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25日

減稅令香港有民主

本周初,新加坡真正最高領導人李光耀說要減企業利得稅,因為要它們要提升競爭力來對付香港,這種心態,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減稅,從來都不應該用來討好任何人;不過,減稅也是從來都錯不了的德政。在香港,減稅更是政治和施政改革必不可少的最要一步。

市民的資產被稅局共產之後,怎麼用,基本上是沒有制約。庫房的錢愈多,也代表市民手上的愈少。官僚手上有大筆資源,究竟會怎樣自處?要知道,官僚和官僚之間之有競爭,不過這種比賽不是鬥效率高低,也不是鬥服務水準優劣。說到底,官僚要的是權,是影響力;部門的政策愈多,權力也自然愈大,影響也愈深遠,不過要的資源也愈多,人手編制也愈大,這種官僚思維放諸古今四海皆準。

現代政體有三權分立,以制度來制衡行政機關官僚無止境的膨漲。可惜在香港的行政霸道之下,市民靠的竟是一班無真正權力否決撥款的立法會議員。再者,可是公帑使用是否恰當,向來都只得一個向特首問責的審計署來把關。可是特首又同時身為行政機關之首,當中關係已經矛盾處處。

審計署的效率也不見得特別出色。05/06年度,審計署花7620多萬,聘用122人來編修17份衡工量值式審計報告。換言之,每份報告平均成本400多萬,是名副其實的字字千金,行政機關又曾否在昂貴的教訓中改過呢?又有多少行政機關的浪費失時未被發掘出來呢?究竟審計署署長又是以甚麼準則來選擇被審核的部門呢?這連一串的問題不可能會有答案。

更深層次的一個問題,香港今時今日的政治遊戲規則下,誰有能力去左右政策資源的調配呢?是立法會嗎?大家還是別要痴心妄想了。庫房的財富怎樣再分配,向來也只有聽憑長官意旨,和真正有影響力的政治小圈子。基本法設計下的畸形政制,香港有一小撮人掌握了不成比例的影響力,這班人雖然掛在口邊說他們在稅務上的負擔最大,所以也要有在政治上特權來保護他們,可是實情卻是他們透過影響力得到政策傾斜而受到極多的便利,政治特權也是用來保護他們的利益。

劫富濟貧不可長,不過劫貧濟富更有違公義,香港是時候扭轉這種變態的均衡參與。減稅,可以抑止官僚盲目擴張,當官僚權限受制,利益輸送的機會自然減少,既得利益集團維繫現在這種封閉式政治的誘因也愈低。簡單一點說,希望見到香港有民主的一天,就先要減低政治特權圈子的機會成本,而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透過減稅來限制政府以公帑換取支持的能力,這是經濟學的入門,套用在政治分析上一樣管用。

當然,減稅帶來的約束效應,更可以有效地促進官僚提升施政的準繩。過去幾十年,香港人見過太多毫無意義的公帑花霍,也明白到不是所有問題當是可以透過亂投銀彈可以解決得來,更多的時候是資源投放的方向和方法才是問題癥結。減稅的效果,是要官僚更認真地去思考管理的問題,也要行政機關在政策主次上更分明。在未有民主的一天之前,這可能是香港人逼使政府改進的最有效途徑。

收買人心,是減稅最後一個也是最無關痛癢的一個原因。不過,反正是良好的幅作用,相信也沒有人會因此而反對減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