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日昌擺明搶！

審計署踢爆應用科技研究院的大花筒，當中各種荒謬，叫人憤怒，但絕不驚奇。洗腳唔抹腳的事，特區政府之中還會少嗎？不過，審計署炮轟後，應科院行政總裁楊日昌回應說，以為風水是本地習俗，所以花費十八萬元請風水師。

要是楊日昌喜歡跟隨香港的習俗，就讓《蘋果批》教他一句︰「市民搵返每分每毫，都有血有汗」，這是香港文化的核心，相信沒有人會反對吧！睇風水是否習俗，根本不是問題核心，楊日昌請教風水如何搞好香港的應用科技，是侮辱了香港人的智慧；被審計署踢爆後還要諸多藉口，是不知悔改的厚顏無恥。

本來，一個人無論有多厚顏無恥，那只是他個人的道德操守問題，其他人無置喙的餘地，可是偏偏應科院的管治千瘡百孔，試問一個毫無管治可言的機構內被操守有問題的人掌舵，結果又會是甚麼？連續三年的應科院董事利益申報記冊失去無蹤，董事應該簽署的資料保密協又沒有簽，聘用的程序又一塌塗等，又會是事出偶然嗎？

楊日昌說，應科院職員薪酬不算過高。那是主觀的陳述，再爭論下去也沒有結果。不過，若將所有不合聘任程序請回來的應科院職員都解僱，再看他們在外的收入有多高，那才是客觀的驗證，大家說對不對？

《蘋果批》要在此公開呼籲，應科院董事局立即將楊日昌解僱，理由是他作為行政總裁不但未有履行職務，令應科院在企業管治出現嚴重漏洞。不過，應科院董事局監察不力，也應該集體辭職，以向公眾交代。作為官方代表的兩位執行董事何宣威和王錫基，又是否可以當作事情完全沒有發生呢？又或者他們以為過幾天市民便會將事情淡忘，他們又可以繼續好官自為之？《蘋果批》在這裏寫包單，應科院和創新科技基金將會是我們的重點工作之一，我們認為這兩件公帑寄生蟲一天存在，只會是香港的恥辱，要是有人不同意的話，請直接和我們聯絡。

應科院的荒謬，不是獨立存在的現象。在香港這，口號喊得比人響亮，一句︰「建立出色的科研隊伍，透過他們進行以顧客為導向的世界級研發活動，務求持續地創造大量可轉移到業界的知識財產。」就足以教我們的政客神魂顛倒。2000年2月23日，功能組別立法會議員提出辯論動議，要政府推動半導體工業，結果每個政客各自表述高科技有多好、多奇妙，政府的責任有多大等等，動議在沒有反對下通過。

曾經有個法國佬Bastiat講過︰政府是個假大空的故事，裏頭的每個人都嘗試其他人的著數 (The state is the great fictitious entity by which everyone seeks to live at the expense of everyone else.) 。政客的腦袋永遠只知道將所有事情跟政府拉上關係，眼睛也只會瞄著庫房的門鎖，滿口促進經濟發展的讀白，但從來都不會思考究竟政府是否有能力和責任去搞這些多餘的假大空。

應科院是失敗之作，可是政客和政府都沒有學到教訓，現在又有政治既得利益者跑出來，要求政府推動電影工業。《蘋果批》夠膽斷言，這個電影業發展基金不用等到2012年便會成為應科院般的假大空。今天支持這個政策的政客，我們也在此立字為據，他朝這筆帳必定有人跟你們算清算楚！

房委會孽債

一次八萬五，政府要停止居屋政策，本是對路。原則上，除了民粹政客的信口開合，天下間找不出任何一套公義理論，主張政府有負責幫助市民置業。不置業的人，不等於要流離失所；置業的人，也不等於會一世無憂。不過，這是以前的事，也無謂多講。停止居屋政策，另一個對應的發展，就是透過領匯為房委會暫時續命，這個才是今天的重點題目。

領匯的原罪，是房委會留下來的孽。話說當年樓市夠火紅，房委會賣居屋的收入已經夠其任意揮霍，商場停車場這些設施的收入，官僚又怎會放在眼裏？反正沒有壓力，官僚犯不著去加租，更犯不著去觸動政客的神經，總之好官好自為之，大家相安無事便是，不過也養成了一班靠「尋租」為生的既得利益者。

「尋租」是一個經濟學概念，簡而言之就是透過特殊的因素，去製造額外的利潤。有時候，尋租有益有建設性，例如發明獨門秘方、人家抄襲不到的優良管理手段等；不過，另外一些情況下，尋租不但毫無價值，而且破壞社會和諧，像靠政客人為製造傾銷，以政治壓力扭曲現實。聽來匪夷所思，可惜又確實存在。

昨天的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上，王國興質疑領匯加租，是只向股東負責，不理小商戶和小市民。事實呢？搞到滿城風雨的鳳德樓，換了新經營者多聘了60
人，比之前高出30%，而且不少是以前經營者的員工。翻查數據，原來以前的那一間鳳德樓，收的是低於市價的租金，但也不見得對消費者特別大方，收費跟其他地產商旗下商場的酒樓相約。

其實早已有傳媒揭發了領匯商場內的酒樓「判上判」的問題，手上拿著低於市價租金的領匯舖位，轉手租出來賺差價，一來一回甚麼都不用做就可以「尋租」。歸根究底，有錢誰不會賺？就算租金低，也不代表酒樓對消費者格外恩惠，這就是市場規律，政客是不明白，還是根本不顧現實只會盲目地民粹？

讓人家賺點錢沒有甚麼不妥。不過，當年作為大業主的房委會，就是在這種「尋租」活動下失去了這一筆收入，本來可以作為提升商場的資金也被中間人賺去，也就是在這種民粹政治下變成三流的商場。

就是這種民粹政治，保護既得利益者，卻犧牲就業，也犧牲了居民和消費者的權益。究竟，領匯加租，換經營者，政客又憑甚麼插手？說到底，政客整天打著的所謂企業社會責任口號，是一個人人都可以隨便定義的概念，有些人的眼中，企業要行善，要製造就業，要推動經濟……總之所有的社會問題，企業都有責任去解決。

毫無疑問，任何一個人，任何機構，既然在社會中存在，就對其他的成員有一定的責任。不過，要企業為林林總總社會問題負責，背後的思維，其實就是認為企業有資源，也是從社會中賺取盈利，所以企業要「做一點事」。說得白一點，就是賺錢的企業欠了社會，要回饋社會也是理所當然。

企業賺錢便是虧欠了社會的說法，所忽略的，就是在每次交易當中，企業和消費者其實各有所得，前者得到了盈利，後者得到了各色各樣的享受和生活方便。至於企業和員工的關係，也是建基於這種互利的原則，前者受惠於僱員的勞力成果，後者得到了工作的報酬，各有所得，說不出誰欠了誰。企業與投資者，也是各取所需。市場，就是建基於互惠；認為企業在市場中有所虧欠，本質上是馬克斯主義的變調，只不過是包裝技倆得宜，不易察覺。

前天《壹蘋果直播》，領匯企業傳訊主管繆美詩說︰「以食肆為例，過去一年半之內，一直都存在的，例如一盅兩件、粥品、茶餐廳，繼續在領滙商場內開業，日本、泰國、扒房、甜品等，都會陸續引入，過去其實街坊都會光顧這些食店，不過居住範圍沒有提供，要搭一程車才可到達，一家人花在車資上的錢，倒不如用在食方面……希望讓居民有多一個選擇。」

套用阿當史密斯的說法，領匯不是出於善心去為居民提供更多選擇，背後的目的是提高租值，不過結果卻是令消費者有更多選擇。可以大膽說，企業唯一的社會責任，就是向最終的消費者提供最好的服務和產品，這樣便解決了社會下不少的問題；餘下其他問題，就是冀望要政客忽然良心發現，也面對現實，不再為了政治支持犧牲消費者利益。

精英的貴族謊言

理論上，稱得上是精英者，既要學富五車，又知人情世故但仍擇善固執。這種人雖難求，但千萬人中總有一二。不過，就算找到了這些不世出的精英奇才又又何？你有你做人中龍鳳，我有我過尋常百姓家的生活，精英儘管有過人的本事，又憑甚麼管我的事？

要明白精英身份地位的根，就要追索至西方歷史的首個左派思想家柏拉圖。柏拉圖和《共和國》，知道的人多，但看過的人少。大家只知道他建構了一個理想國的藍圖，但不知道原來這個理想國的中心思想，就是要接受過哲學教育的精英，帶領群眾統治社會。

精英要令其他次等的人心悅誠服，乖乖聽從精英的指導，柏拉圖就提出所謂的「貴族謊言」(noble lies)︰當社會上所有人相信，大家都生活在一個大家庭，不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天賦，有些人天生注定是統治人才，這些人就是精英；有些人意志堅定，他們就是精英的輔佐；有些人天生次等，要是由他們來管治的話，難免會破壞公義社會的和諧，所以要他們做順民，已經是最上算的安排。

為何柏拉圖會有如此奇特的見解？話說柏拉圖出身望族，也有點家底，參與過小圈子民主。不過在公元399年，柏拉圖親眼目睹了他年輕時的老師蘇格拉底被公審判處死刑，自此之後柏拉圖對雅典式的民主改觀，也開始了他的胡思亂想。柏拉圖的理想國構想，其實有不少是抄襲自當時的軍事極權強邦斯巴達的社會模式，現代人若對斯巴達社會有點理解，相信大多不會嚮往那種集體生活。

可惜，一如西諺所說︰歷史由勝利者執筆(History is written by the victors)。無論是柏拉圖的理想國抑或斯巴達的強政勵治，在歷史的每一段落，都總有人為理想國強政勵治更新註腳︰由中古的君權神授至現代的萬能官僚政府，由德國的馬克斯到英國的費邊社，精英總有政治市場。就算是沒有接受過柏拉圖教育的中華民族，在流流長的幾千年，也有其異曲同工的修正儒家主義。自漢武獨專儒術，中國歷史全是官僚干預社會的紀錄，不過處處用上孔孟式的辭藻，句句忠孝仁義，兩千年來，中國的文化便浸泡在這個醬缸，令精英以為，手上有大條道理便可以對人家的事指指點點。時至今日香港這個國際都會，華人社會的為政者仍然脫不了這種意識形態。君不見新加坡資政李光耀管得那麼細那麼深，就連百姓生兒育女的決定，他也要插手管一管才心安。

早兩天，曾蔭權在《香港家書》中說過去四十年來的公務員「精英式」的訓練令他們相信自己是香港利益捍衛者，相信自己有過人的能力，也相信自己的判斷力比別人優勝，至選舉的過程才明白到站出來競選，就是給市民一個拒絕的機會。曾蔭權說是時候要修正過往公務員那套信念自以為對社會做了最佳選擇，群眾不用再討論的心態。言詞之間，似是有心放下身段，走進人群的意思。

曾先生，這種180度的轉變，既是矯枉過直，也沒有真正擊中問題核心，更沒有改變精英心態的本質。當然，要閣下拋下兩千年多的中西歷史道德包袱，又談何容易？不過，走進人群，也絕非精英主義的終結。近代歷史上多數的悲劇，都是由精英和民粹合演，我們只怕香港走上這條錯路。說了這麼的一大篇，我們無非是想向閣下說明，精英不精英，根本不是問題所在。有原則的施政，為政者反而應該問︰「尋常百姓家的事為甚麼要管？又憑甚麼去管」

凡事如此停一停、想一想，特區政府可能會運作得更有效，社會更和諧。

亂拋書包的港產時評人

大前研一這個日本人的名字，聽過的人不算多，看過他的著作的人可能更少；不過，其著作《M型社會》題目醒目易名，多次被本地時事評論人和政客引述，用來支持所謂貧富懸殊論點，要政府多搞扶貧甚麼的。

當然有「M型」這個象徵式的口號，就算人云亦云也顯得格外有說服力。不過，真正讀過大前研一這本著作的人，難免會懷疑香港的時事評論人和政客，究竟有否讀過這本書，還是讀完之後隨便來個斷章取義，將香港人全部當作牛頭角順嫂，以往拋出個名堂便自說自話。

究竟《M型社會》一書講的是甚麼？大前研一著作中提及的「M型社會」，指日本社會因為政府的過度管束及官商勾結，令到社會流動性受阻，所以中產出現「下流化」的現象，社會也出現上下層增長比中層快的情況，最終社會可能變成只有上下層但沒有中產的所謂「M型社會」。

大前研一認為日本的經濟極度封閉，而且既得利益者的反貿易政策太深太霸道，浪費大量資源。缺乏自由選擇，也令到日本人的生活成本大大提高，特別是一群在八十年代以天價買下房產的日本人，生活更見艱難，也自然有下流化的壓力。

以農業市場為例，大前研一在顧問公司工作時，曾經做過一個調查，研究日本的家庭主婦對牛肉的消費觀感，發覺日本人對外國進口的牛肉有非理性的抗拒，並提出這是日本官商多年來就農產品的反貿易宣傳的結果，而且在這世上數一數二的封閉市場，衍生出來的除了高昂的農產品價格，更有極度扭曲的政策。話說在東京外邊一帶，本來中產可以選擇在這些地價比較低的地段建屋居住，由於農業政策扭曲，令到這些地段只可以作耕地，也令中產被迫要在東京市內捱貴樓。

那麼針對這一群人的政策又應該是甚麼呢？大前研一曾經寫過幾本有關全球化的書，所以不難估到他對「M型社會」開的藥方，就是開放日本市場，擁抱全球化。上述農業市場的例子，大前研一提出「輸入農地」，讓日本人的糧食在外國耕種，說穿了其實就是輸入農產品，解放出來的人力資本和土地也可以有更高增值的用途，就是這般一舉三得的提議，偏偏香港的時事評論人和政客沒有看到，又或者他們根本沒有看過這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