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伐木工政治

香港的伐木工政治

星期三出爐的施政報告，應該會再引起政改的辯論，也是時候拆破功能組別這個政治的毒瘤的偽裝。

首先香港人應該要明白為什是「伐木工政治」(Logrolling)。在機器還未普及用於伐木業之前，一個工人把樹斬下來之後，要召集附近的其他工人，一起合力將木推走。工人之間互相幫助完全出於自願，這樣的做法也成為了伐木工之間的文化。經濟學家在研究政治運作時，也發覺到政客也有這種「伐木工政治」。

政客為了討好推動自己的選民，要不時推出一些針對自己選區界別政策。這些針對性的政策大多是特別的津貼和優惠，一般來說都不會容易得到廣泛的支持，所以他們便仿傚伐木工的一套，以互相幫助作交換條件，邀請其他選區界別的議員支持自己的政策。這樣的文化之下，只要政策本身並不構成直接的利益衝突，政客是凡事都有相量。

這樣權力共享交換，鼓勵既得利益的座大，也蠶食了民主體制。在全民直選的制度下，最多是不同地區的居民得到些小恩小惠，但在功能組別之下，就會變成既得利益的互相包庇。多年來的功能組別伐木工政治，三十個功能組別的議員，每一個都代表著明顯的既得利益。如果說外國的政治說客的影響力大，我們便應該看看香港的政策環境。

既得利益並不限於大企業，還有各式各樣的專業和界別。政客一向以來都嘗試製造一個假象，令人以為組別中選民數目多便有代表性。事實上功能組別中無論有多少選民，本質上都是功能組別，以政治保護既得利益跟民主政制的原則相違背。

民主政制的精神，是透過議會制衡行政機關的權力，而不是以政府作為利益輸送的工具，功能組別只會令到政府在既得利益之下不斷膨脹。說香港的經濟自由不斷萎縮，絕對有根有據。

不受干預的和諧社會

不受干預的和諧社會

曾蔭權在1967年加入政府，當時的財政司正是郭伯偉爵士。這位偉大的財政司緊守積極不干預的思維，抗拒了各種民粹潮流，令香港成為了世界最自由經濟體系的典範。不知道曾蔭權對積極不干預思想有多大認同，但自從他當上首長級官員之後，雖然口頭上支持自由經濟，但他負責的政策通通是大政府。

曾蔭權今天宣讀他第一份施政報告，相信主題仍然離不開如何建構一個和諧社會。但究竟一個和諧社會代表了甚麼？相信各位司長局長也不一定有一個簡單的共識，國家領導人給曾蔭權的實在是一個難題。曾蔭權出身公務員，人在制度之內幾十年，可能看不到政府的本質，更可能不會明白，政府本身就是破壞社會和諧的最主要因素。

古代帝王行使權力時要訴諸天命。現代政府的唯一分別，就是用民意包裝權力。當政府的權力用在保護人民生命財產，這種權力的應用是恰當的。可是政府的權力更經常被用作強迫人民，要人民做一些違反自由社會的行為，這時候政府便成為了破壞社會秩序的元兇，就算用民意包裝起來，本質上仍然是暴政。

主觀願望當然是希望曾蔭權在這兩年任期內，不會有些甚麼大動作。可是他現在有中央撐腰，形勢比人強。被視為反對力量的民主派又青黃不接。最令人憂慮的是曾蔭權要借機實行所謂強勢統治，一意孤行實施各種假大空。從早前政府處理西九龍的手段看來，曾蔭權似乎仍想有點作為。

回歸之後人才流失，留下來被擢升的官僚，亦享受到從政的樂趣。以往真正政治中立的香港政務官，最基本要求是要抗拒既得利益的貪婪，要堅持政府的公正持平。對曾蔭權的真正試煉，要看他是否能夠一如競選時的承諾那樣，以多年的公務員經驗來管理特區政府，讓香港再返回積極不干預的和諧社會。

小心西九龍這個泡沫！

小心西九龍這個泡沫！

事後孔明去看經濟泡沫，往往見到投資者孤注一擲，將畢生積蓄押在完全不合理的市場亢奮上。歷史上最早的一個泡沫，是十八世紀英國的南海泡沫，連牛頓都在這次投資中輸掉二萬鎊。

不少經濟泡沫，都是政策傾斜的後遺症。當年英國皇室御准南海公司，在南美洲享有獨家的貿易權，股民以為這家公司跟皇室的特殊關係，會帶來更多的特權，所以便一窩蜂入市，之後發現公司資不抵債，泡沫亦隨之爆破。泡沫是經濟的鴉片，吸食者人人興奮，也不會想想後果是怎麼樣。

歷史不斷重複，一個接一個的泡沫，被政策傾斜吹大之後又爆破。地產是香港泡沫的主軸，曾經有數碼港帶動的科網地產泡沫，今天又有西九龍的文娛地產泡沫。無論政府以為把西九龍的肥肉分成多少塊，便可構造一個怎樣的和諧局面，不可否定的是，政府明確取態，混合的地產發展概念，包裝成甚麼港、甚麼區，便可以得到特別照顧。反過來說，文娛、康樂、旅遊、科技、醫療、體育等各行各業，只要能夠游說政府重點發展，亦可以登上龍門成為概念行業，和地產混合發展。

如果大家已經忘記了混合地產發展政策的教訓，忘記了政府對非地產項目的定義，我建議大家到數碼港一遊，回味當時政府官員信口開河，說要發展香港的甚麼科網，今天仍然是空殼一個，看看那水盡鵝飛的酒店商場寫字樓，再看看那炒味濃郁的住宅！

數碼港讓盈科成為科網泡沫龍頭，爆破之後的教訓卻要小股民承受。西九龍的贏家是誰無人知，但輸家肯定是香港人。新一輪的尋寶也即將開始，下一個經濟泡沫亦在醞釀。價值投資之父 Benjamin Graham 在他的經典《智慧投資者》中，告誡投資者要從市場不理性中獲利，但不要參與其中，因為泡沫一旦爆破，將來的日子非常難過。

最高工時是最差政策

最高工時是最差政策

大多數自由市場經濟國家，國民工作的意義，不是單為薪水收入。有工作的人，通常都會以工作崗位作為身份象徵。在大企業享高薪厚職的，更加會以自己的工作身份為榮，亦有不少人以事務繁忙來肯定自己的重要性。
從發達國家的數據來看，過去幾年，工時都有上升趨勢。主要原因是經濟發展推高了人力需求，這跟工作性質的改變也有莫大關係。有不少行業，例如資訊科技和財經服務，因為需要跨國合作，員工往往要全天二十四小時候命，這些改變亦間接增加了其他支援崗位的工時。

香港作為國際都會，工作時間亦在這個趨勢下增加了不少。民主黨提出，立法規定每周工作時數，不能多過四十四小時。這個建議明顯地是為他們的票源──中產階層提出的，它可能會博得一些掌聲，但究竟情況又是否會如民主黨所料那樣？

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的研究指，降低工時會直接導致生產力下降，亦會引發通脹和長遠競爭力下降。倫敦的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亦發現，最高工時法規反而會令失業上升。

法國在一九九八年通過規定每周工作三十五小時的法例之後，德國總理施羅德說：「這方案應該對德國的就業有幫助。」相信新加坡的官員，亦會為他們的國民支持香港的最高工時法案。

一位從事傳訊工作的前輩說，要吸引公眾注意，最重要的手法，是突出事件的矛盾衝突。從鄭家富昨天在經濟及就業委員會的表現看，他是盡得這一招的精髓。民主黨推動最高工時立法時，巧妙地將政府和商界放在一邊，而另一方面訴求基層勞工的辛勤。政府現在陷入被動的一方，無論如何反駁，都會被民主派冠以「偏幫商界」的罪名。當然，若然政府不是經常地偏幫某些既得利益集團，這樣的指控又怎會如此容易成立？

香港不要學新加坡

香港不要學新加坡

金融風暴後，新加坡多方面借鑑香港成功經驗，並加以模仿，如以減稅吸引外來投資；嘗試使用不同的方法，掩飾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特區政府卻有優勢而不自知，去模仿新加坡的家長式大政府。此消彼長下，香港連自己最引以為榮的自由市場精神也斷送了。

強積金便是最典型的「人有我有」抄襲式香港公共政策。在新加坡推行公積金仍未見其利時，香港政府及政客便急於去抄襲，結果發現新加坡的公積金制度百病叢生，怎樣改革也改不好，這時已恨錯難返。

在剛結束的「亞洲經濟自由網絡」會議上，一位德高望重的自由經濟權威透露，在董建華即位不久，他們曾經討論香港問題。在談話前，董建華已表示，新加坡的模式比西方自由社會更適合香港。董建華雖然已經不在其位，但這種想法是否依然是政府的主流思路，就有待新領導班子用行動去解答。

因為貪污惡化、政府政策偏袒等因素，香港在今年的全球競爭力排名上排名大跌；相信這亦會影響香港在經濟自由度上的排名。筆者跟一位負責經濟自由排名的研究員開玩笑說：「如果香港真的失去世界自由經濟冠軍的名銜，請將消息第一個告訴我。」可是他說：「這便代表了新加坡會是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系。這又是不是大家所希望見到的自由市場典範呢？」

香港的自由市場聲譽，是市民多年努力的成果，也是世界各國學習自由市場的目標。我們有道義上的責任，繼續頂世界最自由經濟體系這一冠冕。就算真的失去了排名，只要尊重人民和市場的精神還在，我們仍然可以將失去的榮譽追回來。可是，如果香港繼續希望學習人家的強權統治，就算名義上繼續是世界自由經濟的榜首，盡其量也只不過是個假冠軍，絕對不會得到人家的尊重。

哥連拿的忠告

哥連拿的忠告

足球包青天哥連拿早前宣佈退休，體育雜誌找他做訪問，他道出了作為最受歡迎球證的秘訣：「球證有時候也會犯錯。如果要球員肯接受球證的過失，唯一的原因是球員信任球證。」

在球賽當中，無論對陣雙方是勢均力敵，還是強弱懸殊，做球證的責任，是肯定手球和從後攔截等不君子行為，會有效地被抑止；明顯妄顧安全的危險動作，更加要以紅黃牌以警效尤。

贏得球員信任的球證，一定要絕對公正持平。政府和球證的工作，一定程度上非常相似。政府也會犯錯，問題是市民會不會原諒這些過失，如果市民得不到市民的諒解，原因又是什麼？

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競爭力報告，香港的排名今年大幅下跌七位。筆者在剛結束的亞洲經濟自由網絡會議上，跟有份負責編制報告的Irene Mia 討論香港排名大跌之迷。她指出雖然競爭力的排名受主觀的因素影響，但如果多數的意見都不約而同地指出一個問題，那麼背後一定有一件重要事件發生。

今年競爭力排行的調查早在年初進行，當時政府還在硬銷西九龍。有理由相信，政府在西九龍的立場和手法，令市場人士認為政府已經背離了小政府，對不同財團有偏袒。

政府不能持平公正，就不會得到市民信任，做錯事也不會得到市民原諒。可以說今次香港的排名大跌，其實等於政府管治亮了紅燈。國家領導人要港官建構和諧社會，現在看來最大的阻力是來自政府傾斜的立場，至少市民是這樣看特區政府。

特首曾蔭權將要發表他第一份施政報告，相信主題也是和諧什麼的。可是口號的和諧又有什麼意義？哥連拿的忠告他也可以不聽，世界經濟論壇的建議他可以說沒有根據，但國家領導人的最高指示他不敢不從吧！

地產政治新規則

地產政治新規則

施政報告未出，地產商便虎視眈眈西九龍的肥豬肉。不用是地產專家，都可以從地產商的態度，知道西九龍是難得一見的賺錢機會。

香港地小人多的假象早已深入民心。論人口密度，香港跟首爾、台北和澳門不相伯仲。加上多年來移山填海造地，香港的土地雖然有限，但供應絕對足夠。只不過在九十年代，聯繫匯率令港元大副折讓，港元為本的資產變相抵買，聯合聲明亦規定了批地的數量，樓價亦長升長有。

回歸前樓價長期只升不跌，令所有人都以為高地價高樓價是自然現象。當董建華履行競爭承諾，以八萬五認真對付高樓價，香港人才明白到，政府的威力可以創造神話，亦可以令夢境幻滅。

經濟不境，政府願意以暫停賣地來托市。雖然就算政府當時繼續賣地也一定賣不到好價錢，暫停賣地是可以理解的。政府面對龐大財政壓力，知道最終仍要靠賣地幫補家計。權宜之計是勾地，由政府決定賣那塊地底價多少，什麼時候拍賣則地產商話事。

彈性大了，本來應該可以使土地供更加貼市，勾地卻劇化大小地產商的利益衝突。因為大地產商除了可以買地建樓，更可以靠換地、改變土地使用以及跟鐵路公司合作等來繼續擴張版圖。土地的遊戲規則改變了，變成了大地產商主導的市場。中小型地產商的生存空間變得狹窄，也不時聽到酸葡萄的是是非非。

地產商的恩怨又豈是我們小市民理得來？土地是政府收入的一大部份，地產亦是不少小市民的積蓄投資，政府最大的負任是確保土地供應不會受政治和既得利益的影響。

西九龍既然是地產項目，便要以市場的方法去處理。為了地標天幕，不符合效益，造就既得利益，更破壞市場秩序，所以西九龍應該永遠落馬，免得明年世界經濟論壇再將香港貶低幾位，眾港官又要慌忙解畫。

恐龍早已絕種

恐龍早已絕種

陳偉業訪粵時說，要政府考慮將工業帶回香港，令人想起侏羅紀公園中，狂人誓要將恐龍帶回人間的。

香港不是沒有發展工業的條件，問題是今天在香港發展工業，工廠也不會像七十年代的山寨廠，對員工的要求亦不一樣。就算陳偉業將這些工業帶到香港，也不會為基層低技術人士帶來沒何新職位。

市場跟大自然的運作有很多相類似的地方。市場裡的人、產品、服務和企業會不斷進化，妄想粗暴干擾這個過程只會帶來反效果。人面對市場和生態圈，最佳的態度，是明白和信任大自然的法規，並和諧地跟其他物種共處。

從事自然保育工作的人，都知道強行將物種帶入一個新的生態圈，會破壞平衡亦不能達到保育的目標。電影傑侏羅紀公園，便將這個訊息清楚說明：將已經不存在的恐龍帶回這個世界，是好心做壞事，會累人累物。

工業沒落跟恐龍絕種一樣，是自然發生的事。當然有令人傷感的地方，但是也代表了其他行業的誕生。恐龍絕種之後，世界上出現了生存能力更高的哺乳類動物。雖說回憶總是美好的，客觀地看香港現在可以選擇的工作多了，工作的環境亦比以前好。工業遷出香港，是因為香港進步了。

另一方面，工業遷到深圳和東莞，卻帶旺了當地的發展。無論長三角的支持者如何唱好，事實搬在眼前是廠商自發地地在廣東設廠，總比長三角的規劃經濟發展來得扎實。八十年代初的深圳和東莞，要不是有機會跟隨香港的舊足跡，那有現在全國最高的收入水平？

政策傾斜支持工業，跟其他的利益輸送無分別。廠家如果因為政策優惠來港設廠，優惠只會永遠延續下去，一旦優惠取消工廠便會再度遷出。香港不要新的特權階級，更不應只為虛幻的羅曼蒂克，浪費納稅人的錢將絕種的恐龍工業復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