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工時是最差政策
大多數自由市場經濟國家，國民工作的意義，不是單為薪水收入。有工作的人，通常都會以工作崗位作為身份象徵。在大企業享高薪厚職的，更加會以自己的工作身份為榮，亦有不少人以事務繁忙來肯定自己的重要性。
從發達國家的數據來看，過去幾年，工時都有上升趨勢。主要原因是經濟發展推高了人力需求，這跟工作性質的改變也有莫大關係。有不少行業，例如資訊科技和財經服務，因為需要跨國合作，員工往往要全天二十四小時候命，這些改變亦間接增加了其他支援崗位的工時。
香港作為國際都會，工作時間亦在這個趨勢下增加了不少。民主黨提出，立法規定每周工作時數，不能多過四十四小時。這個建議明顯地是為他們的票源──中產階層提出的，它可能會博得一些掌聲，但究竟情況又是否會如民主黨所料那樣？
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的研究指，降低工時會直接導致生產力下降，亦會引發通脹和長遠競爭力下降。倫敦的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亦發現，最高工時法規反而會令失業上升。
法國在一九九八年通過規定每周工作三十五小時的法例之後，德國總理施羅德說：「這方案應該對德國的就業有幫助。」相信新加坡的官員，亦會為他們的國民支持香港的最高工時法案。
一位從事傳訊工作的前輩說，要吸引公眾注意，最重要的手法，是突出事件的矛盾衝突。從鄭家富昨天在經濟及就業委員會的表現看，他是盡得這一招的精髓。民主黨推動最高工時立法時，巧妙地將政府和商界放在一邊，而另一方面訴求基層勞工的辛勤。政府現在陷入被動的一方，無論如何反駁，都會被民主派冠以「偏幫商界」的罪名。當然，若然政府不是經常地偏幫某些既得利益集團，這樣的指控又怎會如此容易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