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澄︰
電視在直播政策發展綠皮書的發佈會，爹爹坐在三呎之外，嘗試將一字一句咀嚼，生怕遺留了些甚麼，參透不到箇中玄機。爹爹的工作是寫評論文章嘛，要盡力把事情做好，又怎可以不聚精會神去將問題搞清楚？
可惜，太悶了。記者哥哥姐姐、司長和局長，都是高手過招，不過，仍然是太悶。對不起，爹爹不是不關心民主發展，只不過想不出，究竟那裡有人會對這個發佈會有甚麼共鳴。
在差點昏迷暈眩的一刻，同事姐姐將今期《壹週刊》送過來，也正好解解悶。隨手一揭，見到一個似曾相識的面孔︰文叔叔。
文叔叔，上過電視廣告，《蘋果日報》的同事也訪問過他，在你最喜歡的麥當勞工作，有很多人認得他。不過，爹爹想到你長大後，會明白這封信時，文叔叔的事想也在大家的記憶中退去，或者到時，就連爹爹也會忘記曾經為這麼一個人感動過。
文叔叔在兩歲時發高燒，影響了智力的發展，也造成了身體上的障礙。文叔叔像你一樣，有個弟弟，可惜出世不久便去了彩虹橋。每次見到文叔叔的報道，爹爹總不由自主多看兩眼，也每次都忍不了眼淚。可能是爹爹向來眼淺，也可能是你的出現，令爹爹對人生問題多了想法，見到不幸的事，總會代入其中，有時是故事主角，有時是故事主角的父親。
可能爹爹說得不對，太主觀了。幸福不幸福，不是由旁人說三道四。訪問裡面，文叔叔說︰「行得走得，仲想點？」老師沒有特別照顧他，他卻說︰「一班四十人呢！」沒有怨人，更沒有怨天，只是希望身體健康，自食其力。天真率直，才是最幸福。
《壹週刊》這篇文章不長，爹爹看完了，那個發佈會還沒有完。轉過頭，繼續聽司長和局長的解釋。可是，這回他們的話，爹爹更聽不進耳。記者哥哥姐姐問的都很重要，不過，總是覺得差點甚麼。可能，爹爹腦海中仍然是文叔叔的那篇訪問，發佈會內容太過抽離、太過高深，彷彿不著任何痕跡，反而是文叔叔那些簡簡單單的說話，卻很實在。
爹爹開始在想，為甚麼這個關係著每個人未來的事，不可以用簡單一點的方法去想？民主或民主程序，代表些甚麼？如果不是直截了當地去解釋，再講下去也只會是同樣的那一班人在兜兜轉轉。不是嗎？由爹爹還未認識媽媽，到你的弟弟也出世了，還是同一班人在咬文嚼字，結果有甚麼改變嗎？
爹爹寫評論，試過去解釋民主是甚麼，也試過去解釋為甚麼香港要有民主發展。可能爹爹也犯了同樣的毛病，用了些高深的說話去寫，或者，趁今天大家都在講這個問題，爹爹應該拋低包袱，像文叔叔那樣率直地去講出自己的想法便是。又或者，大家都應該直接點。
澄澄，你要知道，我們生活的世界，有不同的人，有你，有我，有文叔叔，有立法會和政府裡頭的伯伯姨姨。就像文叔叔在訪問講到生活上的歧視時說︰「我唔知佢點睇，我又唔係佢，佢又唔係我。」就算你是我的女兒，我也不知道你的理想和希望，未來的事，本來都應該由每個人為自己決定，就算是父母也不應該多管。只不過你現在年紀還小，爹爹和媽媽才為你出主意，要是到了一天，你有自己的想法，那是你的自由，我們也不想太過干涉。父母，總希望子女有自己的想法，沒有自己想法，是很危險的事。
我們要是各自各單獨地過活，那不單是孤獨，大家能夠生存多久也成疑問。所以，我們都願意去接受其他人在我們的生命裡出現，就像媽媽決定永遠和爹爹一起生活，不過，兩個人的想法也不會時時刻刻都一樣，所以當有不同想法，爹爹媽媽便要說出想法，然後去為事情做決定。媽媽有道理的時候，便隨媽媽的意思去辦，當爹爹說服得到媽媽，爹爹便作主。
我們生命中出現的，除了家人之外，還有朋友、一起工作的同事、鄰居，甚至素未謀面的陌生人。我們為自己做的決定，有時候可能影響到其他人，每個人的想法也可能不一樣。當然，大多數時候，我們會影響到其他人，他們也有選擇的自由。
去遊樂場玩的時候，你在跟其他的小朋友一起玩，有一個小朋友想加入，要是大夥兒願意的話，那當然最好；不過，要是其他小朋友不讓她加入，這是他們的自由，也沒有甚麼對與不對。你可以去跟這個落單的小朋友去玩，也可以選擇說服其他小朋友去接受她。不過，千萬不要去強迫他人，夾硬要其他小朋友跟她玩，那只會令她更加難受。同樣道理，你也不可以因為自己的小朋友人多，便去欺負其他人。試換轉角色，若你是落單的那位小朋友，你會有怎樣的感覺？所以，我們要對人有禮，要謙讓，要懂得接受其他人。文叔叔就是懂得這個道理，所以雖然有人歧視他，不過同樣有人接受和喜歡他。
可是，有一樣事情，我們卻沒有多大的選擇自由。像你一生出來便是香港人，這一點你沒有多大的選擇。就算過幾年，爹爹媽媽真的因為對香港的教育失望而要移民到其他地方，你仍然是另一個國家的人。一個國家裡面，有很多的人，有很多不同的想法，我們總不可以每天無時無刻，將所有事情都拿出來討論，所以我們就要有個方法去為大家的事做決定。
很久很久之前，人們認為應該由國王去做決定。童話故事裡，國王都好像和藹可親，人人都生活美滿。不過，國王一個人又怎可能知道所有的事、做完所有的事？所以在童話故事的世界，國王都不多管其他人的生活。
其實，童話故事的世界從來沒有出現過。以前的國王，總有一群人為他做事，可是他們又各自各有不同的想法，有時甚至不認同國王的想法。結果，有些人想到了個方法，叫做民主，讓不同的想法都有機會拿出來討論，大家考慮清楚之後才作決定。
民主，其實跟我們每天對人對事的應有態度一樣。爹爹之前說過，我們和家人朋友，誰講得有道理的，便隨他的方法去做，民主也是一樣。我們要接納其他人的想法，民主也是一樣。民主，不是將我們選擇的自由盲目地交給別人；剛好相反，民主是要我們去將自己的想法拿出來，以道理去說服其他人。要是有人放棄說服別人的機會，雖然可惜，但始終那是他自己的選擇，怨不得別人；要是有人說服不了別人，也不可以怪人家，只有自我檢討。
不過，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不可以仗著人多，便去欺壓人少的；民主的理想，是像文叔叔那樣勢孤的人，也可以有公道的機會將自己意願拿出來，讓其他人一起去討論。不過，反過來說，民主也不是要我們樣樣事都遷就表面弱勢人少的，畢竟這也是一種侮辱啊！我們每個人都有落單勢弱的時候，總不可以次次都要人家遷就。始終，真正的幸福，要自己去爭取，靠不得別人。
仗著人多和自恃表面弱勢人少，無論是做人，抑或在民主社會，都是不好的做法。香港就是這兩種人都太多，所以民主的事一直談不攏。民主，不是人多人少的問題，有沒有道理在手，才是民主的意義。有道理便多人支持，這是爹爹的希望。
澄澄，明天過後，可能大家又繼續去說高深的民主理論。可是，不管最終的結果是甚麼，也不管到你長大成人之後有沒有普選，我想這個問題，仍然會繼續。
爹爹
2007年7月19日
2007年5月15日
衛道之士是失敗傳道人
曾經有人問我，作為兩個孩子的父親，難道你會想見到，他們生活在一個道德淪亡的世界？難道你不怕那些色情狂和孌童魔的威脅嗎？衛道之士，聲嘶力竭地要求淨化香港，所持的理由，也是這些。
老實說，我怕，且怕得要死。
不過，暫且撇開我個人對世風日下的觀感，原則上討論近期發生的幾宗案件。網民在討論區展示的是超連結，卻被指控發布淫褻物品；還是負責檢控一方有心思，找了個肯認罪小人物，法理未經過真正辯論，結果警方發言人說此案可以對市民產生警惕作用，平時捍衛法治公義的政客，卻不聞不問，消聲匿跡。
另案《中大學生報》，學生編輯懂得社會的遊戲規則，輿論上險勝了一仗*。衛道之士唯有降調以曲線批之，說手法低俗、沒有水準**。奇怪是，手法和水準也是主觀標準，作為理據去怪罪學生編輯，倒不如堂堂正正氾道德反色情。以一套主觀標準，來取替另一套主觀標準，見技窮，更是理屈。此等平常義正詞嚴之士，今次也要轉移視線，可見政治正確的威力，也令人懷疑究竟氾道德主義者脊柱有沒有骨。
要搞清楚，《蘋果批》挺那位不幸被釘上的中年漢，是因為執法部門對發布和展示的邏輯有嚴重問題，至於超連結的八張性交照片究竟是否污穢，根本是無關重要。執法部門那抓小放大的態度，也是我們最擔心現象。
至於《中大學生報》鬧劇，討論核心則完全不同。除了道德高地上的衛道之士以降調來顯示他們的政治正確，挺學生編輯的輿論，對言論自由的理解也不見得高明，《蘋果批》倒覺得要為這個概念寫個註腳。
言論自由，沉重，易被誤解，更易被濫用。其難明之處，除了自由二字，言論也不是單止語言和圖像這麼簡單。言論自由，更不是隨便讓人胡說八道的放任。普通法之下，無的放矢以言傷人，是有罪的，那叫做誹謗；散佈流言引發恐慌的也有罪。每個人都要為自己言論傷害他人負責，這就是自由社會下的傳統精神；其他的言論，就算是離經叛道，也得捍衛，因為思想是言論的靈魂，自由，就是要讓人有思想和交流的空間。
除非說，讀了《中大學生報》就會令香港變成淫慾橫流的地獄，人人慾火焚身，否則，氾道德者又可以拿出些甚麼理據來拑制他人的發表自由呢？說穿了，其實是他們不喜歡人家說的話，換句話說，就是他們所說的令人不安。冠冕堂皇的話，只不過是要來掩飾主觀的看法。
不過，每個人的想法必然有所不同，否則我們也無謂要思想的自由，而當別人的想法和標準跟我們不同，只可以靠自己的說服力改變他人，而不是跑去要政府施強權高壓。衛道之士，要扼殺人家的言論自由，骨子裏，是因為他們說服不了他人，因為他們是失敗的傳道人。
話說回頭，作為兩個孩子的父親，我當然對道德淪亡極度不安，所以我早已決定要盡責去好好教導自己的兒女，讓他們明白到尊重不同意見的真正意義。至於教他們保護自己，那是常識，無論有沒有《中大學生報》或者成人貼圖區，一樣要做？誰會天真得以為淨化香港之後便沒有色魔？
* 《中大學生報》事件中，《蘋果批》最欣賞仍是「回水大行動」帶出的訊息。希望大家因此明白集體主義的矛盾，繼續反對政府共市民的產搞無謂的事。
** 伸延閱讀︰《踢爆香港傳媒》 http://hkmediabuster.blogspot.com/2007/05/blog-post_14.html
老實說，我怕，且怕得要死。
不過，暫且撇開我個人對世風日下的觀感，原則上討論近期發生的幾宗案件。網民在討論區展示的是超連結，卻被指控發布淫褻物品；還是負責檢控一方有心思，找了個肯認罪小人物，法理未經過真正辯論，結果警方發言人說此案可以對市民產生警惕作用，平時捍衛法治公義的政客，卻不聞不問，消聲匿跡。
另案《中大學生報》，學生編輯懂得社會的遊戲規則，輿論上險勝了一仗*。衛道之士唯有降調以曲線批之，說手法低俗、沒有水準**。奇怪是，手法和水準也是主觀標準，作為理據去怪罪學生編輯，倒不如堂堂正正氾道德反色情。以一套主觀標準，來取替另一套主觀標準，見技窮，更是理屈。此等平常義正詞嚴之士，今次也要轉移視線，可見政治正確的威力，也令人懷疑究竟氾道德主義者脊柱有沒有骨。
要搞清楚，《蘋果批》挺那位不幸被釘上的中年漢，是因為執法部門對發布和展示的邏輯有嚴重問題，至於超連結的八張性交照片究竟是否污穢，根本是無關重要。執法部門那抓小放大的態度，也是我們最擔心現象。
至於《中大學生報》鬧劇，討論核心則完全不同。除了道德高地上的衛道之士以降調來顯示他們的政治正確，挺學生編輯的輿論，對言論自由的理解也不見得高明，《蘋果批》倒覺得要為這個概念寫個註腳。
言論自由，沉重，易被誤解，更易被濫用。其難明之處，除了自由二字，言論也不是單止語言和圖像這麼簡單。言論自由，更不是隨便讓人胡說八道的放任。普通法之下，無的放矢以言傷人，是有罪的，那叫做誹謗；散佈流言引發恐慌的也有罪。每個人都要為自己言論傷害他人負責，這就是自由社會下的傳統精神；其他的言論，就算是離經叛道，也得捍衛，因為思想是言論的靈魂，自由，就是要讓人有思想和交流的空間。
除非說，讀了《中大學生報》就會令香港變成淫慾橫流的地獄，人人慾火焚身，否則，氾道德者又可以拿出些甚麼理據來拑制他人的發表自由呢？說穿了，其實是他們不喜歡人家說的話，換句話說，就是他們所說的令人不安。冠冕堂皇的話，只不過是要來掩飾主觀的看法。
不過，每個人的想法必然有所不同，否則我們也無謂要思想的自由，而當別人的想法和標準跟我們不同，只可以靠自己的說服力改變他人，而不是跑去要政府施強權高壓。衛道之士，要扼殺人家的言論自由，骨子裏，是因為他們說服不了他人，因為他們是失敗的傳道人。
話說回頭，作為兩個孩子的父親，我當然對道德淪亡極度不安，所以我早已決定要盡責去好好教導自己的兒女，讓他們明白到尊重不同意見的真正意義。至於教他們保護自己，那是常識，無論有沒有《中大學生報》或者成人貼圖區，一樣要做？誰會天真得以為淨化香港之後便沒有色魔？
* 《中大學生報》事件中，《蘋果批》最欣賞仍是「回水大行動」帶出的訊息。希望大家因此明白集體主義的矛盾，繼續反對政府共市民的產搞無謂的事。
** 伸延閱讀︰《踢爆香港傳媒》 http://hkmediabuster.blogspot.com/2007/05/blog-post_14.html
2007年5月10日
內幕交易 vs 場外投注
自由市場的最忠實支持者，也不會否定政府有若干些基本職能，一是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和免受傷害的自由，二是以仲裁人的身份，居中調停市民之間的私人糾紛，避免爭執演變成無法無天的局面，也就是英語中的taking law in to one's own hand。超越以上兩大類的職能，一般來說政府的干預都只會徒勞無功，甚至乎好心做壞事。
將以上「小政府」的原則套用於資本市場的運作，政府的具體職能便是懲治偷竊和欺詐，以及仲裁市場參與者之間的糾紛，再多的監管和干預也實在多餘。可惜，監管和干預是壟斷性的專業賴以為生的根源，所以從來都只會見法規越來越多也越複雜，到最終變成一般受過高等育的知識分子都不可能理解當中條文，專業人士便成功地人為創造了一個「新興市場」；法律如是、財務及稅務規條如是、建築規劃如是、甚至乎將要面世的港版反競爭法也如是。在法規處處的社會下行走江湖，再出心善良的老實商人，也總要有專業執照旁身，又或許袋口夠深夠闊，足夠羅致一團隊的專業人士隨時候命；始終犯法者無論知法與否，犯法就是犯法。
《蘋果批》無意全盤否定所有專業的存在價值。事實上，有不少專業知識，例如對法律原則的理解，實在是營商道德之基礎，其他專業如財務、會計和建築，就更加有其實在實用之處。問題是當壟斷性專業，由實在的建設性服務行業，退化成專門與法規和官僚角力的消耗性行為，社會也漸漸不可能從這些專業服務得到任何進步的推動力；相反，隨之而來的種種干預和限制只會是扼殺創造和社會正常運作的框框。當然，若龐大規管官僚和連串的專業壟斷對社會有裨益，就算要市場參與者負擔這些成本也無可厚非，套用制度經濟學派的說法，這些是市場運作必不可少的交易成本，沒有這些成本，也不會有市場的存在，這也是小政府原則的背後理據。
小政府邁向大政府，通常第一步就是要政府出手干預，防止社會上出現以大欺小，例如防止大企業令小商戶邊緣化、避免多內幕資訊的消息人士剝削無知的廣大散戶、禁制財雄勢大的商人欺壓無權無勢的消費者等等……表現上，這些訴求都看似言之成理，不過，忽略了原來社會上還可以有以多欺少的反抗行為︰小商戶聯合對抗大企業、散戶以分散的資訊來戰勝市場操控者、甚至消費者以最民主的一人一鈔票來賞善罰惡。事實上，越多規管的社會，既得利益者便越多保護，市場也越少競爭，結果小商戶的生存空間日益狹小，散戶更難獲得資訊，消費者的選擇也被限制，到頭來，政府干預反而變成了助紂為虐的建構。
再以資本市場的運作為例。過去的好一段日子，監管的重點在於上市企業的訊息披露，政府和監管機構也推出越來越多的規限和要求，時至今日，錯綜複雜的披露要求，已經令到上市公司的公告不是常人可以理解的官僚遊戲。事實上，美國自Enron、Tyco及Worldcom三宗上市公司醜聞後通過財經界簡稱SOX的薩班斯法案（Sarbanes-Oxley Act）。SOX令上市公司的管理層要為所公布的財務數據擔保，也大大提高了董事的責任和會計成本，可是整體的企業管治卻沒有因此得到任何改進。
內幕交易是另一個自八十年代起急速膨脹的資本市場規管思維。最初，有關內幕交易的條款規限企業管理人以欺詐手段售出股票，以及在短時間內投機圖利；至八十年代，有關的規限才漸漸演進為獲得第二手內幕資訊者也受規限，不過重點仍然是要限制以不恰當手段獲得及使用內幕資訊。要到2000年，美國證監才確立了任何人均不得利用內幕資訊圖利的苛刻規限。
已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佛利民，是其中一個最主張內幕交易合法化的人。他認為內幕交易越多越頻繁，股價便可以越有效地反映企業質素和其他外在因素的變化。另外有論說指在其他市場，例如原材料市場和國際貨幣市場，內幕交易的運作比比皆是，也無法阻止，更不見得有損小投資者利益，無端強加在股票市場的內幕交易限制，無異於將資本驅逐至其他市場。事實上，內幕交易不一定有損他人，而且內幕交易規限扼殺市場參與者獲取資訊的動機，最終只會令市場上的資訊更不流通，讓更少人可以公平地參與資本市場創富。
無論是SOX抑或內幕交易的規限，已經令美國失去世界集資中心的第一地位。香港人也應該趁這幾天問題鬧得熱哄時，反思及分析將要成立之所謂財務匯報局究竟是甚麼的一回事。
將以上「小政府」的原則套用於資本市場的運作，政府的具體職能便是懲治偷竊和欺詐，以及仲裁市場參與者之間的糾紛，再多的監管和干預也實在多餘。可惜，監管和干預是壟斷性的專業賴以為生的根源，所以從來都只會見法規越來越多也越複雜，到最終變成一般受過高等育的知識分子都不可能理解當中條文，專業人士便成功地人為創造了一個「新興市場」；法律如是、財務及稅務規條如是、建築規劃如是、甚至乎將要面世的港版反競爭法也如是。在法規處處的社會下行走江湖，再出心善良的老實商人，也總要有專業執照旁身，又或許袋口夠深夠闊，足夠羅致一團隊的專業人士隨時候命；始終犯法者無論知法與否，犯法就是犯法。
《蘋果批》無意全盤否定所有專業的存在價值。事實上，有不少專業知識，例如對法律原則的理解，實在是營商道德之基礎，其他專業如財務、會計和建築，就更加有其實在實用之處。問題是當壟斷性專業，由實在的建設性服務行業，退化成專門與法規和官僚角力的消耗性行為，社會也漸漸不可能從這些專業服務得到任何進步的推動力；相反，隨之而來的種種干預和限制只會是扼殺創造和社會正常運作的框框。當然，若龐大規管官僚和連串的專業壟斷對社會有裨益，就算要市場參與者負擔這些成本也無可厚非，套用制度經濟學派的說法，這些是市場運作必不可少的交易成本，沒有這些成本，也不會有市場的存在，這也是小政府原則的背後理據。
小政府邁向大政府，通常第一步就是要政府出手干預，防止社會上出現以大欺小，例如防止大企業令小商戶邊緣化、避免多內幕資訊的消息人士剝削無知的廣大散戶、禁制財雄勢大的商人欺壓無權無勢的消費者等等……表現上，這些訴求都看似言之成理，不過，忽略了原來社會上還可以有以多欺少的反抗行為︰小商戶聯合對抗大企業、散戶以分散的資訊來戰勝市場操控者、甚至消費者以最民主的一人一鈔票來賞善罰惡。事實上，越多規管的社會，既得利益者便越多保護，市場也越少競爭，結果小商戶的生存空間日益狹小，散戶更難獲得資訊，消費者的選擇也被限制，到頭來，政府干預反而變成了助紂為虐的建構。
再以資本市場的運作為例。過去的好一段日子，監管的重點在於上市企業的訊息披露，政府和監管機構也推出越來越多的規限和要求，時至今日，錯綜複雜的披露要求，已經令到上市公司的公告不是常人可以理解的官僚遊戲。事實上，美國自Enron、Tyco及Worldcom三宗上市公司醜聞後通過財經界簡稱SOX的薩班斯法案（Sarbanes-Oxley Act）。SOX令上市公司的管理層要為所公布的財務數據擔保，也大大提高了董事的責任和會計成本，可是整體的企業管治卻沒有因此得到任何改進。
內幕交易是另一個自八十年代起急速膨脹的資本市場規管思維。最初，有關內幕交易的條款規限企業管理人以欺詐手段售出股票，以及在短時間內投機圖利；至八十年代，有關的規限才漸漸演進為獲得第二手內幕資訊者也受規限，不過重點仍然是要限制以不恰當手段獲得及使用內幕資訊。要到2000年，美國證監才確立了任何人均不得利用內幕資訊圖利的苛刻規限。
已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佛利民，是其中一個最主張內幕交易合法化的人。他認為內幕交易越多越頻繁，股價便可以越有效地反映企業質素和其他外在因素的變化。另外有論說指在其他市場，例如原材料市場和國際貨幣市場，內幕交易的運作比比皆是，也無法阻止，更不見得有損小投資者利益，無端強加在股票市場的內幕交易限制，無異於將資本驅逐至其他市場。事實上，內幕交易不一定有損他人，而且內幕交易規限扼殺市場參與者獲取資訊的動機，最終只會令市場上的資訊更不流通，讓更少人可以公平地參與資本市場創富。
無論是SOX抑或內幕交易的規限，已經令美國失去世界集資中心的第一地位。香港人也應該趁這幾天問題鬧得熱哄時，反思及分析將要成立之所謂財務匯報局究竟是甚麼的一回事。
2007年5月9日
大國崛起之天長地久
早前有好朋友送了一套中央臺的紀錄片《大國崛起》，急不及待看了好幾集。後來才知道香港也有電視台將轉播權買了下來，從宣傳的頻數看來，這套片將會在輿論圈子中引來早一場討論。
話說，在03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進行了集體思會，討論自15世紀以來世界上九個主要霸權的興衰史，期後這種集思會在其他級別黨政部門進行，而這套公開播放的《大國崛起》，可以算是這系列集思會的有中國特色的公眾咨詢吧！
對香港人來說《大國崛起》系列，最能引起共鳴的應該是講述荷蘭崛起經過的《小國大業》。跟香港一樣，荷蘭國土面積細小，人口也不多，曾經是一個漁港，後來依據造價低廉的船隻和良好的商業信譽，逐漸演變成一個以貿易為主的轉口中心。富有的荷蘭市民，在十六世紀從貴族手裏買下了城市的自治權，建立起一個獨立於皇權的聯省共和國。就算今時今日，以用財富換取獨立自治的思維，仍然是極之超前。
聯省共和國成立之後，荷蘭人也曾將主權交予西班牙的菲獵二世，不過後來因為西班牙皇室強加於荷蘭的宗教迫害和苛徵重稅，荷蘭人終於發起了獨立戰爭，至1648年的韋斯特發里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荷蘭成為了獨立的國家，而大多數史家亦以1648年作為現代國際關係的開端。
在荷蘭獨立戰爭的八十年當中，經濟及國力的增長一時無兩。1602年荷蘭政府以公開集資的模式，成立了東印度公司。這間世上第一家聯合股份公司，壟斷了當時全球貿易的一半；衍生出來的還有世界上第一個股票交易所、現代銀行的制度、以及沿用至今的信用體系，荷蘭也憑藉這套現代金融和商業制度，在17世紀成為的當時最具影響力的國家。
雖然今天的荷蘭不再是甚麼霸權，不過那又有甚麼關係？荷蘭的人均國民生產值仍是世界上首十名之內，基本上也維持傳統的開放形經濟模式。不過，在這個逾半土地在水平面下的國家，全國也只得不足70萬人受雇於農業，可是全國的農產品出口總值，竟然只是僅次於美國和法國，排行世界第三。有如此高效及富足的經濟體系，霸權不霸權實在不大重要。
事實上，整套《大國崛起》中，可以算得上對世界經濟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的只有荷蘭、英國和美國，其他西班牙、葡萄牙、法國、德國、日本、俄國和蘇聯，盡其量在軍事及政治上對歷史發展發揮過影響力。從另一個層面分析，荷蘭、英國和美國，不但是現代自由市場和資本主義的先驅，也長久維繫了它們各自的經濟實力。
歷史的洪流中，甚麼只可以曾經擁有，甚麼才是天長地久，不就已經清楚說明了嗎？
話說，在03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進行了集體思會，討論自15世紀以來世界上九個主要霸權的興衰史，期後這種集思會在其他級別黨政部門進行，而這套公開播放的《大國崛起》，可以算是這系列集思會的有中國特色的公眾咨詢吧！
對香港人來說《大國崛起》系列，最能引起共鳴的應該是講述荷蘭崛起經過的《小國大業》。跟香港一樣，荷蘭國土面積細小，人口也不多，曾經是一個漁港，後來依據造價低廉的船隻和良好的商業信譽，逐漸演變成一個以貿易為主的轉口中心。富有的荷蘭市民，在十六世紀從貴族手裏買下了城市的自治權，建立起一個獨立於皇權的聯省共和國。就算今時今日，以用財富換取獨立自治的思維，仍然是極之超前。
聯省共和國成立之後，荷蘭人也曾將主權交予西班牙的菲獵二世，不過後來因為西班牙皇室強加於荷蘭的宗教迫害和苛徵重稅，荷蘭人終於發起了獨立戰爭，至1648年的韋斯特發里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荷蘭成為了獨立的國家，而大多數史家亦以1648年作為現代國際關係的開端。
在荷蘭獨立戰爭的八十年當中，經濟及國力的增長一時無兩。1602年荷蘭政府以公開集資的模式，成立了東印度公司。這間世上第一家聯合股份公司，壟斷了當時全球貿易的一半；衍生出來的還有世界上第一個股票交易所、現代銀行的制度、以及沿用至今的信用體系，荷蘭也憑藉這套現代金融和商業制度，在17世紀成為的當時最具影響力的國家。
雖然今天的荷蘭不再是甚麼霸權，不過那又有甚麼關係？荷蘭的人均國民生產值仍是世界上首十名之內，基本上也維持傳統的開放形經濟模式。不過，在這個逾半土地在水平面下的國家，全國也只得不足70萬人受雇於農業，可是全國的農產品出口總值，竟然只是僅次於美國和法國，排行世界第三。有如此高效及富足的經濟體系，霸權不霸權實在不大重要。
事實上，整套《大國崛起》中，可以算得上對世界經濟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的只有荷蘭、英國和美國，其他西班牙、葡萄牙、法國、德國、日本、俄國和蘇聯，盡其量在軍事及政治上對歷史發展發揮過影響力。從另一個層面分析，荷蘭、英國和美國，不但是現代自由市場和資本主義的先驅，也長久維繫了它們各自的經濟實力。
歷史的洪流中，甚麼只可以曾經擁有，甚麼才是天長地久，不就已經清楚說明了嗎？
2007年5月8日
法律．人情．道理
法律．人情．道理
昨天經歷的事，是意外，是慘劇，有疏忽，當事人更是道義上有錯。若然寫在進《蘋果批》，實在有點不應該。不過，自己真的很想將這一刻的想法記下，也要自己好好的學習反省。
A. Murphy's Law︰人生也好，世界大事也好，只要是有知道可能發生意外的機會，意外自然就會出現，而且往往在最棘手給你找麻煩。
再者，既然大家都知道 Murphy's Law 的存在，很多一早已知可能會發生的意外根本不是意外，是疏忽。社會上每個人的基本責任，就是要避免自己傷害他人，這是明文社會的一部份。
有些不知名的意外，無論如何都避免不了；但人卻永遠可以避免做錯誤的事，避免錯誤的決定；所以意外發生，無謂感到意外，反而要問當中有否做錯決定，若沒有做錯事，意外也不是錯事，只不過是意外，或者是疏忽。
要是童軍領袖沒有讓那14歲青年無牌駕駛，那便不會發生甚麼意外。又或者說，讓14歲青年無牌駕駛，無論有否發生意外，那就會是天大的錯事，所以童軍領袖打從一開始就是錯。
說了這麼多，其實就是想說，意外、疏忽和錯是三回事。真的意外可以原諒，疏忽就要罰，錯的決定不可以放過。
要是我當法官的話，我就會這樣去理解這件事。
B. 天網恢恢
頂包是對是錯，童軍領袖不會不知道，就算當時腦海再亂，也不會不知道頂包是妨礙司法公正。童軍領袖可能以為可能沒有人會看見，又或者...... 不過，「以為」和「可能」，不一定發生，也沒有發生。
再以上一段 Murphy's Law 的邏輯推論，童軍領袖的判斷是錯，不是疏忽，更不是意外。
C. 人情？法律？
我倒相信童軍領袖在那一刻，腦海是混亂得可以，否則又怎會愚蠢得去替人頂包？
童軍領袖頂包，相信至少有一個動機︰14歲青年所之以開車，是得到童軍領袖默許，甚至鼓勵，所以發生了疏忽導致他人失去性命，童軍領袖需要負責。又或者童軍領袖可能以為，大男人一個，怎樣也要保護自己的小童軍吧！
錯！
先撇開所有法律的邏輯。童軍領袖憑甚麼去決定誰可以負上這個罪？死者家人要的公義，是隨便找個人認了罪便是嗎？An eye for an eye，也不是隨便拿一個人來出氣就算。要是死者家人永遠都不知道真相，那又何來公義可言？
公義，推演到作為刑法上的概念，最簡單的理解是「罪有應得」，這個公義也跟柏拉圖說公義等於人人各安、各就其位的政治概念極為吻合。
如果將人情看通透的話，法律，確實是不外人情。
D. 罪．罰
法庭今後要判他的罪，是為了向世人定義甚麼行為不會社會接受，量他的罰，是要向世人說明反社會的代價。
不過，童軍領袖今生最大的懲罰，不是來自社會，是來自他心中永遠的烙印。
由此觀之，明文社會中的司法制度，最大功用不是懲罰，也不是報復，是定罪。
E. 緣．孽
童軍領袖的朋友為此悲劇心中極為不安，總覺得有點過意不去。
他可以做一個有良心的人可以做的事︰幫助死者家人，也可以幫助那糊塗得很的童軍領袖。
幫助童軍領袖，是出於他們的朋友的關係。
幫助死者家人，是因為要令自己好過點，也為童軍領袖積回一點德。
都沒有對錯。
總覺得這位朋友，結了太多的緣，也因為這些緣得了不少孽。
要是出心幫人沒有甚麼機心，不會結緣，所以才說要積陰德。
要是幫人望有朝一日得到回報，這種關係自然結緣，結果又是甚麼呢？
2007年5月2日
由檸檬茶到勞動節
沖一杯檸檬茶，誰不會？檸檬茶，其實來去都是水、茶和檸檬吧！就這麼簡單，不是嗎？試想想，自來水要經過多麼龐大的供水系統，當中又牽涉到多麼複雜的基建和建築物料，每家每戶的水龍頭才有食水的供應？檸檬和茶葉，由種植到收割，有多少人力土地牽涉當中，之後又要經過多麼轉折的供應鏈，背後又有幾多鮮為人知的學問呢？
所以說檸檬茶是奢侈品絕不為過，只不過現代生活往往令我們身在福中不知福。源源不絕的自來水、超市貨架上只賣一個幾毫的檸檬，和不過十元八塊的茶葉，這些物質上的充裕，令我們的生活多了選擇，也讓我們可以享受到像檸檬茶這種既不飽肚，又不解渴的奢侈品。
就以自來水為例，雖然是古羅馬時代的產物，但時至今日世界上仍只得一半人享有自來水供應的方便。市場得不到法制保障的落後國家，通常就是沒有清潔、穩定食水供應的地方，兩者的關係又豈是偶然？要知道，不少國家的自來水供應是由民營企業負責，而自來水供應的基建、建造和各種物料也難免要由市場提供。面對水資源的可持續發展，更有不少人提出了水源的產權界定可以扮演的角色。在香港，雖然食水供應由政府包辦，但嚴格來說我們多年來跟大陸的東江水供應協議，又何嘗不是一種市場的商業行為？當年落後的香港，曾經想過以海水化淡來保持戰略上的自給自足，可是這種不切實際的反貿易思維，最終仍被現實否定，那又何嘗不是自由市場的讀本教材？
市場與檸檬茶有共通點
茶葉和檸檬，就更加是市場之下才享受得到的產物。中國人的飲茶文化歷史久遠，但還是多得貿易將之發揚光大，茶也成為可能是世界上第一個全球化的符號，才出現了各種的飲茶方法。檸檬本來是入藥的材料，表面上看來實在沒有甚麼重大的農業生產價值，若全世界是在計劃經濟的統治之下，檸檬可能早已成為受保護的物種了。幸好，我們生活在一個錯綜複雜的自由經濟網絡，茶葉和檸檬也成為了隨處都買得到的日常生活商品。
沒有自由市場，要沖一杯檸檬茶又談何容易！
不過，就算有水、檸檬和茶，要沖一杯上好的檸檬茶，當中的成份和比例也大有學問吧！水多茶少檸檬少，倒不如喝白開水。茶太濃，苦。混錯茶葉，味道又不對。多放檸檬，酸澀蓋過茶香，脆食檸檬好了。
市場其實跟檸檬茶一樣，可以簡化成幾樣基本因素的組合。不過當中的微妙關係、複雜程度又何止千百倍？勞力、土地和原材料，看得見也觸摸得到，一般人也容易理解；技術和管理、創業精神和資本，都是抽象的概念產物，稍為大意一點便會被忽略。
打個比較粗淺的比喻︰自來水系統的建造、檸檬和茶的種植方法、沖一杯檸檬茶的秘訣、茶餐廳水吧的管理以至包裝檸檬茶工廠的運作，都是技術和方法；茶莊與檸檬果園主人、茶餐廳老闆等的投資和所承擔的風險，就是創業精神和資本。最終大家見到的，就只有水、茶和檸檬，可是享受的卻是背後各種技術和管理方法、創業精神和資本的共同成果，市場就是這種看得見和看不見的混合，可惜後者往往被忽略。
市場成果勞工也得益
追溯人類歷史，文明的進程，驅動力大多來自概念產物的更新，而不是勞力、土地和原材料的增加。前者是因，後者是果，不可顛倒，那套以歷史唯物主義作口號的馬克思主義，不但倒果為因，也扭曲歷史。時至今日，雖然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沒有幾個，可是這種思維卻成為了左派那一套抽離理論的基礎；工會仍然相信資本和技術剝削勞工，而不是提高生產力，仍然以為工人要團結起來抗爭，要靠由上而下的法律來限制老闆的剝削。
今天的工會，仍然要求最低工資最高工時，收入提高的理想背後，也就是要將勞力成本提高，不過沒有相應地提高生產力。難道市場不可以自然轉向以更資本密集的模式運作？難道工會希望企業聘用更少工人，甚至將可以遷移的運作都外發？又或者工會還有更多的要求，包括反對自由貿易、反對資本的流動，只不過時機未到，未有宣諸於口？無止境的限制和政府干預，最終不就是計劃經濟嗎？
事實真的有如工會想像般單向而灰暗嗎？勞工的身份，在銅板的另一面，不是在享受資本和科技帶來各種便利的消費者嗎？更有效的管理、更發達的社會、更便宜的產品，真的對勞工一點好處都沒有？
喝一口檸檬茶，享受市場的成果，也反思勞動節遊行背後的意義吧！
所以說檸檬茶是奢侈品絕不為過，只不過現代生活往往令我們身在福中不知福。源源不絕的自來水、超市貨架上只賣一個幾毫的檸檬，和不過十元八塊的茶葉，這些物質上的充裕，令我們的生活多了選擇，也讓我們可以享受到像檸檬茶這種既不飽肚，又不解渴的奢侈品。
就以自來水為例，雖然是古羅馬時代的產物，但時至今日世界上仍只得一半人享有自來水供應的方便。市場得不到法制保障的落後國家，通常就是沒有清潔、穩定食水供應的地方，兩者的關係又豈是偶然？要知道，不少國家的自來水供應是由民營企業負責，而自來水供應的基建、建造和各種物料也難免要由市場提供。面對水資源的可持續發展，更有不少人提出了水源的產權界定可以扮演的角色。在香港，雖然食水供應由政府包辦，但嚴格來說我們多年來跟大陸的東江水供應協議，又何嘗不是一種市場的商業行為？當年落後的香港，曾經想過以海水化淡來保持戰略上的自給自足，可是這種不切實際的反貿易思維，最終仍被現實否定，那又何嘗不是自由市場的讀本教材？
市場與檸檬茶有共通點
茶葉和檸檬，就更加是市場之下才享受得到的產物。中國人的飲茶文化歷史久遠，但還是多得貿易將之發揚光大，茶也成為可能是世界上第一個全球化的符號，才出現了各種的飲茶方法。檸檬本來是入藥的材料，表面上看來實在沒有甚麼重大的農業生產價值，若全世界是在計劃經濟的統治之下，檸檬可能早已成為受保護的物種了。幸好，我們生活在一個錯綜複雜的自由經濟網絡，茶葉和檸檬也成為了隨處都買得到的日常生活商品。
沒有自由市場，要沖一杯檸檬茶又談何容易！
不過，就算有水、檸檬和茶，要沖一杯上好的檸檬茶，當中的成份和比例也大有學問吧！水多茶少檸檬少，倒不如喝白開水。茶太濃，苦。混錯茶葉，味道又不對。多放檸檬，酸澀蓋過茶香，脆食檸檬好了。
市場其實跟檸檬茶一樣，可以簡化成幾樣基本因素的組合。不過當中的微妙關係、複雜程度又何止千百倍？勞力、土地和原材料，看得見也觸摸得到，一般人也容易理解；技術和管理、創業精神和資本，都是抽象的概念產物，稍為大意一點便會被忽略。
打個比較粗淺的比喻︰自來水系統的建造、檸檬和茶的種植方法、沖一杯檸檬茶的秘訣、茶餐廳水吧的管理以至包裝檸檬茶工廠的運作，都是技術和方法；茶莊與檸檬果園主人、茶餐廳老闆等的投資和所承擔的風險，就是創業精神和資本。最終大家見到的，就只有水、茶和檸檬，可是享受的卻是背後各種技術和管理方法、創業精神和資本的共同成果，市場就是這種看得見和看不見的混合，可惜後者往往被忽略。
市場成果勞工也得益
追溯人類歷史，文明的進程，驅動力大多來自概念產物的更新，而不是勞力、土地和原材料的增加。前者是因，後者是果，不可顛倒，那套以歷史唯物主義作口號的馬克思主義，不但倒果為因，也扭曲歷史。時至今日，雖然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沒有幾個，可是這種思維卻成為了左派那一套抽離理論的基礎；工會仍然相信資本和技術剝削勞工，而不是提高生產力，仍然以為工人要團結起來抗爭，要靠由上而下的法律來限制老闆的剝削。
今天的工會，仍然要求最低工資最高工時，收入提高的理想背後，也就是要將勞力成本提高，不過沒有相應地提高生產力。難道市場不可以自然轉向以更資本密集的模式運作？難道工會希望企業聘用更少工人，甚至將可以遷移的運作都外發？又或者工會還有更多的要求，包括反對自由貿易、反對資本的流動，只不過時機未到，未有宣諸於口？無止境的限制和政府干預，最終不就是計劃經濟嗎？
事實真的有如工會想像般單向而灰暗嗎？勞工的身份，在銅板的另一面，不是在享受資本和科技帶來各種便利的消費者嗎？更有效的管理、更發達的社會、更便宜的產品，真的對勞工一點好處都沒有？
喝一口檸檬茶，享受市場的成果，也反思勞動節遊行背後的意義吧！
2007年5月1日
Tough Battles Ahead
I just came back from the Atlas Liberty Forum and arrived HK this morning at 6am. There are a lot of new ideas and thoughts of which I couldn't wait any longer to share with you.
For those of you not familiar with the global free market movement, Atlas Liberty Forum is the largest, and perhaps the most vibrant, of all free market gathering in the world. Hundreds of think tanks from more than 50 countries met and discussed the latest development in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This year nearly everyone was talking about the threat to global free society from the irrational and unnecessary panic as a result of the hype created by green groups all over the world. Many of the leading experts presented in the forum pointed out, the green is,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most devastating force for bigger and more intrusive states globally. Prominence then dominance of the green, I fear, will be the new road to serfdom.
Al Gore, Hollywood's latest superstar and green's political warhead, liken the war against CO2 to the World War II. Yes, indeed, the mentality behind which sounds very much the same.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statists controlled the economy by introducing rationing to consumer and nationalizing industries. The green wants to do the same, now, but with different commodities and different scale.
In Hong Kong, we also see the local green groups getting more vocal and active in the last 18 months or so. We might yet to feel the kind of statist pressure, as the green is yet to be as explicit as their counterparts overseas. But our friends working and running restaurants, supermarkets, real estates, even the administrative branch of the government, have been taken a lot of heats from environmentalism and their anti-development allies. It is clear that the mounting pressure will only be stronger and stronger, unless, to paraphrase Hayek, "only if we recognize the danger in time we hope to avert it".
As someone working at a news media, I must confess that perhaps we have helped the green and other new left gained the momentum.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 media stories have been one-side. Never mentioned is the fact that solar effect might contribute more than the increased concentration of green house gases to the changes recently observed. Also, climate models are not an exact science and they can explain only in part of the changes. However, doomsdays are good headline stories and thus we get a lot of hot air hypothetically.
Indeed, the green always used seemingly authoritative sources, especially the so-called consensus of experts, to support their claim that global climate change is caused by human and should be dealt with by statist intervention. However, anyone trained in scientific method knows that scientific advancement is made by refutation of old theories and replace by the new ones. Moreover, when there is an overwhelming "consensus" to silence all other alternative views, we know there is a problem. In fact, even amongst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IPCC do not have any consensus on whether the climate change is caused by human. Certainly there is room for further debate. However, the green is using whatever tactics they have to silent all other views. Personally, I received hate letters from green group trying to coerce us to stop publishing an author who is particularly critical of the green rhetoric. In France, everyone critical of the green is labeled as denier, Nuremberg style.
So strong is the green conviction in global warming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the green propaganda in the 70's was however, the coming of an ice age. Back then some even demanded spraying the South Pole black to increase absorption. In less a decade, they turned 180-degree change to talk about global warming. Lately, hardcore members of the green are using the term "global climate change", perhaps to avoid further change in language in near future. In fact, given the unreliable track record of climate models, the green is still coercing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rely on these untested mathematical hypotheses to make very drastic change in our way of life.
Even of global warming is truly underway, we must ask if catastrophic scenario the direct consequence of human action and further restricting development could really stop the trend. The green said we must act in precaution, i.e. even if we do not have any evidence of human-caused global warming, we must act now, regardless of the cost of such precaution.
We must point out, that not only claims and requests by the green are scientifically unsound, the green is not totally honest with what the consequences of their proposed actions entail. On the surface, the cost in suppressing carbon emission appears to be negligible, which the green claims would only be a few percentage point of global productivity each year. But the unspoken and inconvenient truth is the cost would be mostly born by the poor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a few percentage point of global productivity to them amount to the entire hope for acuminating the necessary capital and grow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developed ones. The anti-development hypocrisy of the green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morally speaking, is sinful.
I do not want to generalize every one in the green in a stereotype. However, the irrational phobia as a result of green advocacy harmed many in abject poverty. More than four decades ago, Rachel Carson published Silent Spring, stirred up a phobia against the use of chemical in society and eventually lead to the use of DDT, which had been the reason for eradicating malaria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and widespread used due to its mild-toxicity nature. However, the blind ban as a result of Carson, caused more than 90 millions death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died, due to the lack of access to effective insecticide. The truth is DDT in extremely high concentration might be harmful to human, but no clinical case has yet to be established and Carson and the green call for international ban because of the perceived environmental damage, which the real effect is still unknown.
Even up to now, the green still insist that Rachel Carson did no harm. So, who is the denier? Or shall we say the green values human lives no more than that of other species?
Indeed, the free market camp is proactively looking for alternatives for global action. A group of economists, including a few Nobel Prize laureates, formed Copenhagen Consensus to explore the priority for global action and for best deployment of resources. Top priority projects are fight against the spread of HIV, increase availability of micronutrient,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control malaria. Economists as policy makers put people first and find the best way to help the most people.
Free market has nothing to be apologetic. However, the political pressure mounting from the green is coercing us to be apologetic to progress humanity made in the 20th century. Look at the past century, technological advances made miracles possibl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it was estimated that resources on earth could sustain no more than 6 billion in total population; and the number is now more than 20 billion, with the life expectancy more than double at the same time. Even if everything the green said about global temperature change is correct, the cost in terms of global warming is only 0.6 degree. I would say that is a fair trade off as an economist.
The left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believed technology can change life and end poverty. Now, the left distrust technology and established an anti-growth agenda. I would say both strands of socialism are equally militant, damaging, and dangerous.
But in light of the green statist activitism, we must act now, take a fair share of opinion in public sphere, and lead the discussion before the debate degenerates into a kind quasi-religious belief.
By educating the public on the economics as well as the rationality in environmental policy, exposing the reality and hysteria of the green, promoting truly sustainable, just and growth promoting policy, I am confident that reason will triumph.
This is a tough battle to fight.
For those of you not familiar with the global free market movement, Atlas Liberty Forum is the largest, and perhaps the most vibrant, of all free market gathering in the world. Hundreds of think tanks from more than 50 countries met and discussed the latest development in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This year nearly everyone was talking about the threat to global free society from the irrational and unnecessary panic as a result of the hype created by green groups all over the world. Many of the leading experts presented in the forum pointed out, the green is,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most devastating force for bigger and more intrusive states globally. Prominence then dominance of the green, I fear, will be the new road to serfdom.
Al Gore, Hollywood's latest superstar and green's political warhead, liken the war against CO2 to the World War II. Yes, indeed, the mentality behind which sounds very much the same.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statists controlled the economy by introducing rationing to consumer and nationalizing industries. The green wants to do the same, now, but with different commodities and different scale.
In Hong Kong, we also see the local green groups getting more vocal and active in the last 18 months or so. We might yet to feel the kind of statist pressure, as the green is yet to be as explicit as their counterparts overseas. But our friends working and running restaurants, supermarkets, real estates, even the administrative branch of the government, have been taken a lot of heats from environmentalism and their anti-development allies. It is clear that the mounting pressure will only be stronger and stronger, unless, to paraphrase Hayek, "only if we recognize the danger in time we hope to avert it".
As someone working at a news media, I must confess that perhaps we have helped the green and other new left gained the momentum.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 media stories have been one-side. Never mentioned is the fact that solar effect might contribute more than the increased concentration of green house gases to the changes recently observed. Also, climate models are not an exact science and they can explain only in part of the changes. However, doomsdays are good headline stories and thus we get a lot of hot air hypothetically.
Indeed, the green always used seemingly authoritative sources, especially the so-called consensus of experts, to support their claim that global climate change is caused by human and should be dealt with by statist intervention. However, anyone trained in scientific method knows that scientific advancement is made by refutation of old theories and replace by the new ones. Moreover, when there is an overwhelming "consensus" to silence all other alternative views, we know there is a problem. In fact, even amongst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IPCC do not have any consensus on whether the climate change is caused by human. Certainly there is room for further debate. However, the green is using whatever tactics they have to silent all other views. Personally, I received hate letters from green group trying to coerce us to stop publishing an author who is particularly critical of the green rhetoric. In France, everyone critical of the green is labeled as denier, Nuremberg style.
So strong is the green conviction in global warming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the green propaganda in the 70's was however, the coming of an ice age. Back then some even demanded spraying the South Pole black to increase absorption. In less a decade, they turned 180-degree change to talk about global warming. Lately, hardcore members of the green are using the term "global climate change", perhaps to avoid further change in language in near future. In fact, given the unreliable track record of climate models, the green is still coercing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rely on these untested mathematical hypotheses to make very drastic change in our way of life.
Even of global warming is truly underway, we must ask if catastrophic scenario the direct consequence of human action and further restricting development could really stop the trend. The green said we must act in precaution, i.e. even if we do not have any evidence of human-caused global warming, we must act now, regardless of the cost of such precaution.
We must point out, that not only claims and requests by the green are scientifically unsound, the green is not totally honest with what the consequences of their proposed actions entail. On the surface, the cost in suppressing carbon emission appears to be negligible, which the green claims would only be a few percentage point of global productivity each year. But the unspoken and inconvenient truth is the cost would be mostly born by the poor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a few percentage point of global productivity to them amount to the entire hope for acuminating the necessary capital and grow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developed ones. The anti-development hypocrisy of the green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morally speaking, is sinful.
I do not want to generalize every one in the green in a stereotype. However, the irrational phobia as a result of green advocacy harmed many in abject poverty. More than four decades ago, Rachel Carson published Silent Spring, stirred up a phobia against the use of chemical in society and eventually lead to the use of DDT, which had been the reason for eradicating malaria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and widespread used due to its mild-toxicity nature. However, the blind ban as a result of Carson, caused more than 90 millions death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died, due to the lack of access to effective insecticide. The truth is DDT in extremely high concentration might be harmful to human, but no clinical case has yet to be established and Carson and the green call for international ban because of the perceived environmental damage, which the real effect is still unknown.
Even up to now, the green still insist that Rachel Carson did no harm. So, who is the denier? Or shall we say the green values human lives no more than that of other species?
Indeed, the free market camp is proactively looking for alternatives for global action. A group of economists, including a few Nobel Prize laureates, formed Copenhagen Consensus to explore the priority for global action and for best deployment of resources. Top priority projects are fight against the spread of HIV, increase availability of micronutrient,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control malaria. Economists as policy makers put people first and find the best way to help the most people.
Free market has nothing to be apologetic. However, the political pressure mounting from the green is coercing us to be apologetic to progress humanity made in the 20th century. Look at the past century, technological advances made miracles possibl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it was estimated that resources on earth could sustain no more than 6 billion in total population; and the number is now more than 20 billion, with the life expectancy more than double at the same time. Even if everything the green said about global temperature change is correct, the cost in terms of global warming is only 0.6 degree. I would say that is a fair trade off as an economist.
The left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believed technology can change life and end poverty. Now, the left distrust technology and established an anti-growth agenda. I would say both strands of socialism are equally militant, damaging, and dangerous.
But in light of the green statist activitism, we must act now, take a fair share of opinion in public sphere, and lead the discussion before the debate degenerates into a kind quasi-religious belief.
By educating the public on the economics as well as the rationality in environmental policy, exposing the reality and hysteria of the green, promoting truly sustainable, just and growth promoting policy, I am confident that reason will triumph.
This is a tough battle to fight.
2007年4月19日
楊日昌擺明搶！
審計署踢爆應用科技研究院的大花筒，當中各種荒謬，叫人憤怒，但絕不驚奇。洗腳唔抹腳的事，特區政府之中還會少嗎？不過，審計署炮轟後，應科院行政總裁楊日昌回應說，以為風水是本地習俗，所以花費十八萬元請風水師。
要是楊日昌喜歡跟隨香港的習俗，就讓《蘋果批》教他一句︰「市民搵返每分每毫，都有血有汗」，這是香港文化的核心，相信沒有人會反對吧！睇風水是否習俗，根本不是問題核心，楊日昌請教風水如何搞好香港的應用科技，是侮辱了香港人的智慧；被審計署踢爆後還要諸多藉口，是不知悔改的厚顏無恥。
本來，一個人無論有多厚顏無恥，那只是他個人的道德操守問題，其他人無置喙的餘地，可是偏偏應科院的管治千瘡百孔，試問一個毫無管治可言的機構內被操守有問題的人掌舵，結果又會是甚麼？連續三年的應科院董事利益申報記冊失去無蹤，董事應該簽署的資料保密協又沒有簽，聘用的程序又一塌塗等，又會是事出偶然嗎？
楊日昌說，應科院職員薪酬不算過高。那是主觀的陳述，再爭論下去也沒有結果。不過，若將所有不合聘任程序請回來的應科院職員都解僱，再看他們在外的收入有多高，那才是客觀的驗證，大家說對不對？
《蘋果批》要在此公開呼籲，應科院董事局立即將楊日昌解僱，理由是他作為行政總裁不但未有履行職務，令應科院在企業管治出現嚴重漏洞。不過，應科院董事局監察不力，也應該集體辭職，以向公眾交代。作為官方代表的兩位執行董事何宣威和王錫基，又是否可以當作事情完全沒有發生呢？又或者他們以為過幾天市民便會將事情淡忘，他們又可以繼續好官自為之？《蘋果批》在這裏寫包單，應科院和創新科技基金將會是我們的重點工作之一，我們認為這兩件公帑寄生蟲一天存在，只會是香港的恥辱，要是有人不同意的話，請直接和我們聯絡。
應科院的荒謬，不是獨立存在的現象。在香港這，口號喊得比人響亮，一句︰「建立出色的科研隊伍，透過他們進行以顧客為導向的世界級研發活動，務求持續地創造大量可轉移到業界的知識財產。」就足以教我們的政客神魂顛倒。2000年2月23日，功能組別立法會議員提出辯論動議，要政府推動半導體工業，結果每個政客各自表述高科技有多好、多奇妙，政府的責任有多大等等，動議在沒有反對下通過。
曾經有個法國佬Bastiat講過︰政府是個假大空的故事，裏頭的每個人都嘗試其他人的著數 (The state is the great fictitious entity by which everyone seeks to live at the expense of everyone else.) 。政客的腦袋永遠只知道將所有事情跟政府拉上關係，眼睛也只會瞄著庫房的門鎖，滿口促進經濟發展的讀白，但從來都不會思考究竟政府是否有能力和責任去搞這些多餘的假大空。
應科院是失敗之作，可是政客和政府都沒有學到教訓，現在又有政治既得利益者跑出來，要求政府推動電影工業。《蘋果批》夠膽斷言，這個電影業發展基金不用等到2012年便會成為應科院般的假大空。今天支持這個政策的政客，我們也在此立字為據，他朝這筆帳必定有人跟你們算清算楚！
要是楊日昌喜歡跟隨香港的習俗，就讓《蘋果批》教他一句︰「市民搵返每分每毫，都有血有汗」，這是香港文化的核心，相信沒有人會反對吧！睇風水是否習俗，根本不是問題核心，楊日昌請教風水如何搞好香港的應用科技，是侮辱了香港人的智慧；被審計署踢爆後還要諸多藉口，是不知悔改的厚顏無恥。
本來，一個人無論有多厚顏無恥，那只是他個人的道德操守問題，其他人無置喙的餘地，可是偏偏應科院的管治千瘡百孔，試問一個毫無管治可言的機構內被操守有問題的人掌舵，結果又會是甚麼？連續三年的應科院董事利益申報記冊失去無蹤，董事應該簽署的資料保密協又沒有簽，聘用的程序又一塌塗等，又會是事出偶然嗎？
楊日昌說，應科院職員薪酬不算過高。那是主觀的陳述，再爭論下去也沒有結果。不過，若將所有不合聘任程序請回來的應科院職員都解僱，再看他們在外的收入有多高，那才是客觀的驗證，大家說對不對？
《蘋果批》要在此公開呼籲，應科院董事局立即將楊日昌解僱，理由是他作為行政總裁不但未有履行職務，令應科院在企業管治出現嚴重漏洞。不過，應科院董事局監察不力，也應該集體辭職，以向公眾交代。作為官方代表的兩位執行董事何宣威和王錫基，又是否可以當作事情完全沒有發生呢？又或者他們以為過幾天市民便會將事情淡忘，他們又可以繼續好官自為之？《蘋果批》在這裏寫包單，應科院和創新科技基金將會是我們的重點工作之一，我們認為這兩件公帑寄生蟲一天存在，只會是香港的恥辱，要是有人不同意的話，請直接和我們聯絡。
應科院的荒謬，不是獨立存在的現象。在香港這，口號喊得比人響亮，一句︰「建立出色的科研隊伍，透過他們進行以顧客為導向的世界級研發活動，務求持續地創造大量可轉移到業界的知識財產。」就足以教我們的政客神魂顛倒。2000年2月23日，功能組別立法會議員提出辯論動議，要政府推動半導體工業，結果每個政客各自表述高科技有多好、多奇妙，政府的責任有多大等等，動議在沒有反對下通過。
曾經有個法國佬Bastiat講過︰政府是個假大空的故事，裏頭的每個人都嘗試其他人的著數 (The state is the great fictitious entity by which everyone seeks to live at the expense of everyone else.) 。政客的腦袋永遠只知道將所有事情跟政府拉上關係，眼睛也只會瞄著庫房的門鎖，滿口促進經濟發展的讀白，但從來都不會思考究竟政府是否有能力和責任去搞這些多餘的假大空。
應科院是失敗之作，可是政客和政府都沒有學到教訓，現在又有政治既得利益者跑出來，要求政府推動電影工業。《蘋果批》夠膽斷言，這個電影業發展基金不用等到2012年便會成為應科院般的假大空。今天支持這個政策的政客，我們也在此立字為據，他朝這筆帳必定有人跟你們算清算楚！
2007年4月15日
房委會孽債
一次八萬五，政府要停止居屋政策，本是對路。原則上，除了民粹政客的信口開合，天下間找不出任何一套公義理論，主張政府有負責幫助市民置業。不置業的人，不等於要流離失所；置業的人，也不等於會一世無憂。不過，這是以前的事，也無謂多講。停止居屋政策，另一個對應的發展，就是透過領匯為房委會暫時續命，這個才是今天的重點題目。
領匯的原罪，是房委會留下來的孽。話說當年樓市夠火紅，房委會賣居屋的收入已經夠其任意揮霍，商場停車場這些設施的收入，官僚又怎會放在眼裏？反正沒有壓力，官僚犯不著去加租，更犯不著去觸動政客的神經，總之好官好自為之，大家相安無事便是，不過也養成了一班靠「尋租」為生的既得利益者。
「尋租」是一個經濟學概念，簡而言之就是透過特殊的因素，去製造額外的利潤。有時候，尋租有益有建設性，例如發明獨門秘方、人家抄襲不到的優良管理手段等；不過，另外一些情況下，尋租不但毫無價值，而且破壞社會和諧，像靠政客人為製造傾銷，以政治壓力扭曲現實。聽來匪夷所思，可惜又確實存在。
昨天的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上，王國興質疑領匯加租，是只向股東負責，不理小商戶和小市民。事實呢？搞到滿城風雨的鳳德樓，換了新經營者多聘了60
人，比之前高出30%，而且不少是以前經營者的員工。翻查數據，原來以前的那一間鳳德樓，收的是低於市價的租金，但也不見得對消費者特別大方，收費跟其他地產商旗下商場的酒樓相約。
其實早已有傳媒揭發了領匯商場內的酒樓「判上判」的問題，手上拿著低於市價租金的領匯舖位，轉手租出來賺差價，一來一回甚麼都不用做就可以「尋租」。歸根究底，有錢誰不會賺？就算租金低，也不代表酒樓對消費者格外恩惠，這就是市場規律，政客是不明白，還是根本不顧現實只會盲目地民粹？
讓人家賺點錢沒有甚麼不妥。不過，當年作為大業主的房委會，就是在這種「尋租」活動下失去了這一筆收入，本來可以作為提升商場的資金也被中間人賺去，也就是在這種民粹政治下變成三流的商場。
就是這種民粹政治，保護既得利益者，卻犧牲就業，也犧牲了居民和消費者的權益。究竟，領匯加租，換經營者，政客又憑甚麼插手？說到底，政客整天打著的所謂企業社會責任口號，是一個人人都可以隨便定義的概念，有些人的眼中，企業要行善，要製造就業，要推動經濟……總之所有的社會問題，企業都有責任去解決。
毫無疑問，任何一個人，任何機構，既然在社會中存在，就對其他的成員有一定的責任。不過，要企業為林林總總社會問題負責，背後的思維，其實就是認為企業有資源，也是從社會中賺取盈利，所以企業要「做一點事」。說得白一點，就是賺錢的企業欠了社會，要回饋社會也是理所當然。
企業賺錢便是虧欠了社會的說法，所忽略的，就是在每次交易當中，企業和消費者其實各有所得，前者得到了盈利，後者得到了各色各樣的享受和生活方便。至於企業和員工的關係，也是建基於這種互利的原則，前者受惠於僱員的勞力成果，後者得到了工作的報酬，各有所得，說不出誰欠了誰。企業與投資者，也是各取所需。市場，就是建基於互惠；認為企業在市場中有所虧欠，本質上是馬克斯主義的變調，只不過是包裝技倆得宜，不易察覺。
前天《壹蘋果直播》，領匯企業傳訊主管繆美詩說︰「以食肆為例，過去一年半之內，一直都存在的，例如一盅兩件、粥品、茶餐廳，繼續在領滙商場內開業，日本、泰國、扒房、甜品等，都會陸續引入，過去其實街坊都會光顧這些食店，不過居住範圍沒有提供，要搭一程車才可到達，一家人花在車資上的錢，倒不如用在食方面……希望讓居民有多一個選擇。」
套用阿當史密斯的說法，領匯不是出於善心去為居民提供更多選擇，背後的目的是提高租值，不過結果卻是令消費者有更多選擇。可以大膽說，企業唯一的社會責任，就是向最終的消費者提供最好的服務和產品，這樣便解決了社會下不少的問題；餘下其他問題，就是冀望要政客忽然良心發現，也面對現實，不再為了政治支持犧牲消費者利益。
領匯的原罪，是房委會留下來的孽。話說當年樓市夠火紅，房委會賣居屋的收入已經夠其任意揮霍，商場停車場這些設施的收入，官僚又怎會放在眼裏？反正沒有壓力，官僚犯不著去加租，更犯不著去觸動政客的神經，總之好官好自為之，大家相安無事便是，不過也養成了一班靠「尋租」為生的既得利益者。
「尋租」是一個經濟學概念，簡而言之就是透過特殊的因素，去製造額外的利潤。有時候，尋租有益有建設性，例如發明獨門秘方、人家抄襲不到的優良管理手段等；不過，另外一些情況下，尋租不但毫無價值，而且破壞社會和諧，像靠政客人為製造傾銷，以政治壓力扭曲現實。聽來匪夷所思，可惜又確實存在。
昨天的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上，王國興質疑領匯加租，是只向股東負責，不理小商戶和小市民。事實呢？搞到滿城風雨的鳳德樓，換了新經營者多聘了60
人，比之前高出30%，而且不少是以前經營者的員工。翻查數據，原來以前的那一間鳳德樓，收的是低於市價的租金，但也不見得對消費者特別大方，收費跟其他地產商旗下商場的酒樓相約。
其實早已有傳媒揭發了領匯商場內的酒樓「判上判」的問題，手上拿著低於市價租金的領匯舖位，轉手租出來賺差價，一來一回甚麼都不用做就可以「尋租」。歸根究底，有錢誰不會賺？就算租金低，也不代表酒樓對消費者格外恩惠，這就是市場規律，政客是不明白，還是根本不顧現實只會盲目地民粹？
讓人家賺點錢沒有甚麼不妥。不過，當年作為大業主的房委會，就是在這種「尋租」活動下失去了這一筆收入，本來可以作為提升商場的資金也被中間人賺去，也就是在這種民粹政治下變成三流的商場。
就是這種民粹政治，保護既得利益者，卻犧牲就業，也犧牲了居民和消費者的權益。究竟，領匯加租，換經營者，政客又憑甚麼插手？說到底，政客整天打著的所謂企業社會責任口號，是一個人人都可以隨便定義的概念，有些人的眼中，企業要行善，要製造就業，要推動經濟……總之所有的社會問題，企業都有責任去解決。
毫無疑問，任何一個人，任何機構，既然在社會中存在，就對其他的成員有一定的責任。不過，要企業為林林總總社會問題負責，背後的思維，其實就是認為企業有資源，也是從社會中賺取盈利，所以企業要「做一點事」。說得白一點，就是賺錢的企業欠了社會，要回饋社會也是理所當然。
企業賺錢便是虧欠了社會的說法，所忽略的，就是在每次交易當中，企業和消費者其實各有所得，前者得到了盈利，後者得到了各色各樣的享受和生活方便。至於企業和員工的關係，也是建基於這種互利的原則，前者受惠於僱員的勞力成果，後者得到了工作的報酬，各有所得，說不出誰欠了誰。企業與投資者，也是各取所需。市場，就是建基於互惠；認為企業在市場中有所虧欠，本質上是馬克斯主義的變調，只不過是包裝技倆得宜，不易察覺。
前天《壹蘋果直播》，領匯企業傳訊主管繆美詩說︰「以食肆為例，過去一年半之內，一直都存在的，例如一盅兩件、粥品、茶餐廳，繼續在領滙商場內開業，日本、泰國、扒房、甜品等，都會陸續引入，過去其實街坊都會光顧這些食店，不過居住範圍沒有提供，要搭一程車才可到達，一家人花在車資上的錢，倒不如用在食方面……希望讓居民有多一個選擇。」
套用阿當史密斯的說法，領匯不是出於善心去為居民提供更多選擇，背後的目的是提高租值，不過結果卻是令消費者有更多選擇。可以大膽說，企業唯一的社會責任，就是向最終的消費者提供最好的服務和產品，這樣便解決了社會下不少的問題；餘下其他問題，就是冀望要政客忽然良心發現，也面對現實，不再為了政治支持犧牲消費者利益。
2007年4月2日
精英的貴族謊言
理論上，稱得上是精英者，既要學富五車，又知人情世故但仍擇善固執。這種人雖難求，但千萬人中總有一二。不過，就算找到了這些不世出的精英奇才又又何？你有你做人中龍鳳，我有我過尋常百姓家的生活，精英儘管有過人的本事，又憑甚麼管我的事？
要明白精英身份地位的根，就要追索至西方歷史的首個左派思想家柏拉圖。柏拉圖和《共和國》，知道的人多，但看過的人少。大家只知道他建構了一個理想國的藍圖，但不知道原來這個理想國的中心思想，就是要接受過哲學教育的精英，帶領群眾統治社會。
精英要令其他次等的人心悅誠服，乖乖聽從精英的指導，柏拉圖就提出所謂的「貴族謊言」(noble lies)︰當社會上所有人相信，大家都生活在一個大家庭，不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天賦，有些人天生注定是統治人才，這些人就是精英；有些人意志堅定，他們就是精英的輔佐；有些人天生次等，要是由他們來管治的話，難免會破壞公義社會的和諧，所以要他們做順民，已經是最上算的安排。
為何柏拉圖會有如此奇特的見解？話說柏拉圖出身望族，也有點家底，參與過小圈子民主。不過在公元399年，柏拉圖親眼目睹了他年輕時的老師蘇格拉底被公審判處死刑，自此之後柏拉圖對雅典式的民主改觀，也開始了他的胡思亂想。柏拉圖的理想國構想，其實有不少是抄襲自當時的軍事極權強邦斯巴達的社會模式，現代人若對斯巴達社會有點理解，相信大多不會嚮往那種集體生活。
可惜，一如西諺所說︰歷史由勝利者執筆(History is written by the victors)。無論是柏拉圖的理想國抑或斯巴達的強政勵治，在歷史的每一段落，都總有人為理想國強政勵治更新註腳︰由中古的君權神授至現代的萬能官僚政府，由德國的馬克斯到英國的費邊社，精英總有政治市場。就算是沒有接受過柏拉圖教育的中華民族，在流流長的幾千年，也有其異曲同工的修正儒家主義。自漢武獨專儒術，中國歷史全是官僚干預社會的紀錄，不過處處用上孔孟式的辭藻，句句忠孝仁義，兩千年來，中國的文化便浸泡在這個醬缸，令精英以為，手上有大條道理便可以對人家的事指指點點。時至今日香港這個國際都會，華人社會的為政者仍然脫不了這種意識形態。君不見新加坡資政李光耀管得那麼細那麼深，就連百姓生兒育女的決定，他也要插手管一管才心安。
早兩天，曾蔭權在《香港家書》中說過去四十年來的公務員「精英式」的訓練令他們相信自己是香港利益捍衛者，相信自己有過人的能力，也相信自己的判斷力比別人優勝，至選舉的過程才明白到站出來競選，就是給市民一個拒絕的機會。曾蔭權說是時候要修正過往公務員那套信念自以為對社會做了最佳選擇，群眾不用再討論的心態。言詞之間，似是有心放下身段，走進人群的意思。
曾先生，這種180度的轉變，既是矯枉過直，也沒有真正擊中問題核心，更沒有改變精英心態的本質。當然，要閣下拋下兩千年多的中西歷史道德包袱，又談何容易？不過，走進人群，也絕非精英主義的終結。近代歷史上多數的悲劇，都是由精英和民粹合演，我們只怕香港走上這條錯路。說了這麼的一大篇，我們無非是想向閣下說明，精英不精英，根本不是問題所在。有原則的施政，為政者反而應該問︰「尋常百姓家的事為甚麼要管？又憑甚麼去管」
凡事如此停一停、想一想，特區政府可能會運作得更有效，社會更和諧。
要明白精英身份地位的根，就要追索至西方歷史的首個左派思想家柏拉圖。柏拉圖和《共和國》，知道的人多，但看過的人少。大家只知道他建構了一個理想國的藍圖，但不知道原來這個理想國的中心思想，就是要接受過哲學教育的精英，帶領群眾統治社會。
精英要令其他次等的人心悅誠服，乖乖聽從精英的指導，柏拉圖就提出所謂的「貴族謊言」(noble lies)︰當社會上所有人相信，大家都生活在一個大家庭，不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天賦，有些人天生注定是統治人才，這些人就是精英；有些人意志堅定，他們就是精英的輔佐；有些人天生次等，要是由他們來管治的話，難免會破壞公義社會的和諧，所以要他們做順民，已經是最上算的安排。
為何柏拉圖會有如此奇特的見解？話說柏拉圖出身望族，也有點家底，參與過小圈子民主。不過在公元399年，柏拉圖親眼目睹了他年輕時的老師蘇格拉底被公審判處死刑，自此之後柏拉圖對雅典式的民主改觀，也開始了他的胡思亂想。柏拉圖的理想國構想，其實有不少是抄襲自當時的軍事極權強邦斯巴達的社會模式，現代人若對斯巴達社會有點理解，相信大多不會嚮往那種集體生活。
可惜，一如西諺所說︰歷史由勝利者執筆(History is written by the victors)。無論是柏拉圖的理想國抑或斯巴達的強政勵治，在歷史的每一段落，都總有人為理想國強政勵治更新註腳︰由中古的君權神授至現代的萬能官僚政府，由德國的馬克斯到英國的費邊社，精英總有政治市場。就算是沒有接受過柏拉圖教育的中華民族，在流流長的幾千年，也有其異曲同工的修正儒家主義。自漢武獨專儒術，中國歷史全是官僚干預社會的紀錄，不過處處用上孔孟式的辭藻，句句忠孝仁義，兩千年來，中國的文化便浸泡在這個醬缸，令精英以為，手上有大條道理便可以對人家的事指指點點。時至今日香港這個國際都會，華人社會的為政者仍然脫不了這種意識形態。君不見新加坡資政李光耀管得那麼細那麼深，就連百姓生兒育女的決定，他也要插手管一管才心安。
早兩天，曾蔭權在《香港家書》中說過去四十年來的公務員「精英式」的訓練令他們相信自己是香港利益捍衛者，相信自己有過人的能力，也相信自己的判斷力比別人優勝，至選舉的過程才明白到站出來競選，就是給市民一個拒絕的機會。曾蔭權說是時候要修正過往公務員那套信念自以為對社會做了最佳選擇，群眾不用再討論的心態。言詞之間，似是有心放下身段，走進人群的意思。
曾先生，這種180度的轉變，既是矯枉過直，也沒有真正擊中問題核心，更沒有改變精英心態的本質。當然，要閣下拋下兩千年多的中西歷史道德包袱，又談何容易？不過，走進人群，也絕非精英主義的終結。近代歷史上多數的悲劇，都是由精英和民粹合演，我們只怕香港走上這條錯路。說了這麼的一大篇，我們無非是想向閣下說明，精英不精英，根本不是問題所在。有原則的施政，為政者反而應該問︰「尋常百姓家的事為甚麼要管？又憑甚麼去管」
凡事如此停一停、想一想，特區政府可能會運作得更有效，社會更和諧。
亂拋書包的港產時評人
大前研一這個日本人的名字，聽過的人不算多，看過他的著作的人可能更少；不過，其著作《M型社會》題目醒目易名，多次被本地時事評論人和政客引述，用來支持所謂貧富懸殊論點，要政府多搞扶貧甚麼的。
當然有「M型」這個象徵式的口號，就算人云亦云也顯得格外有說服力。不過，真正讀過大前研一這本著作的人，難免會懷疑香港的時事評論人和政客，究竟有否讀過這本書，還是讀完之後隨便來個斷章取義，將香港人全部當作牛頭角順嫂，以往拋出個名堂便自說自話。
究竟《M型社會》一書講的是甚麼？大前研一著作中提及的「M型社會」，指日本社會因為政府的過度管束及官商勾結，令到社會流動性受阻，所以中產出現「下流化」的現象，社會也出現上下層增長比中層快的情況，最終社會可能變成只有上下層但沒有中產的所謂「M型社會」。
大前研一認為日本的經濟極度封閉，而且既得利益者的反貿易政策太深太霸道，浪費大量資源。缺乏自由選擇，也令到日本人的生活成本大大提高，特別是一群在八十年代以天價買下房產的日本人，生活更見艱難，也自然有下流化的壓力。
以農業市場為例，大前研一在顧問公司工作時，曾經做過一個調查，研究日本的家庭主婦對牛肉的消費觀感，發覺日本人對外國進口的牛肉有非理性的抗拒，並提出這是日本官商多年來就農產品的反貿易宣傳的結果，而且在這世上數一數二的封閉市場，衍生出來的除了高昂的農產品價格，更有極度扭曲的政策。話說在東京外邊一帶，本來中產可以選擇在這些地價比較低的地段建屋居住，由於農業政策扭曲，令到這些地段只可以作耕地，也令中產被迫要在東京市內捱貴樓。
那麼針對這一群人的政策又應該是甚麼呢？大前研一曾經寫過幾本有關全球化的書，所以不難估到他對「M型社會」開的藥方，就是開放日本市場，擁抱全球化。上述農業市場的例子，大前研一提出「輸入農地」，讓日本人的糧食在外國耕種，說穿了其實就是輸入農產品，解放出來的人力資本和土地也可以有更高增值的用途，就是這般一舉三得的提議，偏偏香港的時事評論人和政客沒有看到，又或者他們根本沒有看過這本書？
當然有「M型」這個象徵式的口號，就算人云亦云也顯得格外有說服力。不過，真正讀過大前研一這本著作的人，難免會懷疑香港的時事評論人和政客，究竟有否讀過這本書，還是讀完之後隨便來個斷章取義，將香港人全部當作牛頭角順嫂，以往拋出個名堂便自說自話。
究竟《M型社會》一書講的是甚麼？大前研一著作中提及的「M型社會」，指日本社會因為政府的過度管束及官商勾結，令到社會流動性受阻，所以中產出現「下流化」的現象，社會也出現上下層增長比中層快的情況，最終社會可能變成只有上下層但沒有中產的所謂「M型社會」。
大前研一認為日本的經濟極度封閉，而且既得利益者的反貿易政策太深太霸道，浪費大量資源。缺乏自由選擇，也令到日本人的生活成本大大提高，特別是一群在八十年代以天價買下房產的日本人，生活更見艱難，也自然有下流化的壓力。
以農業市場為例，大前研一在顧問公司工作時，曾經做過一個調查，研究日本的家庭主婦對牛肉的消費觀感，發覺日本人對外國進口的牛肉有非理性的抗拒，並提出這是日本官商多年來就農產品的反貿易宣傳的結果，而且在這世上數一數二的封閉市場，衍生出來的除了高昂的農產品價格，更有極度扭曲的政策。話說在東京外邊一帶，本來中產可以選擇在這些地價比較低的地段建屋居住，由於農業政策扭曲，令到這些地段只可以作耕地，也令中產被迫要在東京市內捱貴樓。
那麼針對這一群人的政策又應該是甚麼呢？大前研一曾經寫過幾本有關全球化的書，所以不難估到他對「M型社會」開的藥方，就是開放日本市場，擁抱全球化。上述農業市場的例子，大前研一提出「輸入農地」，讓日本人的糧食在外國耕種，說穿了其實就是輸入農產品，解放出來的人力資本和土地也可以有更高增值的用途，就是這般一舉三得的提議，偏偏香港的時事評論人和政客沒有看到，又或者他們根本沒有看過這本書？
2007年3月30日
請梁家傑再思最低工資
請梁家傑再思最低工資特首選舉前，《壹蘋果直播》與梁家傑對話的內容中，有不少談及最低工資和青年人出路的討論，最低工資也是過去周日公投的其中一項議題，我跟梁家傑就這個政策有以下的對話。
李︰香港不是每個大學生都像公民黨的精英般可以出人頭地，那麼你怎樣看他們的未來？
梁︰不是每個人都要做精英，每個人的未來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我相信在今天的香港，每個人仍然有他的機會。
李︰那你為甚麼要支持最低工資的立法？難道你不知道最低工資對年輕人就業機會構成的影響最大？
訪談中，梁家傑表示公民黨支持就最低工資立法，也不將之視為經濟政策。可是，究竟甚麼才算是經濟政策？為甚麼最低工資跟經濟無關？難道蘇維埃式的五年計劃經濟才算梁家傑心目中的經濟政策？還是簡單一句「不算經濟政策」，就可以將經濟學從實證研究所得的結論統統置之不理？
目標一致 分別在手段
梁家傑直言不諱，無論拿出甚麼證據，都很難改變他對最低工資立法的看法。說穿了，香港支持最低工資的一群左翼民主派，根本就不願意在這問題討論下去，也採取了最不合乎民主原則的「人多欺人少」策略，在問題根本未有充份討論前，以公投嘗試為問題定調。這種心態舉動，換了是當權的政府，早就被抨擊得體無完膚。
誰不想工人薪金可以提升、見到香港人人生活富足？關鍵是從甚麼途徑達到這目的。以立法手段一刀切，不問因由，不理會工人的實際條件，強行將就業市場的彈性完全扼殺，最終害了那些活在社會陰暗面的弱勢社群。毫無疑問，有些工人的入息低微得厲害，最大原因是他們當下欠缺了薪金的議價能力，若透過法例強行將薪金水平定在超越他們能力範圍以外，只會令這群在職貧窮的工人的薪金議價能力更低。要幫助這群就業市場中的弱勢社群，唯一途徑就是讓他們盡快獲得工作的經濟和社會的網絡，而不是處處阻撓他們投入工作。支持最低工資者另一盲點，是從整體數據判斷所謂在職貧窮的人數，而忽略了工人脫離低薪境況的可能性。越來越多的掣肘，只會影響他們向上發展的機會。
紐國例子 證歧視本質
香港支持最低工資者有所不知，新西蘭在十九世紀末推行時，表面上目標是要打擊低薪，實情卻是排拒婦女及外勞的競爭。一方面，當時婦女平權在新西蘭已經得到成效，有一半大學生是女性，而在十三萬個成年女性當中，也有約三成半是在職婦女，與男性直接競爭；另一方面，當時新西蘭的勞動力薪金水平，也因為中國廉價勞工的湧入而出現競爭，有分析指是上述因素，間接驅使新西蘭在1894年成為全球首個就最低工資立法的國家。最低工資的歧視本質，打從開始的時候便存在。
事實上，缺乏工作經驗的青年人、需要照顧家庭的婦女，以及對香港環境陌生的新移民，往往是議價能力最低，也是最需要就業市場彈性來提供入職機會的三群人，可惜最低工資扼殺了就業市場的彈性，同時也剝削了弱勢社群的就業機會，難道這就是活在社會陰暗面中的人樂見的青天？
當然，我無意明示暗示梁家傑對香港弱勢社群的關懷和誠意，也不相信公民黨有心排拒青年、婦女和新移民。不過，單憑一腔熱忱，不一定可以為別人解困。毫無疑問，經過逾百年實踐經驗，最低工資並沒有帶來甚麼驚天動地的災難結局，可是最低工資令最弱勢社群被排拒於就業市場，為甚麼梁家傑和公民黨偏偏對此事實聽而不聞？
既然公民黨談公義，也應該明白到，公義最終的詮釋，是每個人都有機會去爭取發揮自己的機會。記得去年我在《蘋果批》寫了一篇有關最低工資的文章，翌日有位弱能人士的家長聯絡我們，表示他支持我們反對最低工資的論點，因為他希望兒子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從工作爭回一點尊嚴。面對最低工資的威脅，這位家長的無奈，相信是任何一個父母都會感同身受。梁家傑在社區的時間一定比我們多，難道他就從來未接觸過這些事例？
扭曲競爭 被企業利用
再者，最低工資也會帶來市場上人為扭曲的競爭。05年10月美國沃爾瑪的行政總裁Lee Scott忽然呼籲美國國會提高最低工資水平，輿論認為沃爾瑪是在工會壓力下屈服，但實情是沃爾瑪的員工薪酬水平，早已高出最低工資近一倍，當時Lee Scott也表明不會給自己的員工加薪。說穿了，原來是要以提高最低工資，來提高對手的成本。雖然公民黨向來以爭取反競爭法見稱，但在最低工資立法上，卻因為未看清更深一層的問題，變相成為大企業的打手，又何其諷刺？
雖然梁家傑在訪談中說，無論提出甚麼實證，也不易改變他對最低工資的看法，但既然他表明願意多作交流，我也拋磚引玉，把所知的事實盡量解說，希望梁家傑和公民黨，可以反思他們在最低工資立法的既定看法。
民主2012的藍海戰略
藍海戰略(Blue Ocean Strategy)是05年出版的一本商業類普及讀物。既然說明是普及讀物，這本書講的戰略也不是甚麼高深的道理，它標榜的口號︰ “Don't Compete with Rivals. Make them irrelevant”。這種說法其實跟孫子兵法中的「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同出一轍，不過洋教授寫文章，包裝得平易近人，競爭被簡化成紅海和藍海兩類︰紅海者，同一個範疇內，鬥快鬥多鬥平；藍海戰略，就是要開拓新市場，發揮「人做我唔做」的創業精神。香港的民主派在政策層面，一律傾向支持政府更多的干預，套用藍海戰略的分析方法，就是沒有充分拓展民主的藍海市場。眾民主派在政治光譜上極之相近，擠擁在一起既沒有發揮協同效益，反而在爭取曝光的過程中產生不必要的磨擦，社民聯3．18搶咪事件便是一例。
左傾立場嚇怕選民
經過二十多年來這些社會主義民主派的口號轟炸，仿佛民主跟自由市場不可以並存，仿佛要爭取市民支持必定要爭取更多的干預。當然，我們知道這絕對不是事實，可是香港不少人都將這個幻象當作事實，這個謬誤甚至被扭曲成阻礙民主發展的最大藉口。香港其實有不少人原則上不抗拒民主普選，但被民主派的左傾定位嚇怕了，唯有改投政治上保守的自由黨和其他獨立人士。事實上，3．25的公投實驗中，支持梁家傑作特首的票有64%，但支持2012普選的票卻高達91.72%，說明了支持普選的人不一定認同民主派今次的政綱。假設所有支持梁家傑作特首的人都支持2012普選，那麼民主派的左傾立場其實排拒了近三成的選民，這便是民主派的藍海市場。
我無意在此追究為何過去香港民主發展無法更進一步。不過，展望將來，民主派就必須要好好檢討定位的問題。相對香港的民主派，親北京保守陣營分工清晰，最左的有工聯會，中間偏左的有民建聯，中間偏右的有自由黨。雖說功能組別扭曲下親北京保守陣營才有能力操控立場會，但事實上它們在直選的表現跟民主派也最多是六四之比，而且自由黨一直未有真正在地方直選投入資源，長此下去，民主派自我邊緣化的問題只會日見嚴重。。
福利社會不再吸引
事實上，民主派既定的思維，認定了民主是執政的手段，而最終的目標是要透過干預來達到福利社會的一套。民主派的成員，大多是六十至八十年代長成的一群，經歷了當時殖民政府在房屋、教育和醫療等的不斷擴大，甚至本身也是受者之一，自然對福利社會有所嚮往。
問題是到了2012年，香港的新一代又會怎樣看福利呢？政治運動最大的推動力，就是大學生和剛投入社會的青年人。2012年，正是經歷97後連串政府失效長大的一群投入社會之時，這群人不再對福利社會有同樣的憧憬，民主派那套凡事政府解決，未必再有吸引力。以教育為例，這一代人對教育制度的不滿，絕非七八十年代香港教育百花齊放時可比，所以今次民主派打十五年教育，不但捉錯用神，更給人不知現況的感覺。
上周的《壹蘋果直播》，我問梁家傑2012的策略。他沒有正面回答，只說3．25後民主工作小組會進行檢討。當然，我希望他們會想到回歸後的深層次意識形勢的改變。事實上，梁家傑自己也說今次年青人的參與不夠，我想除了選舉辦公室未有積極招募，也跟民主派政綱不夠貼近年青人有關。事實上，3．25公投實驗中，曾蔭權得到的意向票比梁家傑高出了17%，我想這一點民主派務必要好好反省。
拋去包袱才能致勝
過去十年英美最矚目的兩個政客克林頓和貝利亞，成功都是建基得到於爭取自己所屬之政黨以外的支持。 克林頓的民主黨和貝利亞的工黨，都是中間傾左的政黨，但是他們的致勝之道，正是拋去舊有的左派包袱，大膽擁抱自由市場經濟的現實。事實上，爭取民主跟擁抱自由市場經濟並沒有衝突，民主派要改，就在今天
2007年3月26日
2007年3月22日
沉默大多數怕的是甚麼？
沉默大多數怕的是甚麼？
民主的第一原則，就是每個人對社會來說都是平等的個體，所以所有人生來享有的獨立自由也要被絕對尊重，絕不應該因為自己的意見屬少數，就要被迫去服從於他人。每個人所服從的，是法治下的一套規則。簡單一點說，就是自己不想被人損害，所以也願意去承諾不去損害他人。當社會上有人以暴力欺詐損害他人，政府的角色就是公證人和保護者。也可以說，政府的功能是盡量消弭社會中出現的暴力，令所有人都免於在不自願的情況下服從他人。
將民主等同「小數服從多數」，其實就是讓暴力披上了民主的外衣，將服從合理化， 不過本質上，仍然是暴政，試問這種簡化民主觀又怎會得到香港人的支持？可惜，香港的教育制度和輿論，特別是民主陣營中的「公投派」，都偏偏要將民主過化簡化成「小數服從多數」，將所有問題都訴諸公投解決，以為公投得來的決定就等於社會公義。
正是這種簡化民主觀，令香港的民主進程停滯不前，讓政治上缺乏競爭力的既得利益，可以透過功能組別和畸形的政治生態，扭曲香港的社會。若說親北京陣營是小圈子，其實香港爭取民主的力量，也一直停留在左派社會運動者的團子中。
民主派中搞手，有不少都是社運出身，或多或少會受左派思潮影響，有時也會難免會訴諸激情，而且一群理想主義者互相影響下，感性蓋過理智，理想也變成空談，離民眾越來越遠。兩派以外，其實香港仍有一群沉默的大多數，對親北京小圈子沒有好感，但又不認同簡化民主觀的暴政概念。毫無疑問，這群人的參與，對香港民主發展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03和04年上街的市民，有不少就是這些沉默的大多數，不過見到民主派越來越自我邊緣化，參與的份兒也越來越少，這一點香港的民主派必須反省。
民主是個抽象的概念，要市民拿出時間心力，投入爭取民主的路，實在不容易，除了要感性地以真誠打動身邊的人，也加要在理性層面將民主的意義向公眾清楚闡明，一方面防止民主的意義被建制中的既得利益妖魔化，另一方面吸納更多的理性沉默大多數參與爭取，香港的民主發展才有機會真正開花結果。
民主的第一原則，就是每個人對社會來說都是平等的個體，所以所有人生來享有的獨立自由也要被絕對尊重，絕不應該因為自己的意見屬少數，就要被迫去服從於他人。每個人所服從的，是法治下的一套規則。簡單一點說，就是自己不想被人損害，所以也願意去承諾不去損害他人。當社會上有人以暴力欺詐損害他人，政府的角色就是公證人和保護者。也可以說，政府的功能是盡量消弭社會中出現的暴力，令所有人都免於在不自願的情況下服從他人。
將民主等同「小數服從多數」，其實就是讓暴力披上了民主的外衣，將服從合理化， 不過本質上，仍然是暴政，試問這種簡化民主觀又怎會得到香港人的支持？可惜，香港的教育制度和輿論，特別是民主陣營中的「公投派」，都偏偏要將民主過化簡化成「小數服從多數」，將所有問題都訴諸公投解決，以為公投得來的決定就等於社會公義。
正是這種簡化民主觀，令香港的民主進程停滯不前，讓政治上缺乏競爭力的既得利益，可以透過功能組別和畸形的政治生態，扭曲香港的社會。若說親北京陣營是小圈子，其實香港爭取民主的力量，也一直停留在左派社會運動者的團子中。
民主派中搞手，有不少都是社運出身，或多或少會受左派思潮影響，有時也會難免會訴諸激情，而且一群理想主義者互相影響下，感性蓋過理智，理想也變成空談，離民眾越來越遠。兩派以外，其實香港仍有一群沉默的大多數，對親北京小圈子沒有好感，但又不認同簡化民主觀的暴政概念。毫無疑問，這群人的參與，對香港民主發展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03和04年上街的市民，有不少就是這些沉默的大多數，不過見到民主派越來越自我邊緣化，參與的份兒也越來越少，這一點香港的民主派必須反省。
民主是個抽象的概念，要市民拿出時間心力，投入爭取民主的路，實在不容易，除了要感性地以真誠打動身邊的人，也加要在理性層面將民主的意義向公眾清楚闡明，一方面防止民主的意義被建制中的既得利益妖魔化，另一方面吸納更多的理性沉默大多數參與爭取，香港的民主發展才有機會真正開花結果。
2007年3月20日
2007年1月25日
減稅令香港有民主
本周初，新加坡真正最高領導人李光耀說要減企業利得稅，因為要它們要提升競爭力來對付香港，這種心態，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減稅，從來都不應該用來討好任何人；不過，減稅也是從來都錯不了的德政。在香港，減稅更是政治和施政改革必不可少的最要一步。
市民的資產被稅局共產之後，怎麼用，基本上是沒有制約。庫房的錢愈多，也代表市民手上的愈少。官僚手上有大筆資源，究竟會怎樣自處？要知道，官僚和官僚之間之有競爭，不過這種比賽不是鬥效率高低，也不是鬥服務水準優劣。說到底，官僚要的是權，是影響力；部門的政策愈多，權力也自然愈大，影響也愈深遠，不過要的資源也愈多，人手編制也愈大，這種官僚思維放諸古今四海皆準。
現代政體有三權分立，以制度來制衡行政機關官僚無止境的膨漲。可惜在香港的行政霸道之下，市民靠的竟是一班無真正權力否決撥款的立法會議員。再者，可是公帑使用是否恰當，向來都只得一個向特首問責的審計署來把關。可是特首又同時身為行政機關之首，當中關係已經矛盾處處。
審計署的效率也不見得特別出色。05/06年度，審計署花7620多萬，聘用122人來編修17份衡工量值式審計報告。換言之，每份報告平均成本400多萬，是名副其實的字字千金，行政機關又曾否在昂貴的教訓中改過呢？又有多少行政機關的浪費失時未被發掘出來呢？究竟審計署署長又是以甚麼準則來選擇被審核的部門呢？這連一串的問題不可能會有答案。
更深層次的一個問題，香港今時今日的政治遊戲規則下，誰有能力去左右政策資源的調配呢？是立法會嗎？大家還是別要痴心妄想了。庫房的財富怎樣再分配，向來也只有聽憑長官意旨，和真正有影響力的政治小圈子。基本法設計下的畸形政制，香港有一小撮人掌握了不成比例的影響力，這班人雖然掛在口邊說他們在稅務上的負擔最大，所以也要有在政治上特權來保護他們，可是實情卻是他們透過影響力得到政策傾斜而受到極多的便利，政治特權也是用來保護他們的利益。
劫富濟貧不可長，不過劫貧濟富更有違公義，香港是時候扭轉這種變態的均衡參與。減稅，可以抑止官僚盲目擴張，當官僚權限受制，利益輸送的機會自然減少，既得利益集團維繫現在這種封閉式政治的誘因也愈低。簡單一點說，希望見到香港有民主的一天，就先要減低政治特權圈子的機會成本，而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透過減稅來限制政府以公帑換取支持的能力，這是經濟學的入門，套用在政治分析上一樣管用。
當然，減稅帶來的約束效應，更可以有效地促進官僚提升施政的準繩。過去幾十年，香港人見過太多毫無意義的公帑花霍，也明白到不是所有問題當是可以透過亂投銀彈可以解決得來，更多的時候是資源投放的方向和方法才是問題癥結。減稅的效果，是要官僚更認真地去思考管理的問題，也要行政機關在政策主次上更分明。在未有民主的一天之前，這可能是香港人逼使政府改進的最有效途徑。
收買人心，是減稅最後一個也是最無關痛癢的一個原因。不過，反正是良好的幅作用，相信也沒有人會因此而反對減稅。
市民的資產被稅局共產之後，怎麼用，基本上是沒有制約。庫房的錢愈多，也代表市民手上的愈少。官僚手上有大筆資源，究竟會怎樣自處？要知道，官僚和官僚之間之有競爭，不過這種比賽不是鬥效率高低，也不是鬥服務水準優劣。說到底，官僚要的是權，是影響力；部門的政策愈多，權力也自然愈大，影響也愈深遠，不過要的資源也愈多，人手編制也愈大，這種官僚思維放諸古今四海皆準。
現代政體有三權分立，以制度來制衡行政機關官僚無止境的膨漲。可惜在香港的行政霸道之下，市民靠的竟是一班無真正權力否決撥款的立法會議員。再者，可是公帑使用是否恰當，向來都只得一個向特首問責的審計署來把關。可是特首又同時身為行政機關之首，當中關係已經矛盾處處。
審計署的效率也不見得特別出色。05/06年度，審計署花7620多萬，聘用122人來編修17份衡工量值式審計報告。換言之，每份報告平均成本400多萬，是名副其實的字字千金，行政機關又曾否在昂貴的教訓中改過呢？又有多少行政機關的浪費失時未被發掘出來呢？究竟審計署署長又是以甚麼準則來選擇被審核的部門呢？這連一串的問題不可能會有答案。
更深層次的一個問題，香港今時今日的政治遊戲規則下，誰有能力去左右政策資源的調配呢？是立法會嗎？大家還是別要痴心妄想了。庫房的財富怎樣再分配，向來也只有聽憑長官意旨，和真正有影響力的政治小圈子。基本法設計下的畸形政制，香港有一小撮人掌握了不成比例的影響力，這班人雖然掛在口邊說他們在稅務上的負擔最大，所以也要有在政治上特權來保護他們，可是實情卻是他們透過影響力得到政策傾斜而受到極多的便利，政治特權也是用來保護他們的利益。
劫富濟貧不可長，不過劫貧濟富更有違公義，香港是時候扭轉這種變態的均衡參與。減稅，可以抑止官僚盲目擴張，當官僚權限受制，利益輸送的機會自然減少，既得利益集團維繫現在這種封閉式政治的誘因也愈低。簡單一點說，希望見到香港有民主的一天，就先要減低政治特權圈子的機會成本，而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透過減稅來限制政府以公帑換取支持的能力，這是經濟學的入門，套用在政治分析上一樣管用。
當然，減稅帶來的約束效應，更可以有效地促進官僚提升施政的準繩。過去幾十年，香港人見過太多毫無意義的公帑花霍，也明白到不是所有問題當是可以透過亂投銀彈可以解決得來，更多的時候是資源投放的方向和方法才是問題癥結。減稅的效果，是要官僚更認真地去思考管理的問題，也要行政機關在政策主次上更分明。在未有民主的一天之前，這可能是香港人逼使政府改進的最有效途徑。
收買人心，是減稅最後一個也是最無關痛癢的一個原因。不過，反正是良好的幅作用，相信也沒有人會因此而反對減稅。
2007年1月22日
2007年1月4日
60% Female + 40% Male
| Your Brain is 60% Female, 40% Male |
 Your brain is a healthy mix of male and female You are both sensitive and savvy Rational and reasonable, you tend to keep level headed But you also tend to wear your heart on your sleeve |
2007年1月1日
展望０７ 有自由就有希望
展望０７ 有自由就有希望
祝願是世界和平，聽來是老生常談；不過，以現今的國際局勢來看，人類面對的威脅確是近二十年最嚴峻的一次。伊拉克仍然是恐怖主義導火線，而接鄰的伊朗不但發展核武，更向這個碎弱的社會輸出極端極權的封閉主義。另一邊廂，北韓繼續蠻橫地以核武潛力向鄰國施加壓力，以換取瘋狂獨裁者專制統治的空間。
可幸是，這些封閉的國度，就像二次大戰後的共產極權，虛有其表強外中乾。獨裁者依靠封閉人民對外的資訊，一方面挑起國內人民之間的仇恨，另一方面以虛構的外強侵害來恐嚇合理化極權統治，也跟當年的共產暴政的手法同出一轍。現在國際社會的首要任務，是要打破資訊的封閉，向被剝削的人民渠道文明世界的自由開放的空氣。
以蠻勁使強，只會令保護獨裁者的既得利益更團結，讓極端主義有更大的生存空間。當年列根和戴卓爾夫人等自由鬥士，拉下共產鐵幕的策略，就是看準了共產社會經濟癱瘓，以貿易來解放共產附庸，最終蘇維埃總書記戈巴卓夫宣佈蘇共瓦解，也是由內至外的一連串鏈鎖反應。幾十年的冷戰時代雖有武力衝突，不過結局總算兵不血刃，人類文明也是危機中暫時解放出來。現在的局勢不會比冷戰時複雜，以人類文明實地在過去二十年的進境，我們絕對有能力去應付當前的困局。
封閉的極權國度要見生機，自由的空氣也要有它的泉源。當年列根和戴卓爾，除了讓共產陣營?被受統治者剝削的人民分享到自由的滋潤，他們也貫徹始終地在英美堅固自由社會的根基，將市場從凱思斯大政府的爛攤子中重新建立起來，也奠定了英美自八十年代中至今的繁盛。當年在共產陣營撤下的種子，如愛莎尼亞等已經遍地開花，至於既得利益比較根深柢固者如俄羅斯和中國等，雖然改革的成績足以教人喜出望外，不過面前仍有漫長的改革之路要走。
事實上，就算是西歐國家，現在的氣氛環境，也要比冷戰時更開放自由；而我們現在身處的亞洲，也是一步一步走向建立真正的市場經濟。過去二十年，世界上有太多半咸不淡的偽自由市場，沾污了自由之名，也種下了經濟危機的禍根，幸好經過多番試煉，各國也逐一撥亂反正，雖未可算盡善盡美，大方向卻是走對了。
那麼過去半世紀作為世界自由市場指標的香港，究竟何去何從呢？雖然自由慢慢成為主流，不過香港跟世界各國一樣，有官僚和其他種種的既得利益，在民粹的包裝下試圖侵蝕自由社會的基礎。我們每次向這些反人性的主張當頭棒喝，也會碰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默默支持我們，我們相信香港人對自由的信念和堅持絕對是未來香港希望所在。
自由，是人樂觀走向未來的動力，也是人與人之間互相尊重的表現，更加是世界和平的希望所在。我們謹此祝願，在新的一年，大家都可以在自由的氣氛下，發現人性的尊嚴，和平快樂追求心中的夢想，享受努力的成果。
祝願是世界和平，聽來是老生常談；不過，以現今的國際局勢來看，人類面對的威脅確是近二十年最嚴峻的一次。伊拉克仍然是恐怖主義導火線，而接鄰的伊朗不但發展核武，更向這個碎弱的社會輸出極端極權的封閉主義。另一邊廂，北韓繼續蠻橫地以核武潛力向鄰國施加壓力，以換取瘋狂獨裁者專制統治的空間。
可幸是，這些封閉的國度，就像二次大戰後的共產極權，虛有其表強外中乾。獨裁者依靠封閉人民對外的資訊，一方面挑起國內人民之間的仇恨，另一方面以虛構的外強侵害來恐嚇合理化極權統治，也跟當年的共產暴政的手法同出一轍。現在國際社會的首要任務，是要打破資訊的封閉，向被剝削的人民渠道文明世界的自由開放的空氣。
以蠻勁使強，只會令保護獨裁者的既得利益更團結，讓極端主義有更大的生存空間。當年列根和戴卓爾夫人等自由鬥士，拉下共產鐵幕的策略，就是看準了共產社會經濟癱瘓，以貿易來解放共產附庸，最終蘇維埃總書記戈巴卓夫宣佈蘇共瓦解，也是由內至外的一連串鏈鎖反應。幾十年的冷戰時代雖有武力衝突，不過結局總算兵不血刃，人類文明也是危機中暫時解放出來。現在的局勢不會比冷戰時複雜，以人類文明實地在過去二十年的進境，我們絕對有能力去應付當前的困局。
封閉的極權國度要見生機，自由的空氣也要有它的泉源。當年列根和戴卓爾，除了讓共產陣營?被受統治者剝削的人民分享到自由的滋潤，他們也貫徹始終地在英美堅固自由社會的根基，將市場從凱思斯大政府的爛攤子中重新建立起來，也奠定了英美自八十年代中至今的繁盛。當年在共產陣營撤下的種子，如愛莎尼亞等已經遍地開花，至於既得利益比較根深柢固者如俄羅斯和中國等，雖然改革的成績足以教人喜出望外，不過面前仍有漫長的改革之路要走。
事實上，就算是西歐國家，現在的氣氛環境，也要比冷戰時更開放自由；而我們現在身處的亞洲，也是一步一步走向建立真正的市場經濟。過去二十年，世界上有太多半咸不淡的偽自由市場，沾污了自由之名，也種下了經濟危機的禍根，幸好經過多番試煉，各國也逐一撥亂反正，雖未可算盡善盡美，大方向卻是走對了。
那麼過去半世紀作為世界自由市場指標的香港，究竟何去何從呢？雖然自由慢慢成為主流，不過香港跟世界各國一樣，有官僚和其他種種的既得利益，在民粹的包裝下試圖侵蝕自由社會的基礎。我們每次向這些反人性的主張當頭棒喝，也會碰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默默支持我們，我們相信香港人對自由的信念和堅持絕對是未來香港希望所在。
自由，是人樂觀走向未來的動力，也是人與人之間互相尊重的表現，更加是世界和平的希望所在。我們謹此祝願，在新的一年，大家都可以在自由的氣氛下，發現人性的尊嚴，和平快樂追求心中的夢想，享受努力的成果。
官商勾結強迫金 肥了商家害民家
官商勾結強迫金 肥了商家害民家究竟特區政府甚麼時候才可以擺脫官商勾結的思維？強積金諮詢委員會主席周永新昨天說，他們打算將強積金強迫供款封頂額，由兩萬元提高至三萬元。換言之，就是要強迫３２萬名打工仔女，每月的供款提高最多５００元，要我們在沒有選擇之下，再向已經賺得盤滿杯滿銀行家和基金公司進貢。
假設強積金每年管理費比其他市場上的基金高出１．５％，一位月入３萬，今年３０歲的打工仔，３５年的供款中多付的的管理費，是供款總額的２６．３％；以２％的額外管理費計算，打工仔失去的更可高達３５％的供款總額。
當然，上述的計算未有將投資的回報計算在內。可是，在缺乏競爭之下，普遍的回報在市道好的日子已經落後大市，不景氣的日子更嚴重跑輸，再加上銀行家和基金公司管理收取高昂的費用，打工仔女的血汗錢日積月累的損失，完數利益輸送就是交到暴發戶的手上。周永新說，相信沒有人會反對將強迫供款封頂額推高；我們就帶頭起來對官商勾結說不！
整個強迫市民放棄積蓄選擇的構思，除了是巧妙的利益輸送，也反映了政府視香港人為賤民刁民的精英心態。支持強迫市民向銀行家和基金公司獻上血汗錢的精英，持的理由是港人根本不會為自己退休的未來打算，不會儲蓄也不會投資，這不是將我們視為賤民刁民是甚麼？
再者，精英們的心目中，那些依賴綜援福利的不是月入幾千的基層嗎？強迫月入２萬以上的打工仔女再多向奉獻，究竟可以達到甚麼目的呢？是強積金諮詢委員會為了證明他們的存在價值嗎？還是周永新這位已經不用為未來作打算的老人家，跟年青打工仔女的實況已經相距太遠，所以才提出這種完全不切實際的建議？究竟他知不知道現在的年青打工仔女，為了供樓進修，剩下可以投資增值的資本已經不多，強迫供款令他們每年失去了個多月的收入，壓力又是何等沉重？要是到他們退休後，才發覺過去幾十年的強迫供款，原來每月被銀行及基金界的既得利益逐點剝削，那又是何等殘酷？
周永新這種高高在上的精英若真的相信，香港人對退休後的未來全無承擔，那麼我們要告訴他，要是香港人真的全是不負責任的賤民刁民，無論如何也可以鑽空心思去佔綜援福利的便宜。君不見前大法官也佔公屋領綜援？要是存心佔便宜的，更不用等待退休後的日子。
錯，錯在香港的福利制度資源錯配，錯在福利官僚的因循怠惰，錯在氾濫的民粹。為甚麼要苦了辛勤工作，為未來憤鬥的年青仔女呢？
李兆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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