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梁家傑再思最低工資特首選舉前，《壹蘋果直播》與梁家傑對話的內容中，有不少談及最低工資和青年人出路的討論，最低工資也是過去周日公投的其中一項議題，我跟梁家傑就這個政策有以下的對話。
李︰香港不是每個大學生都像公民黨的精英般可以出人頭地，那麼你怎樣看他們的未來？
梁︰不是每個人都要做精英，每個人的未來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我相信在今天的香港，每個人仍然有他的機會。
李︰那你為甚麼要支持最低工資的立法？難道你不知道最低工資對年輕人就業機會構成的影響最大？
訪談中，梁家傑表示公民黨支持就最低工資立法，也不將之視為經濟政策。可是，究竟甚麼才算是經濟政策？為甚麼最低工資跟經濟無關？難道蘇維埃式的五年計劃經濟才算梁家傑心目中的經濟政策？還是簡單一句「不算經濟政策」，就可以將經濟學從實證研究所得的結論統統置之不理？
目標一致 分別在手段
梁家傑直言不諱，無論拿出甚麼證據，都很難改變他對最低工資立法的看法。說穿了，香港支持最低工資的一群左翼民主派，根本就不願意在這問題討論下去，也採取了最不合乎民主原則的「人多欺人少」策略，在問題根本未有充份討論前，以公投嘗試為問題定調。這種心態舉動，換了是當權的政府，早就被抨擊得體無完膚。
誰不想工人薪金可以提升、見到香港人人生活富足？關鍵是從甚麼途徑達到這目的。以立法手段一刀切，不問因由，不理會工人的實際條件，強行將就業市場的彈性完全扼殺，最終害了那些活在社會陰暗面的弱勢社群。毫無疑問，有些工人的入息低微得厲害，最大原因是他們當下欠缺了薪金的議價能力，若透過法例強行將薪金水平定在超越他們能力範圍以外，只會令這群在職貧窮的工人的薪金議價能力更低。要幫助這群就業市場中的弱勢社群，唯一途徑就是讓他們盡快獲得工作的經濟和社會的網絡，而不是處處阻撓他們投入工作。支持最低工資者另一盲點，是從整體數據判斷所謂在職貧窮的人數，而忽略了工人脫離低薪境況的可能性。越來越多的掣肘，只會影響他們向上發展的機會。
紐國例子 證歧視本質
香港支持最低工資者有所不知，新西蘭在十九世紀末推行時，表面上目標是要打擊低薪，實情卻是排拒婦女及外勞的競爭。一方面，當時婦女平權在新西蘭已經得到成效，有一半大學生是女性，而在十三萬個成年女性當中，也有約三成半是在職婦女，與男性直接競爭；另一方面，當時新西蘭的勞動力薪金水平，也因為中國廉價勞工的湧入而出現競爭，有分析指是上述因素，間接驅使新西蘭在1894年成為全球首個就最低工資立法的國家。最低工資的歧視本質，打從開始的時候便存在。
事實上，缺乏工作經驗的青年人、需要照顧家庭的婦女，以及對香港環境陌生的新移民，往往是議價能力最低，也是最需要就業市場彈性來提供入職機會的三群人，可惜最低工資扼殺了就業市場的彈性，同時也剝削了弱勢社群的就業機會，難道這就是活在社會陰暗面中的人樂見的青天？
當然，我無意明示暗示梁家傑對香港弱勢社群的關懷和誠意，也不相信公民黨有心排拒青年、婦女和新移民。不過，單憑一腔熱忱，不一定可以為別人解困。毫無疑問，經過逾百年實踐經驗，最低工資並沒有帶來甚麼驚天動地的災難結局，可是最低工資令最弱勢社群被排拒於就業市場，為甚麼梁家傑和公民黨偏偏對此事實聽而不聞？
既然公民黨談公義，也應該明白到，公義最終的詮釋，是每個人都有機會去爭取發揮自己的機會。記得去年我在《蘋果批》寫了一篇有關最低工資的文章，翌日有位弱能人士的家長聯絡我們，表示他支持我們反對最低工資的論點，因為他希望兒子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從工作爭回一點尊嚴。面對最低工資的威脅，這位家長的無奈，相信是任何一個父母都會感同身受。梁家傑在社區的時間一定比我們多，難道他就從來未接觸過這些事例？
扭曲競爭 被企業利用
再者，最低工資也會帶來市場上人為扭曲的競爭。05年10月美國沃爾瑪的行政總裁Lee Scott忽然呼籲美國國會提高最低工資水平，輿論認為沃爾瑪是在工會壓力下屈服，但實情是沃爾瑪的員工薪酬水平，早已高出最低工資近一倍，當時Lee Scott也表明不會給自己的員工加薪。說穿了，原來是要以提高最低工資，來提高對手的成本。雖然公民黨向來以爭取反競爭法見稱，但在最低工資立法上，卻因為未看清更深一層的問題，變相成為大企業的打手，又何其諷刺？
雖然梁家傑在訪談中說，無論提出甚麼實證，也不易改變他對最低工資的看法，但既然他表明願意多作交流，我也拋磚引玉，把所知的事實盡量解說，希望梁家傑和公民黨，可以反思他們在最低工資立法的既定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