。
郭伯偉精神帶來的成就，也不會因此被忘記。無論日後香港發生什麼事情，過去五十年的香港經驗，將繼續指引和鼓勵信仰自由經濟的朋友，為世界各地希望造就繁榮的人士提供經濟政策的典範。
作者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是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現任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員。
* 本文原刊於10月6日的亞洲華爾街日報，由佛利民先生同意翻譯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