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梁家傑再思最低工資

請梁家傑再思最低工資

特首選舉前，《壹蘋果直播》與梁家傑對話的內容中，有不少談及最低工資和青年人出路的討論，最低工資也是過去周日公投的其中一項議題，我跟梁家傑就這個政策有以下的對話。

李︰香港不是每個大學生都像公民黨的精英般可以出人頭地，那麼你怎樣看他們的未來？

梁︰不是每個人都要做精英，每個人的未來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我相信在今天的香港，每個人仍然有他的機會。

李︰那你為甚麼要支持最低工資的立法？難道你不知道最低工資對年輕人就業機會構成的影響最大？

訪談中，梁家傑表示公民黨支持就最低工資立法，也不將之視為經濟政策。可是，究竟甚麼才算是經濟政策？為甚麼最低工資跟經濟無關？難道蘇維埃式的五年計劃經濟才算梁家傑心目中的經濟政策？還是簡單一句「不算經濟政策」，就可以將經濟學從實證研究所得的結論統統置之不理？

目標一致　分別在手段

梁家傑直言不諱，無論拿出甚麼證據，都很難改變他對最低工資立法的看法。說穿了，香港支持最低工資的一群左翼民主派，根本就不願意在這問題討論下去，也採取了最不合乎民主原則的「人多欺人少」策略，在問題根本未有充份討論前，以公投嘗試為問題定調。這種心態舉動，換了是當權的政府，早就被抨擊得體無完膚。

誰不想工人薪金可以提升、見到香港人人生活富足？關鍵是從甚麼途徑達到這目的。以立法手段一刀切，不問因由，不理會工人的實際條件，強行將就業市場的彈性完全扼殺，最終害了那些活在社會陰暗面的弱勢社群。毫無疑問，有些工人的入息低微得厲害，最大原因是他們當下欠缺了薪金的議價能力，若透過法例強行將薪金水平定在超越他們能力範圍以外，只會令這群在職貧窮的工人的薪金議價能力更低。要幫助這群就業市場中的弱勢社群，唯一途徑就是讓他們盡快獲得工作的經濟和社會的網絡，而不是處處阻撓他們投入工作。支持最低工資者另一盲點，是從整體數據判斷所謂在職貧窮的人數，而忽略了工人脫離低薪境況的可能性。越來越多的掣肘，只會影響他們向上發展的機會。

紐國例子　證歧視本質

香港支持最低工資者有所不知，新西蘭在十九世紀末推行時，表面上目標是要打擊低薪，實情卻是排拒婦女及外勞的競爭。一方面，當時婦女平權在新西蘭已經得到成效，有一半大學生是女性，而在十三萬個成年女性當中，也有約三成半是在職婦女，與男性直接競爭；另一方面，當時新西蘭的勞動力薪金水平，也因為中國廉價勞工的湧入而出現競爭，有分析指是上述因素，間接驅使新西蘭在1894年成為全球首個就最低工資立法的國家。最低工資的歧視本質，打從開始的時候便存在。

事實上，缺乏工作經驗的青年人、需要照顧家庭的婦女，以及對香港環境陌生的新移民，往往是議價能力最低，也是最需要就業市場彈性來提供入職機會的三群人，可惜最低工資扼殺了就業市場的彈性，同時也剝削了弱勢社群的就業機會，難道這就是活在社會陰暗面中的人樂見的青天？

當然，我無意明示暗示梁家傑對香港弱勢社群的關懷和誠意，也不相信公民黨有心排拒青年、婦女和新移民。不過，單憑一腔熱忱，不一定可以為別人解困。毫無疑問，經過逾百年實踐經驗，最低工資並沒有帶來甚麼驚天動地的災難結局，可是最低工資令最弱勢社群被排拒於就業市場，為甚麼梁家傑和公民黨偏偏對此事實聽而不聞？

既然公民黨談公義，也應該明白到，公義最終的詮釋，是每個人都有機會去爭取發揮自己的機會。記得去年我在《蘋果批》寫了一篇有關最低工資的文章，翌日有位弱能人士的家長聯絡我們，表示他支持我們反對最低工資的論點，因為他希望兒子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從工作爭回一點尊嚴。面對最低工資的威脅，這位家長的無奈，相信是任何一個父母都會感同身受。梁家傑在社區的時間一定比我們多，難道他就從來未接觸過這些事例？

扭曲競爭　被企業利用

再者，最低工資也會帶來市場上人為扭曲的競爭。05年10月美國沃爾瑪的行政總裁Lee Scott忽然呼籲美國國會提高最低工資水平，輿論認為沃爾瑪是在工會壓力下屈服，但實情是沃爾瑪的員工薪酬水平，早已高出最低工資近一倍，當時Lee Scott也表明不會給自己的員工加薪。說穿了，原來是要以提高最低工資，來提高對手的成本。雖然公民黨向來以爭取反競爭法見稱，但在最低工資立法上，卻因為未看清更深一層的問題，變相成為大企業的打手，又何其諷刺？

雖然梁家傑在訪談中說，無論提出甚麼實證，也不易改變他對最低工資的看法，但既然他表明願意多作交流，我也拋磚引玉，把所知的事實盡量解說，希望梁家傑和公民黨，可以反思他們在最低工資立法的既定看法。

民主2012的藍海戰略

藍海戰略(Blue Ocean Strategy)是05年出版的一本商業類普及讀物。既然說明是普及讀物，這本書講的戰略也不是甚麼高深的道理，它標榜的口號︰ “Don't Compete with Rivals. Make them irrelevant”。這種說法其實跟孫子兵法中的「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同出一轍，不過洋教授寫文章，包裝得平易近人，競爭被簡化成紅海和藍海兩類︰紅海者，同一個範疇內，鬥快鬥多鬥平；藍海戰略，就是要開拓新市場，發揮「人做我唔做」的創業精神。

香港的民主派在政策層面，一律傾向支持政府更多的干預，套用藍海戰略的分析方法，就是沒有充分拓展民主的藍海市場。眾民主派在政治光譜上極之相近，擠擁在一起既沒有發揮協同效益，反而在爭取曝光的過程中產生不必要的磨擦，社民聯3．18搶咪事件便是一例。

左傾立場嚇怕選民

經過二十多年來這些社會主義民主派的口號轟炸，仿佛民主跟自由市場不可以並存，仿佛要爭取市民支持必定要爭取更多的干預。當然，我們知道這絕對不是事實，可是香港不少人都將這個幻象當作事實，這個謬誤甚至被扭曲成阻礙民主發展的最大藉口。香港其實有不少人原則上不抗拒民主普選，但被民主派的左傾定位嚇怕了，唯有改投政治上保守的自由黨和其他獨立人士。事實上，3．25的公投實驗中，支持梁家傑作特首的票有64%，但支持2012普選的票卻高達91.72%，說明了支持普選的人不一定認同民主派今次的政綱。假設所有支持梁家傑作特首的人都支持2012普選，那麼民主派的左傾立場其實排拒了近三成的選民，這便是民主派的藍海市場。

我無意在此追究為何過去香港民主發展無法更進一步。不過，展望將來，民主派就必須要好好檢討定位的問題。相對香港的民主派，親北京保守陣營分工清晰，最左的有工聯會，中間偏左的有民建聯，中間偏右的有自由黨。雖說功能組別扭曲下親北京保守陣營才有能力操控立場會，但事實上它們在直選的表現跟民主派也最多是六四之比，而且自由黨一直未有真正在地方直選投入資源，長此下去，民主派自我邊緣化的問題只會日見嚴重。。

福利社會不再吸引

事實上，民主派既定的思維，認定了民主是執政的手段，而最終的目標是要透過干預來達到福利社會的一套。民主派的成員，大多是六十至八十年代長成的一群，經歷了當時殖民政府在房屋、教育和醫療等的不斷擴大，甚至本身也是受者之一，自然對福利社會有所嚮往。

問題是到了2012年，香港的新一代又會怎樣看福利呢？政治運動最大的推動力，就是大學生和剛投入社會的青年人。2012年，正是經歷97後連串政府失效長大的一群投入社會之時，這群人不再對福利社會有同樣的憧憬，民主派那套凡事政府解決，未必再有吸引力。以教育為例，這一代人對教育制度的不滿，絕非七八十年代香港教育百花齊放時可比，所以今次民主派打十五年教育，不但捉錯用神，更給人不知現況的感覺。

上周的《壹蘋果直播》，我問梁家傑2012的策略。他沒有正面回答，只說3．25後民主工作小組會進行檢討。當然，我希望他們會想到回歸後的深層次意識形勢的改變。事實上，梁家傑自己也說今次年青人的參與不夠，我想除了選舉辦公室未有積極招募，也跟民主派政綱不夠貼近年青人有關。事實上，3．25公投實驗中，曾蔭權得到的意向票比梁家傑高出了17%，我想這一點民主派務必要好好反省。

拋去包袱才能致勝

過去十年英美最矚目的兩個政客克林頓和貝利亞，成功都是建基得到於爭取自己所屬之政黨以外的支持。 克林頓的民主黨和貝利亞的工黨，都是中間傾左的政黨，但是他們的致勝之道，正是拋去舊有的左派包袱，大膽擁抱自由市場經濟的現實。事實上，爭取民主跟擁抱自由市場經濟並沒有衝突，民主派要改，就在今天

我會做好呢份工！

起初聽到這個口號，也覺得曾蔭權小家子氣。好端端的一個特首，跑出來扮公僕，也實在有點虛偽。

點知今時今日自己也要說這句話，更令我覺得︰有得揀，先至係老闆！

真頂！

沉默大多數怕的是甚麼？

沉默大多數怕的是甚麼？

民主的第一原則，就是每個人對社會來說都是平等的個體，所以所有人生來享有的獨立自由也要被絕對尊重，絕不應該因為自己的意見屬少數，就要被迫去服從於他人。每個人所服從的，是法治下的一套規則。簡單一點說，就是自己不想被人損害，所以也願意去承諾不去損害他人。當社會上有人以暴力欺詐損害他人，政府的角色就是公證人和保護者。也可以說，政府的功能是盡量消弭社會中出現的暴力，令所有人都免於在不自願的情況下服從他人。

將民主等同「小數服從多數」，其實就是讓暴力披上了民主的外衣，將服從合理化， 不過本質上，仍然是暴政，試問這種簡化民主觀又怎會得到香港人的支持？可惜，香港的教育制度和輿論，特別是民主陣營中的「公投派」，都偏偏要將民主過化簡化成「小數服從多數」，將所有問題都訴諸公投解決，以為公投得來的決定就等於社會公義。

正是這種簡化民主觀，令香港的民主進程停滯不前，讓政治上缺乏競爭力的既得利益，可以透過功能組別和畸形的政治生態，扭曲香港的社會。若說親北京陣營是小圈子，其實香港爭取民主的力量，也一直停留在左派社會運動者的團子中。

民主派中搞手，有不少都是社運出身，或多或少會受左派思潮影響，有時也會難免會訴諸激情，而且一群理想主義者互相影響下，感性蓋過理智，理想也變成空談，離民眾越來越遠。兩派以外，其實香港仍有一群沉默的大多數，對親北京小圈子沒有好感，但又不認同簡化民主觀的暴政概念。毫無疑問，這群人的參與，對香港民主發展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03和04年上街的市民，有不少就是這些沉默的大多數，不過見到民主派越來越自我邊緣化，參與的份兒也越來越少，這一點香港的民主派必須反省。

民主是個抽象的概念，要市民拿出時間心力，投入爭取民主的路，實在不容易，除了要感性地以真誠打動身邊的人，也加要在理性層面將民主的意義向公眾清楚闡明，一方面防止民主的意義被建制中的既得利益妖魔化，另一方面吸納更多的理性沉默大多數參與爭取，香港的民主發展才有機會真正開花結果。

同肥佬黎對話？

同肥佬黎對話？

減稅令香港有民主

本周初，新加坡真正最高領導人李光耀說要減企業利得稅，因為要它們要提升競爭力來對付香港，這種心態，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減稅，從來都不應該用來討好任何人；不過，減稅也是從來都錯不了的德政。在香港，減稅更是政治和施政改革必不可少的最要一步。

市民的資產被稅局共產之後，怎麼用，基本上是沒有制約。庫房的錢愈多，也代表市民手上的愈少。官僚手上有大筆資源，究竟會怎樣自處？要知道，官僚和官僚之間之有競爭，不過這種比賽不是鬥效率高低，也不是鬥服務水準優劣。說到底，官僚要的是權，是影響力；部門的政策愈多，權力也自然愈大，影響也愈深遠，不過要的資源也愈多，人手編制也愈大，這種官僚思維放諸古今四海皆準。

現代政體有三權分立，以制度來制衡行政機關官僚無止境的膨漲。可惜在香港的行政霸道之下，市民靠的竟是一班無真正權力否決撥款的立法會議員。再者，可是公帑使用是否恰當，向來都只得一個向特首問責的審計署來把關。可是特首又同時身為行政機關之首，當中關係已經矛盾處處。

審計署的效率也不見得特別出色。05/06年度，審計署花7620多萬，聘用122人來編修17份衡工量值式審計報告。換言之，每份報告平均成本400多萬，是名副其實的字字千金，行政機關又曾否在昂貴的教訓中改過呢？又有多少行政機關的浪費失時未被發掘出來呢？究竟審計署署長又是以甚麼準則來選擇被審核的部門呢？這連一串的問題不可能會有答案。

更深層次的一個問題，香港今時今日的政治遊戲規則下，誰有能力去左右政策資源的調配呢？是立法會嗎？大家還是別要痴心妄想了。庫房的財富怎樣再分配，向來也只有聽憑長官意旨，和真正有影響力的政治小圈子。基本法設計下的畸形政制，香港有一小撮人掌握了不成比例的影響力，這班人雖然掛在口邊說他們在稅務上的負擔最大，所以也要有在政治上特權來保護他們，可是實情卻是他們透過影響力得到政策傾斜而受到極多的便利，政治特權也是用來保護他們的利益。

劫富濟貧不可長，不過劫貧濟富更有違公義，香港是時候扭轉這種變態的均衡參與。減稅，可以抑止官僚盲目擴張，當官僚權限受制，利益輸送的機會自然減少，既得利益集團維繫現在這種封閉式政治的誘因也愈低。簡單一點說，希望見到香港有民主的一天，就先要減低政治特權圈子的機會成本，而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透過減稅來限制政府以公帑換取支持的能力，這是經濟學的入門，套用在政治分析上一樣管用。

當然，減稅帶來的約束效應，更可以有效地促進官僚提升施政的準繩。過去幾十年，香港人見過太多毫無意義的公帑花霍，也明白到不是所有問題當是可以透過亂投銀彈可以解決得來，更多的時候是資源投放的方向和方法才是問題癥結。減稅的效果，是要官僚更認真地去思考管理的問題，也要行政機關在政策主次上更分明。在未有民主的一天之前，這可能是香港人逼使政府改進的最有效途徑。

收買人心，是減稅最後一個也是最無關痛癢的一個原因。不過，反正是良好的幅作用，相信也沒有人會因此而反對減稅。

猷．出世了

我們的兒子猷，昨天晚上在沙田仁安醫院出世了。母子平安。

猷重七磅，四肢有力，聲音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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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brain is a healthy mix of male and female You are both sensitive and savvy Rational and reasonable, you tend to keep level headed But you also tend to wear your heart on your sle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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