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初，新加坡真正最高領導人李光耀說要減企業利得稅，因為要它們要提升競爭力來對付香港，這種心態，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減稅，從來都不應該用來討好任何人；不過，減稅也是從來都錯不了的德政。在香港，減稅更是政治和施政改革必不可少的最要一步。
市民的資產被稅局共產之後，怎麼用，基本上是沒有制約。庫房的錢愈多，也代表市民手上的愈少。官僚手上有大筆資源，究竟會怎樣自處？要知道，官僚和官僚之間之有競爭，不過這種比賽不是鬥效率高低，也不是鬥服務水準優劣。說到底，官僚要的是權，是影響力；部門的政策愈多，權力也自然愈大，影響也愈深遠，不過要的資源也愈多，人手編制也愈大，這種官僚思維放諸古今四海皆準。
現代政體有三權分立，以制度來制衡行政機關官僚無止境的膨漲。可惜在香港的行政霸道之下，市民靠的竟是一班無真正權力否決撥款的立法會議員。再者，可是公帑使用是否恰當，向來都只得一個向特首問責的審計署來把關。可是特首又同時身為行政機關之首，當中關係已經矛盾處處。
審計署的效率也不見得特別出色。05/06年度，審計署花7620多萬，聘用122人來編修17份衡工量值式審計報告。換言之，每份報告平均成本400多萬，是名副其實的字字千金，行政機關又曾否在昂貴的教訓中改過呢？又有多少行政機關的浪費失時未被發掘出來呢？究竟審計署署長又是以甚麼準則來選擇被審核的部門呢？這連一串的問題不可能會有答案。
更深層次的一個問題，香港今時今日的政治遊戲規則下，誰有能力去左右政策資源的調配呢？是立法會嗎？大家還是別要痴心妄想了。庫房的財富怎樣再分配，向來也只有聽憑長官意旨，和真正有影響力的政治小圈子。基本法設計下的畸形政制，香港有一小撮人掌握了不成比例的影響力，這班人雖然掛在口邊說他們在稅務上的負擔最大，所以也要有在政治上特權來保護他們，可是實情卻是他們透過影響力得到政策傾斜而受到極多的便利，政治特權也是用來保護他們的利益。
劫富濟貧不可長，不過劫貧濟富更有違公義，香港是時候扭轉這種變態的均衡參與。減稅，可以抑止官僚盲目擴張，當官僚權限受制，利益輸送的機會自然減少，既得利益集團維繫現在這種封閉式政治的誘因也愈低。簡單一點說，希望見到香港有民主的一天，就先要減低政治特權圈子的機會成本，而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透過減稅來限制政府以公帑換取支持的能力，這是經濟學的入門，套用在政治分析上一樣管用。
當然，減稅帶來的約束效應，更可以有效地促進官僚提升施政的準繩。過去幾十年，香港人見過太多毫無意義的公帑花霍，也明白到不是所有問題當是可以透過亂投銀彈可以解決得來，更多的時候是資源投放的方向和方法才是問題癥結。減稅的效果，是要官僚更認真地去思考管理的問題，也要行政機關在政策主次上更分明。在未有民主的一天之前，這可能是香港人逼使政府改進的最有效途徑。
收買人心，是減稅最後一個也是最無關痛癢的一個原因。不過，反正是良好的幅作用，相信也沒有人會因此而反對減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