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醫生非萬能靈藥

家庭醫生非萬能靈藥

今次政府推出醫療改革，核心思想是引入所謂的家庭醫生，減少公營醫院專科的壓力，解決公私營失衡的問題。政府的討論文件指出香港的公私營醫療失衡，可是究竟是甚麼原因令醫管局蠶食了私營醫療市場呢？所謂的家庭醫生是甚麼的一回事？他們跟普通科醫生又有甚麼分別？

討論香港的醫療制度，不得不先分析香港醫療花費的趨勢。事實上，香港人花在醫療上的資源一直高速上升，現在每人每年最少花一萬元在醫療上，是十年前的三倍。相反醫生的數目只有些微增加，十年前每一千名市民有一點二個醫生，現在則有一點六個醫生，香港仍然是已發展地區中，醫生對市民比例最低的一個地方。

正常情況下，醫生的收入在過去十多年應該大幅飆升才對，為甚麼他們仍然投訴生意艱難？私人執業的西醫都抱怨，並不是因為僧多粥少，而是因為醫管局的不公平競爭。香港人在醫療花費方面，公共醫療佔了大部份。以往私人醫療約佔市場的六成，現在情況逆轉到公共醫療佔了大部份的市場。事實上公私營失衡，主要原因是政府毫無節制的擴張，最終連私人執業的醫生的生意都搶走，所以也形成了現在的局面。

為了收拾殘局，便惟有再一步減少可以私人執業醫生的數目，來維持醫生的收入，所以政府便建議推廣家庭醫生的概念。

外國將家庭醫學當作一門專科看待，是因為入行做醫生的都不會選擇以普通科作為終身職業，為了挽留人才，他們便創立了家庭醫生的專科。對香港市民來說，私人執業的普通科醫生其實已經負起了家庭醫生的功能，要另外以政策去推動普通科專業化，唯一的解釋便是要將加入競爭的門檻提高。外國的家庭醫生，通常要通過為期二年至三年的全職培訓。要將香港所有的私人執業普通科醫生轉為家庭醫生，相信最少要十年時間。

可是到時候，公私營醫療失衡的問題一樣不會得到解決，私人執業的醫生一樣繼續投訴生意難做。最重要的問題是，整個醫療改革家庭醫生的概念，從來都是以醫生的利益角度出發，沒有考慮過病人的知情及選擇權。雖然香港亦有不少民粹的病人權益機構，看到的只有免費午餐，他們只懂得訴求不用付鈔的服務。這些好心做壞事的人看不到的，卻是這種醫療福利背後助長了的醫療既得利益。事實上病人沒有自由選擇的餘地，就算空有免費午餐也絕對無補於事。

居心叵測的「忽然政治正確」

居心叵測的「忽然政治正確」

沃爾瑪（Wal-Mart）成立於一九六二年，自九十年代起已經是全世界最大的零售商。它的成功，部份是由於它有環球性採購網，只要哪裡的產品又平又正，它便到哪裡入貨。這種世界性商業策略，也帶動了落後國家發展。去年，它從中國入口的貨物總值高達一千一百七十億港元。如果把它當作一個國家，它便是中國第九大的貿易夥伴。

沃爾瑪的企業策略超越了國家限制，也威脅到傳統工會狹隘的存在價值。所以，工會管理層為了自身利益，不顧是非黑白地將發展中國家的人權問題等毫不相干的事情，全部算到沃爾瑪的頭上，無所不用其極地去刻意中傷，並向地區小商戶大打感情牌，務求令沃爾瑪成為民眾的頭號敵人。

一直以來，沃爾瑪都大膽地跟工會和環保分子抗衡，也將這種精神轉化成為企業文化一部份。可是，早幾天它的行政總裁Lee Scott，卻高調公開促請美國國會，提高最低工資水平，令人以為它終於屈服在工會的民粹暴力政治下。

Lee Scott所持理由是，沃爾瑪的顧客多數來自低收入家庭。這些家庭都沒有儲蓄，發薪水前亦沒有能力購買日常用品，所以應該調高最低工資水平，幫助這些受薪家庭改善生計，從而提高購買力。

這種冠冕堂皇的話，跟沃爾瑪傳統的務實作風格格不入。其實，沃爾瑪在美國聘用一百三十萬員工，要是它肯帶頭加薪，相信會令不少受薪家庭生計得以改善。不過，Lee Scott已經說明，不會給員工加薪。

顯然，沃爾瑪的真正目的並不是為了幫助低收入家庭。沃爾瑪只不過想以本傷人，令到營商成本提高，而且可以取悅工會，實在是一舉兩得。沃爾瑪員工的平均時薪，大概是十美元，比最低工資的五美元差不多高一倍；就算將法定的最低工資水平大幅提高，對它們仍然沒有多大影響；可是，對競爭對手和其他地區的小商店來說，影響就大得多了。

此外，沃爾瑪還高調提出要對付環境污染問題，已將車隊全面改用低污染、高效益的先進貨車。如果沃爾瑪能夠將使用環保車輛的規定變成法規，相信可以令競爭對手經營成本提高不少，又可以贏得不少環保分子的掌聲。

現代商戰，「忽然政治正確」不過是一種競爭手段，香港不少大企業亦深明此道。巴士公司和電力公司大肆鼓吹環保政策；大型連鎖式零售商支持徵收銷售稅；大企業支持設立最低工資和強積金制度，甚至工會和環保分子推動的所謂「企業社會責任」，其實都不過是企圖以各種政策來提高營商成本。有限度提高成本，對大企業而言影響不會太大，但對其他有意加入市場的新競爭者來說，便足以令他們卻步。從這個角度看，「忽然政治正確」會削弱消費者的選擇和利益。

威威米奇惡性互動

威威米奇惡性互動

正常市場競爭，鬥的是更平更好更多的優質產品和服務。鬥得愈精采激烈，消費者得益愈多。可是正正當當的市場競爭，對國營企業來說是很艱難的一件事。事實上如果這些企業有正常商業機構的效率和心態，它們根本不用公帑的支援。

當國營企業面對面鬥爭，不會鬥價錢鬥效率，最重要是懂得打政策牌。國營企業的最高領導，核心技能是找藉口爭取撥款。在營運不善時，他們要懂得將問題推卸到經濟不景和外圍競爭，然後大條道理向庫房打主意；當一切順利形勢大好，他們亦要學會將國營企業包裝成經濟的未來出路，借擴張來爭取更多資源和政策籌碼。

為免順得哥情失嫂意，通常在國企的利益衝突中，政府都不可以偏袒，最終便縱容了不計成本效益的盲目擴張。正常的商業戰中，管理人員不會輕易亂掃銀彈，就算燒銀紙都會先定底線，亦無可能永無止境地無的放矢。可是國企之爭，輸的反正是納稅人的錢，所以結果往往只得一個更大更深的財赤黑洞。

香港的迪士尼和海洋公園，一個政府是大股東，一個更加是由政府全資擁有，兩個公園之爭也正好反映了國企式的惡性互動膨脹。起初政府開了壞先例，跟迪士尼簽下不平等條約，讓全世界知道庫房的大門沒有上鎖。無論閣下是否喜歡米奇老鼠，也不論閣下有沒有興趣到迪士尼遊樂，政府至今已經在每個市民手上拿去二千大元。

雖然政府承諾創造建築業職位和帶旺旅遊業，可惜如今兩個主觀也同時落空，其實當時聲稱的經濟效益根本沒有可靠的參考支持，那不是亂掃銀彈是甚麼？然而壞消息仍未消化，迪士尼和海洋公園便急急推出各自的擴建計劃。迪士尼在開幕的時候，更事先張揚擴建的計劃，並威脅到上海和首爾興建更多的主題公園，務求要政府速速就範，以公帑投資擴建。另一邊廂，海洋公園的代表亦到立法會進行游說，一方面包裝南區旅遊概念，另一方面強調海洋公園是香港歷史的一部份，爭取認同和支持，為申請撥款鋪路。

海洋公園要求的，表面上是十多億元的借款。據說那裡將會興建三間六星級全海景水療酒店，總共提供一千二百個房間。現在的融資模式中，五十五億元的投資，四分一由政府借出，四分一由政府擔保，餘下的由發展商投資。可是計劃中興建新酒店不用補地價，其實可以算是一次送大禮，以地產利益換取政策資源。

貝南克會否令經濟亢奮重臨

貝南克會否令經濟亢奮重臨

香港打工仔日後有沒有機會加人工？樓市會不會再度暴升？這兩個問題，除了要視乎商界對後市的看法，其實，更主要是取決於一位滿面鬍鬚的美國人貝南克。

格林斯潘被譽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央行行長，他在位十八年，一言一行都足以改變世界經濟面貌。從明年一月三十一日開始，他的影響力將會交到下一任聯儲局主席手上。貝南克被提名出任聯儲局主席，雖然不算得出人意表，但他與格林斯潘在理念上有根本的分別，也代表聯儲局將會有原則上的轉向。香港在聯繫匯率的綑綁下，也會被動地跟隨貝南克的步履。未來香港的經濟狀況，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貝南克的貨幣政策。

自七九年霍卡 (Paul Volcker)執掌聯儲局，嚴防通脹一直都是這個「世界央行」的首要任務。霍卡當年出掌時，美國的通脹高達百分之十一點二，到他交棒給格林斯潘時，通脹已經控制到百分之三以下。自八七年格老接任，除了九○至九二年通脹稍高於百分之五，通脹大體上都控制在百分之三以下，最低更見百分之一點五。格老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他能夠一手壓抑通脹，另一手讓經濟穩步發展，也證實了經濟增長跟通脹沒有任何既定關係。

簡單地說，通脹就是「太多鈔票追逐太少貨物」。通脹從來都是不負責任的貨幣政策的惡果。通脹不但蠶食貨幣購買力，且是一個看不見的財富轉移。高通脹下，持有現金者的財富慢慢消散，沒有現金者也會因物價上升而生活困難。通脹下惟一得益者，就是以借款度日的人。美國政府是世界上最大負債者，故通脹可視為華府不用議會審批的稅收。

格老在○○年前，基本上都做到嚴守通脹，以保持美元購買力為己任。但格老最終抵受不住政治壓力，不得不棄守原則。聯儲局○一年大幅減息，以擴張性貨幣政策托市，出現所謂的弱美元現象，也醞釀了一個小小的泡沫。聯繫匯率下的港元，也會被動地跟隨這種擴張性方向。撇除○三年沙士影響，香港的經濟從○三年下半年急速反彈。要到○四年聯儲局再次加息，經濟才慢慢冷卻下來，好在加息幅度尚算溫和，不致於出現硬著陸。

雖然格老最後放棄了原則，但他始終相信經濟增長要靠生產力的提升，心態上亦比較抗拒以貨幣政策托市。候任的貝南克，卻認為貨幣政策最終目的是防範通縮，且可讓通脹維持在百分之二左右，他不介意人為地用擴張性貨幣政策達到目的。雖然現在說他一定會再行寬鬆貨幣政策言之尚早，但以現時美國政治環境看，絕對有理由相信他出手會比格老更寬鬆。

經濟亢奮可能重臨，香港人還是快快扣好安全帶，準備坐新的經濟「過山車」吧！

化算的土地供應方程式

化算的土地供應方程式

無論是自命民意代表的，經常將務實掛在口邊的，甚至乎立場鮮明爭取商界利益的，都很難找到理由不去反對填海。有官員曾經私底下表示，他們仍然有不少計劃，都會因為填海問題出現變數，令到他們非常惆悵。填海是個政治不正確的想法，保衛維港也是一個不會錯的立場。

填海問題的爭論，其實仍然離不開地產的利益和政治。

特區政府自成立以來，就開發土地的問題每每進退失據，不是被指摘為利益輸送，便被人批評浪費資源。官員除了埋怨問題變得政治化，還應該好好檢討為甚麼反對勢力可以成功串連？土地發展變得高度政治敏感，政府本身才是問題根源。

土地的供應是香港經濟的一個重要的變數。回歸前，「中英聯合聲明」限製了土地供應數量，反令到各方既得利益不會想到幹擾土地的開發。回歸後，特區政府顯示不到自我製衡的決心，除了以土地作為政策的籌碼，更可以為了影響經濟大局而緊縮土地供應。


當所有人都明白到，特區政府會不惜以土地供應政策來控製經濟，發展商便會想辦法控製土地供應，讓他們手頭上的儲備有更大的升值空間。雖然政府口頭上不肯承認未來會出現樓宇供應斷層，但市場上普遍已經有共識，未來數年新落成樓宇的數量將會大幅下跌，說明了發展商在這場與政府的角力中，已經勝出了一回合。

另一方面，發展商亦時刻在虎視眈眈優質地皮。現在談判桌上的西九龍、添馬艦和舊機場以及中環填海得來的優質地段，加起來的價值，已經遠高於勾地表中的地皮，難怪會引來各種爭議。新政府為了日後長遠的經濟穩定，當務之急是要明確地嚮社會表明，政策幹預土地供應日子已經過去。

土地使用應以資源的有效分配為大前提。既然政府嚮來都不善於資源分配，便應該大膽考慮將土地開發和供應，以獨立基金模式運作，補地價和賣地收益全部撥入土地基金。政府則每年可以從土地基金的派息補貼公帑，且讓公眾自由持有和買賣基金的股份，將土地的收益也還富於民。現在政府帳目中，亦沒有充份反映政府用地的真實成本，可是當政府要用地時也要以真金白銀從基金贖地，資源運用不當的地方也無所遁形。最重要是以獨立基金管理土地供應，既可以提高土地供應透明度，亦可將其他政策考慮分隔開，更可杜絕既得利益的游說，一舉數得對香港長遠絕對化算！

強制驗樓為發展商壟斷鋪路

強制驗樓為發展商壟斷鋪路

香港有不少樓齡三十年以上的舊樓，因為有系統性的管理和定期驗修，基本上安全沒有問題。這些保養得宜的樓宇，多數是高級豪宅或者是大型屋苑，不少本身已經有定期驗樓計劃，所以強制驗樓對這些業主影響不大。政府要推行強制驗樓，其實要對付那些低價單幢式舊樓。

每個人都想居住的環境好一點，當然業主也會希望物業的價值高一點。問題是為甚麼社會上有這麼多的業主不願意投資在物業維修？莫非他們都不想物業的價格上升？

熟識物業市場的人都知道，市場上有一大批低價樓，在買賣的市場並不活躍，租務的市場亦不好做，少數有人住的，住戶大多是老人家和剛來港的低收入人士。事實上，這些樓宇內的單位都很難租出，大多數已經丟空多時，業主當然也懶得出錢維修。有樓無人住，明顯是市場出現了扭曲，那麼問題出錯在甚麼地方？

香港的公屋政策，表面上為低收入家庭提供了住屋福利，但實際上卻完全扼殺了低價樓的市場。政府在房屋市場的計劃經濟，令到香港的舊區不必要地老化。這些舊樓的業主，既然單位租不出，大多數一心等重建收樓，當然也沒有動機去進行驗樓維修。

政府說驗樓便可促進樓宇安全，這絕對是自欺欺人的講法。強制驗樓並不一定等於業主會確切地根據所謂合資格人士的專業建議去進行維修，事實上不少業主就算知道樓宇的問題，也不願意再投資在維修上。若強制驗樓得到落實，所謂合資格人士將會是最明顯的得益者，所以孫明揚公布諮詢後，第一個挺身而出支持的便是代表既得利益的工程師學會。可是從長遠計，強制驗樓對工程業界也將會構成道德上的挑戰。

要知道，政策上的所謂強制驗樓，對政府官僚來說，不過是有專業人士去承擔責任的風險，而對業主來說，專業人士的簽署亦只不過是個免除麻煩的護身符，雙方要的都不是工程師的專業知識。更大的問題是，難保工程界內不會有害群之馬，為了短線的利益而出賣專業，為了迎合業主的要求，隻眼開隻眼閉，見問題卻不作聲？

甚麼人真正可以從強制驗樓中得益呢？凡是要強制性的政策，一定不得民心，要不是背後有個低調的既得利益支持，從政者是不會輕易提出的。強制驗樓增加業主持有舊樓的成本，變相方便了收地重建，最重要是新樓的管理和維修相對完善和有計劃，強制驗樓也會令更多置業者投向新樓市場，進一步為發展商的壟斷鋪路。

解讀特首口頭禪

解讀特首口頭禪

前特首喜歡將「與時並進」掛在口邊，曾蔭權接手之後主調變為「和諧社會」，對香港人來說，究竟兩者之間有甚麼分別？答案是︰「沒有。」與時並進也好，和諧社會也好，這兩句口號都不是香港原創，董曾二人的所謂施政方針，都只不過是將北京的口號搬字過紙，當然兩人對國情的解讀有根本上的分別，演繹的方法亦大異其趣。

董建華常說的「與時並進」，其實是江澤民在中共建黨八十周年七一講話的主調，當時中共發現中國已經不再是開放改革前的小農社會，要維持中共的統治，便要容納新一代的資本階級。中共內部極左的保守派分子認為這種改變不能接受，更加指出江澤民在八九年也曾反對讓資本家入黨，所以江澤民便以「與時並進」來回應，叫保守派不要抱殘守缺。

董建華斷章取義，膚淺地將「與時並進」套落在香港，張冠李戴也不合民情。江澤民要應付的是小撮死硬派，董建華要面對的卻是大眾的香港人。香港有的是法治和自由市場，北京要的卻是將兩者變質為一黨獨裁的工具。以與時並進論香港，無疑是董建華最終不能完成任期的原因。

胡溫跟江澤民最大的分別，在於中共對普羅大眾的關注明顯提高，對社會福利出手也更加闊綽，態度上亦對市場有所保留。國家發改委對所有經濟事務，指點得更頻繁更深入。事實上市場開放改革也漸漸失去衝力，也傾向歐式的計劃經濟。

新舊特區政府，同樣以摹仿中央立場為施政方針。換特首之後，施政的主調亦由與時並進，變為建構和諧社會。曾蔭權為官多年，自有一套揣摩上意的伎倆。坊間主流意見認為他會撥亂反正，將殖民地時代的管治手法重新帶入建制，亦有主觀願望想見到曾蔭權會挾強政勵治之勢，來一次權力轉移，但事實上曾蔭權的立場，比董建華更政治正確，更緊貼中央。

曾蔭權一上台，為了符合國情，便提出了反壟斷法、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香港的政務官過往一直把守著這三項政策，因為他們知道一旦將之立法，將會動搖香港的自由根基。事實上工會既得利益對這三項政策苦苦相逼，回歸前如是，董建華年代亦如是。現在新人事的新作風，跟內部壓力完全無關，唯一的解釋是，新政要向中央表態︰「自由的虛名我們不打緊，我們會不惜一切忠心不二地追隨黨的路線。」

可加可減不如開放市場

可加可減不如開放市場

做好一盤生意，除了管理人事和財務等內在因素，最重要的考慮來來去去只有三個：一是產量，二是價錢，三是產品服務的質素。對消費者來說，看得見的只有質素和價錢，所以管理人都盡力找出最合適的質素和價錢，這是基本市場學的所謂「定位」。

有次跟一位搞食肆的朋友到銅鑼灣的樓上餐廳下午茶，他一拿起餐牌便忍不住評頭品足︰「這間餐廳怎樣搞的？西多賣十元，咖啡奶茶卻賣七元，完全不按常規定價，看來不出一個月，他便要重新做過這個餐牌，要不是的話生意絕對做不下去。」結果這家餐廳真的在兩個星期後便重新標價。

後來問這個朋友為甚麼他一看便知道定價出錯，他說︰「除了格調、地區和食物的質素，更加要看行情，有些食物要賣得貴些，有些要差不多要以成本價賣。食肆的生意不易做，標錯價一定蝕，效果即時的。」

當然也不是所有生意都可以自由調節價格。香港公共交通的價格，便是由官僚憑空想像定出來的。理論上這樣生意很難做，但實際上做公共交通的，不少都放棄定價的權力，因為政府保證生意長做長有。

正常的情況下那裡可以有這樣的生意機會？香港公共交通的市場有一個現象，就是管制愈多，受到的保護就愈多，賺錢也愈多。運輸官僚最保護鐵路，甚至明文提出鐵路優先（Rail First）的政策。運輸官僚認為有鐵路消費者便不需要選擇，所以每當新的幹線落成，政府便會以重組交通安排為藉口，禁止其他交通工具真接競爭。這便是經濟學家說的「惡性尋租行為」，亦即是以政策手段搵「著數」，達到額外的盈利。

沒有競爭的生意，就算胡亂定價都有盈利。像巴士公司等由大財團運作的既得利益者，又怎會容易地乖乖被鐵路搶走生意？事實上，專利巴士也受到政府高度保護，除了路線上的特權，官僚在定價上也提供協調，最重要是將非專利巴士的非直接競爭也禁絕，以確保營運商的盈利。現在專利巴士的盈利保障是13%，比香港其他的正常企業都要高，也解釋了九巴為甚麼受到穩健派股民的鍾愛。

運輸官僚最不照顧的要算是小巴。紅綠兩種小巴，運作上雖然有諸多限制，但事實上自1976年開始，小巴的總數一直維持在4,350輛。保護之下小巴仍然是一門不錯的行業，但入場費最少亦要620萬，在如此苛刻的條件下，小巴很難有效地跟巴士和鐵路競爭。

調整價格本來就是自由市場運作原則，政府要煞有介事地推出可加可減機制，說明了現行的政策有嚴重的問題。人工地把價格管死，結果只會扭曲市場運作。香港的公共交通，計劃經濟之下，既沒有競爭也不用考慮甚麼定位。官僚犧牲消費者的選擇權，也令到市民的交通費不必要地提高。與其提出的所謂「可加可減」，倒不如放寬價格管制開放市場，讓小巴和非專利巴士跟現有的營運商競爭，價錢自然可加可減。

政府借領匯暗渡陳倉

政府借領匯暗渡陳倉

話說秦國滅亡之後，劉邦為了表示沒有爭霸天下的野心，在進駐封地的時候，同時將對外的棧道燒毀，之後劉邦秘密練兵，經過兩年之後，劉邦要韓信將棧道修復，佯裝要從棧道出兵，項羽的部屬以為修復棧道還需時日，所以未加理會，也料不到劉邦已率領大軍進攻陳倉，這成了日後的《三十六計》第八計「暗渡陳倉」。

今日政府以領匯救房委會，將暗渡陳倉的手段發揮得淋漓盡致。政府為了表示不會再干預房屋市場，決定凍結居屋，留下了房委會。表面上領匯看似政府要更進一步推行小政府，但事實上卻完全是另一回事。領匯上市徒具小政府的軀殼，卻沒有大市場的靈魂。政府仍念念不忘將要領匯再度上市，只不過是想繼續控制房屋市場。

依歷史經驗看，房委會籌措到資金之後，官僚機構只會繼續大事發展，跟小政府背道而馳。自七十年代末期，香港仍處於高增長期，不同收入水平的市民對房屋的需求有增無減，房委會在這個時候推出居屋，開闢了龐大的建屋資金來源。由那時候開始，公營房屋正式變得毫無節制。

房委會亦在這個時候，開始大量興建商場及停車場等所謂配套設施，亦為庫房開了一個可怕的黑洞。

公屋是香港的特色政策，本來這樣的政策只應在發展中國家出現，但房委會照顧了龐大的公屋往戶，政府惟有讓房委會苟延殘喘。公營房屋的歷史任務亦已告一段落。房委會只要繼續存在，干預房屋市場的問題便一直不會得到解決。

民營化真正目的，是要切斷供應干預的資源，冒充民營化進行的集資活動，為政府開拓了新的融資渠道，為進一步干預市場鋪路，又何來大市場？

去年領匯上市被狙擊，本來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市民趁機檢討如何一併解決公屋的其他問題。真正改革房屋政策，應該是以租金津貼來取代計劃經濟式的一條龍建築、管理、擁有和分配房屋福利。明顯地租津比公屋的彈性大得多，對接受津貼者來說可以帶來不少方便。在有限資源下，政府是有責任將公帑作最有效分配。事實擺在眼前，房委會的官僚浪費不可以繼續下去，要全面改革才可以締造新的局面。

香港政治像原始足球

香港政治像原始足球

初看足球比賽的時候，不明白為甚麼球賽要有越位的規則。好端端的一個攻勢，因為一個越位便瓦解了，實在令情緒高漲的觀眾甚感無癮。

翻查有關球例的歷史，發覺越位規條大有學問，明白箇中道理，更加可以增加對欣賞足球的樂趣。簡單一點說，當球員向前方傳球進攻，在進攻球員和防守龍門員之間，沒有防守球員，這種情況便算越位。不但足球有越位規條，各種欖球以及美式足球因為足球的傳統，也有類似的規則。

起初在劍橋的球會，越位行為被稱為「偷陣」（Sneaking），是指有不君子行為的意味，及後各球員共識所發明了今天的越位一詞。訂立越位規條，除了要保存球賽的策略性，增加欣賞趣味，最重要是確保球員的君子風度。

贏也要贏得光明磊落，這種英式紳士文化，雖然有時會令人覺得諸多限制，但好處是可確保長遠的文明進步。如果當年沒有發明越位規條，今天的足球，應該仍然停留在小學生在操場踢波的水平。如果所有進攻都是以球員包圍龍門，然後由大後方將球送到門前，這樣的足球又有甚麼可觀性？

越位的遊戲規則，同樣適用於政治上面。民主政制的最大作用，是分權制衡，像足球遊戲一樣，要入球就先要過防守方的一關。過程中的互動角力，不但只是辯論和投票，最重要的是過程中將政策暴露在公眾面前，令制訂政策者不得不想出最好的辦法，久而久之這便是社會進步的動力。

很多人覺得香港的政客沒有水準，這看法一點也不錯。香港的行政主導幾乎沒有任何限制，所以，政務官一直都依靠公式手段推銷政策。另一方面，立法會議員別無他法，惟有以公式化的討價還價方式回應。雙方的關係就似強弱懸殊的兩隊蠻荒野人踢原始足球。若香港不能發展出有效的分權制衡，便會繼續停留在原始民粹政治的水平，更加會讓「香港人未準備好發展民主文明」的虛話延續下去。

香港的政治像原始足球，要引入像越位規條般的政治公平競爭法，我們的社會才有機會再進一步。

應付天災消息必須流通

應付天災消息必須流通

面對天災疫病，面對自然力量的挑戰，人類究竟有沒有自救的能力？

禽流感病毒自2003年以來，已經在亞洲地區造成了至少六十人死亡。雖然至今仍未出現人傳人的個案，但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李鐘郁已經言明︰「這只不過是時間的問題。」 專家估計禽流感一旦在港爆發，可能會有近一百萬人受到感染，而整個爆發期更可能長達一年。

兩年前的沙士疫潮在短短半年內，已經令到全球一片愁雲慘霧，禽流感可以帶來的震撼絕對會是史無前例。政府雖然已經計劃向藥商預訂疫苗，醫管局亦成立了所謂的衛生防護中心，也制訂了所謂的緊急應變措施。可是藥商已經表明，疫苗的生產需要三至六個月。換言之，疫苗對控制疫病擴散完全沒有效用，當疫苗到手時，疫症可能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天災是可怕，但人禍幫兇才是問題所在。回顧沙士爆發之初，廣東省方面箝制消息的發放，當在疫病傳到香港時，政府亦不知所措。可惜香港政府亦以為控制消息可以防止恐慌，結果令到社會上的消息更加混亂，市民無法因應情況保護自己，令到不少無辜的市民受到感染。

後來有心市民自發編制網頁發布疫病訊息，政府才因民眾壓力，被迫開放消息，沙士亦是在這個時候開始受到控制。只不過兩年光景，官員便完全忘記了前車之鑑，在防疫工作上本末倒置。事實上，沒有準確的情報，所謂的應變措施根本無從啟動，空有計劃又有甚麼用？對抗天災疫病，最有效對應要建基於自由社會之上，可幸香港在這方面仍然有一定的保障。

諾貝爾經濟學沈恩（Amartya Kumar Sen）便指出了，天災時有發生，但饑荒鮮有在自由開放社會發生。這是因為資訊的流動，市場亦發揮了調節功能，讓真正最有需要的人得到所需的物資。

經濟活動本質上就是不同的風險計算，市場中人亦習慣跟不同程度的風險搏鬥。沙士疫潮、南亞海嘯以及年中襲美的兩個超級巨風，這些災難的教訓告訴我們，雖然大多數天災的出現都不可預料，但隨之而來的人命財產損失，卻可以靠人力將震盪減到最低，而且天災過後的回復能力和速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經濟自由的程度。

香港真正的挑戰，是大陸政府的封鎖，以及因為消息不流通而衍生的種種惡果。香港的官員如果真正為市民著想，便應該大膽向國家領導人進諫，請他們發現疫症也不要再封鎖消息，好讓香港人可以好好保護自己，其他的問題香港人自有能力處理。

乾炒牛河自由經濟學

乾炒牛河自由經濟學

我們每天都生活在市場制度入面，但很少有人會反思市場究竟是甚麼。

傳統古典經濟學認為，市場是人自由交換物品服務的一個過程。這個定義的重點是「自由」。自由的意思是沒有任何威迫，不是偷不是搶，在各方都心甘情願的環境下進行的活動。當買賣雙方都願意交易，這個關係也意味著大家都有所得益。

有人便會問：「點解可以無人有任何損失，但又大家都可以得益？多出來的利益是怎樣無中生有的？」

不同門派的經濟學家，一直以來都從不同的角度去解釋這個現象。制度學派 (Institutionalism) 以產權及合約模式著手，在香港最為人熟悉的便有以張五常教授發揚光大，強調價格分析的芝加哥學派。制度學派將市場的不同行為分析為人減低各種成本的方法，成本減低了便會創造額外的利益。可惜這裡的解說有點自圓其說的味道，一般經濟學的外行人要花不少工夫才能夠消化得來。

解答經濟學最根本的令題，最精彩絕倫的答案，還看米賽斯 (Ludwig von Mises) 和 海耶克 ( F A von Hayek) 為首的奧國經濟學派的演繹。奧派的大前提是，在社會中無人能夠擁有所有的知識，市場是人分享自己知識的過程。

試想想市價四十元一碟的乾炒牛河，不為人所知的是這四十大元背後包含多複雜的知識。基本材料的牛肉河粉已經是大學問，炒牛河時的手勢火候更加講求天份。如果一個人要自己一手一腳，包辦養牛、種芽菜、打河粉、製生抽老抽豆粉，一碟乾牛河裡的知識窮一生人也學不完，就算退一萬步，只不過要我們各自去學會炒牛河才能夠有得吃，有天份的至少也花上幾天的反覆磨練，時間的價值絕對也不只區區的四十大元。

我們不用窮一生時間才可以享受到美食，甚至乎不懂拿鑊鏟可以成為美食家。市場奧妙之處在於我們不用學會所有知識，但仍然能夠享受其他人智慧的成果。社會上的各種職能，都不會比炒乾炒牛河簡單。

大家就是通過市場的機制，分享每一個人獨有的知識，就是這些無形的知識創造出大家見到「無中生有」的利益。市場的本質，也解釋了為何分工合作其實是同一件事的兩面。沒有市場分工，人與人之間亦無從合作，所以市場是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拉近了，這是社會進步的原因。

正所謂「大隱隱於市」，其實乾炒牛河都有大學問在其中，甚至用來推演社會的發展。由此觀之經濟學可以很易明，亦可以很貼身。

征空成功了 國強要民富

征空成功了　國強要民富

極權統治者喜歡以民族情意結麻醉人民的痛苦，以一時的榮耀來掩蓋國家的貧乏，所以不少前共產主義國家，在國際性運動會中都有不成比例的好成績。當然，在奧運會中摘金奪銀，心理上可以讓國民暫時放低弱國的情意結，但實質上並不代表國民真正身壯力健。同樣地，成功征服太空，在科技競賽中稍為有點進境，也不代表一個國家真正是國富民強。

太空競賽中最大的得益者是美國太空總署。過往美蘇進行太空競賽，只不過是將衝突性的軍事鬥爭，以一種比較文明的手段體現出來。當時的蘇聯率先將火箭送上太空，意味有能力將核彈送到地球的另一邊，迫使到美國也趕緊開發宇航技術，以顯示實力。

自第一支火箭成功升空，美蘇的競賽就已經應該告一段落。雖然美國數十年來的太空計劃，帶來的實際利益乏善可陳，可是太空任務一直沒有停止過，全因太空總署成功轉型，變了一個不斷爭取更多資源的官僚機構，甚至在蘇聯瓦解之後，發展得更加迅速。神六征空的符號意義，遠高於實質利益。雖然官方表示太空任務會帶來衍生的經濟利益，但這樣的推算往往很難作準。由太空任務發展出來的技術，通常跟市場需求有一大段距離，結果真正成功轉化開發出有實用價值的產品，數目只得鳳毛麟角。

創新發展向來都不是政府的強項，更何況是在尖端的科研。美國在這場遊戲已經稱霸幾十年，結果尚且如此，更何況是剛在起步階段的中國？而且太空競賽的遊戲，沒有龐大的國力，是絕對難以維持。投入大量資源，換來幾天的亢奮心情又是否值得呢？其實中國的宇航科技早已發展到不錯的水平，特別在人造星的技術，已經可以和歐美國家爭一日之長短，甚至私營企業亦在發展民用的人造星。中國實在不宜再強行推進無謂的宇航研究，免得滋生一個像美國太空總署般的官僚機構，蠶食已經不足的資源。

更重要的問題是，我們應當反省真正國富民強的意義。對多數黎民百姓，神六效應不過幾個月便會慢慢減退，最終仍然要面對地上種種問題。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基礎仍然薄弱，我們實在沒有多餘的資源去好高騖遠。

與其在奧運拿多幾個金牌，倒不如實際點想辦法讓人民的生活過得好些，身體健康強壯些。同樣道理，與其送多幾人上太空，人工製造多幾個民族英雄，倒不如將資源用在基礎工夫上，讓更多人有機會以自己雙手，務實地在人間服務社會。

醫療政策毒瘤非開刀不可

醫療政策毒瘤非開刀不可

癌症就是細胞不正常增生。有些癌細胞會成為腫瘤，有些癌細胞會成為惡性組織侵害正常的身體組織，影響到身體的正常運作。癌細胞增長得快，對養份的需求增長得更快。

如果將特區政府當作人的身體來看，便會發覺其實有不少政策範疇，已經出現了像癌症般的症狀。這些政策範疇的開支不斷增長，衍生的問題亦影響到其他政策的正常運作。若未能及時為這些政策毒瘤開刀，問題擴散開去將會拖垮香港的未來。

為人民健康服務的公共醫療系統，諷刺地是香港最嚴重的政策毒瘤。過去十多年來，不少有心人都嘗試提出改革建議，但都是只聞樓梯響，歸根到底是因為官僚看不到本身的問題，情況就像人體免疫系統不懂得對付癌細胞，最終讓毒瘤愈生愈大。

香港的公共醫療系統，耗費大量的資源，在成效方面卻未如理想。九十年代初成立的醫管局，是為了以中央集權的手法，將所有的公共醫療資源盡收官僚掌握之下。當時的主觀願望是透過集權計劃經濟，讓資源得到最大的效益。

由官僚主導的系統，有一套獨特的遊戲規則。公共醫療在官僚的手上，變成高度政治化的資源爭奪戰。要贏得最多資源，官僚要學會將問題的聲浪放大，要公眾的關注，但又不至於引起民憤，這便是官僚政治。

現行制度下，不同醫院能夠得到多少資源，並不是取決於醫院的成效。若一間醫院能夠有效地將所有的問題解決，結果只會令來年的預算被扣減，讓資源流往其他運作得更差的醫院。相反，如果醫院內一直問題還有待解決，官僚便可以有藉口爭取更多資源，將預算額提高。前線醫護人員的控訴，亦間接證明了這種官僚文化的存在。

爭取到最大資源，並不等於把事情做到最好。每一所公立醫院總監，聯網甚至醫管局最高管理層，都沒有動機去將所有問題解決。由官僚和既得利益主導的醫療制度，很難會真心真意為病人和大眾市民的福祉著想。

不少癌症是可以治癒的，最重要是能在發病之初對症下藥。可是治療癌症的過程仍然非常痛苦，除了用電療服重藥，情況嚴重時更加要將器官切除。對香港的政策癌症的態度亦一樣，積下來的惡習已經根深柢固，不可能循序漸進地去改革醫管局。要真正解決香港公共醫療的問題，看來要大刀闊斧，將毒瘤割去。

強政勵治的一筆 Out 消

博弈論（Game Theory）近年來成為社會科學的顯學，連學者都因研究博弈論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殊榮，可見這門科學的熱門程度。博弈論將人的行為看成棋局，玩家的目標只得一個，就是要「贏」。不同的環境，不同的遊戲規則，贏的方法不一樣，結局也不一樣。有時候玩家會在不自知的情況下，走進雙贏的局面，但有時候雙輸才是可能出現的結局。

博弈論也可以套在實際生活中，解釋一些好玩有趣的現象。電視台幾年前引入外國問答遊戲節目《一筆 Out 消》。開始的時候眾玩家輪流答題，眾玩家要在每一輪問答完畢後，要投票將一名玩家踢出局。最後剩下來的一位，可以獨得所有的獎金，而獎金的多寡，則由眾玩家得分總和決定，總分愈高，獎金愈多。

引用博弈論的理論，《一筆 Out 消》的策略絕不簡單。一方面眾玩家會盡早將能力低的玩家踢出局，以免影響最終的獎金數目。另一方面，眾玩家亦不想將能力最強的留到最後。眾玩家既要相互依賴，又要在眾目睽睽之下勾心鬥角，所以關係非常微妙。有經濟學家指出，《一筆 Out 消》中，強的玩家普遍會在開始時扮弱者，減低表面上的強弱對比，亦為弱的玩家提供掩護。在沒有明顯的訊息下，玩家惟有以貌取人，特別針對表面是弱者的對手。

套用《一筆 Out 消》的框架，用來分析現今香港的政治形勢，會發現非常有趣的結論。香港的政客經常要聯手，扮演為民請命以博取民意分數，但同時政客又要找機會將競爭對手踢出局。在這個前提下，政客的策略是將對手打作非主流，因為負面的形象一旦建立，便會很快引來其他政客群起而攻之。

早兩天自由黨在施政報告的答問大會上，被曾蔭權以近乎政治不正確的用詞揶揄，另一方面對民主黨和民建聯則招安討好。整治自由黨，有說這是為了報復自由黨支持唐英年爭奪特首一職。但最有可能的是，強政勵治的一筆Out消遊戲已經開始。自由黨是公認為最不得民望，所以一開始便「冇得留低」。那麼下一輪被勾消的會是哪一個？理論上，太過明目張膽的強勢玩家，都留不到最後。究竟結局會如果，就惟有待歷史揭盅。

香港隱憂在法治未來

香港隱憂在法治未來

菲律賓曾經是區內最富有的國家。1950年菲律賓國民平均產值，比南韓和台灣多40%。今天，南韓的國民平均產值是菲律賓的3.9倍，而台灣更加是菲律賓的5.1倍。在上世紀初，阿根廷亦曾經是世界的經濟強國，國力足可與瑞典法國相提並論，但今天已經淪為二線國家。阿根廷和菲律賓，兩者都同樣擁有豐富的天氣資源，亦曾經風光一時，但強權政治，以及因此衍生的貪污舞弊，最終仍然令到他們走向衰亡的道路。

任何社會的活力都是來自人民，可是如果政府自以為可以主導這種力量，結果往往令到社會變得死氣沉沉，最終令到國家淪落到阿根廷菲律賓之流。在國際競賽中，有些國家可以一步一步跑到前頭，是因為市場可以自由發展。正因為經濟發展並非必然，所以香港人要明白過往成功的原因，在任何情況下當要緊守這些行之有效的政策。

一直以來在守護香港的，就是法治的精神。在法治框架下，法律是保護市民，免受政府政客的剝削。在法治的傳統下，違反人道人權的惡法，會被獨立的司法制衡。法治傳統不但保障了香港人的個人自由，也讓經濟得以自由發展，終於成就了香港眾多的世界第一。

今日繁榮，並不代表明天一樣好景。香港目前的挑戰，並不是曾蔭權所擔心的社會是否和諧，行政機構能否挾民意以控制大局。事實上，從各種象亦可以肯定，行政主導的局面已經成功確立。所謂的建構和諧，更加是難以令人相信政府的誠意和能力。過去不少的社會爭議，例如居港權事件，要不是保皇政客和政府挑撥離間，也不會劇化民意的分歧。

香港目前最大隱憂，是法治的精神能否持續下去，市民的自由是否繼續得到保障，政府的權力是否有被效制衡。曾蔭權在施政報告中巧妙的用詞，令人以為曾蔭權撥亂反正，重整香港真正的優勢。可是他開宗明義說的「依法治港」和強政，心態上將法律當作管治的工作，本質上跟法治精神背道而馳。如果未來剩下的只有法治的軀殼而沒有靈魂，香港的未來實在不容過份樂觀。

曾蔭權新三面紅旗

曾蔭權新三面紅旗

大權在握的曾蔭權昨天宣讀他首份施政報告，值得一讚的是建議讓合資格的外地人才，在無須先獲本地僱主聘用的情況下，先來港居住然後再找工作。這個建議長遠有助提升香港競爭力，亦只有讓更多的人才選擇在香港落腳，我們才可以真正稱得上是一個有包容文化的國際都會。

當然，要世界各地的人才願意來港發展，最重要的是法治精神能夠得絕對的尊重，香港人能夠繼續大鳴大放，市場能夠自由迅速應變。曾蔭權這份施政報告，思想結構就有如當年的三面紅旗，令人擔心政府是否已經放棄了積極不干預精神，變成一個自以為「多快好」的冒進政府。

第一面紅旗是「強政勵治」。在發言中曾蔭權說強政是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他眼中的強政，就像大陸1958年的「總路線」，要鼓足幹勁力爭上遊。香港的總路線，就是有效率的行政主導，加上民意支持。

然而不少歷史上可怕的暴政都有這個傾向，香港可幸尚有建全的司法系統，加上仍然受到一定尊重的法治精神，強政才不會變成暴政。可是根據曾蔭權的全編發言中，完全沒有提及「法治」二字。雖然他解釋強政就是「依法施政」，隱約令人覺得香港已經和大陸看齊，將法治含糊，令法律由保護人民生命財產自由，變成為當權者的工具。

第二面紅旗「和諧社會」，這個欄目之下的政策建議，大多是零碎的地區人士口號式政策。為政者總要耍些小恩小惠，來安撫社會的不同聲音，是可以明白的，但在大原則問題上，用來交換民意支持就絕不恰當。反壟斷法是民粹訴求，而曾蔭權的取態則有媚眾之嫌，亦明顯扭曲了事實的真相，將政府造就的市場操控，推卸得一乾二淨。香港最有力量的幾個壟斷企業，例如兩電兩鐵、國泰航空、聯交所以及更多的所謂公用事業，全部的壟斷市場力量都是來自政策傾斜。

第三面紅旗「發展經濟」，假大空的味道跟太過濃厚。計劃經濟的官僚尚且考慮輸入和產量，但曾蔭權列出一大籮的基建，連是否合乎成本效益都懶得交代，真的令人擔心未來香港，究竟還有多少數碼港西九龍式的大躍進。

香港要積極不干預的和諧社會

香港要積極不干預的和諧社會

曾蔭權在1967年加入政府，當時的財政司正是郭伯偉爵士。這位偉大的財政司，他緊守積極不干預思維，抗拒了各種民粹潮流，令香港正為了世界最自由經濟體系的典範。不知道曾蔭權對就積極不干預思想有多大認同，但自從他當上高官之後，雖然口頭上支持自由經濟，但他負責的政策統統是大政府。

曾蔭權今天宣讀他第一份施政報告，相信主題仍然離不開如何建構一個和諧社會。但究竟一個和諧社會代表了什麼？相信各司局長也不一定有一個簡單的共識，國家領導人給曾蔭權的實在是一個難題。曾蔭權出身公務員，人在制度之內幾十年，可能看不到政府的本質，更可能不會明白，政府就是破壞社會和諧的最主要因素。

古代帝王，行使權力時要訴諸天命。現代政府的唯一分別，就是用民意包裝權力。當政府的權力用在保護人民生命財產，這種權力的應用是恰當的。可是政府的權力更經常被用作強迫人民，要人民做一些違反自由社會的行為，這時候政府便成為了破壞社會秩序的元兇，就算用民意包裝起來，本質上仍然是暴政。

主觀願意當然是希望曾蔭權在這兩年任期內，不會有些什麼大動作。可是他現在有中央撐腰，形勢比人強。被視為反對力量的民主派又青黃不接。最怕曾蔭權要借機實行所謂強勢統治，一意孤行各種假大空。從早前政府處理西九龍的手段看來，曾蔭權似乎仍想有點作為。

回歸之後人才流失，留下來被躍升的官僚，亦享受到從政的樂趣。以往真正政治中立的香港政務官，最基本要求是要抗拒既得利益的貪婪，要堅持政府的公正持平。對曾蔭權的真正試煉，要看他是否能夠一如競選時承諾，以多年的公務員經驗來管理特區政府，讓香港從回積極不干預的和諧社會。

讓全世界工人在港尋夢

讓全世界工人在港尋夢

歐盟和美國違反世貿協定，限制中國的紡織品入口，中國亦識趣搬出自願出口限制，令到不少紡織廠將生產遷移到東南亞等地。政府建議讓紡織業聘請外地工人，策略上不失為一個適時的政策。

其實外地工人對香港的貢獻良多，菲傭印傭將香港婦女的生產力解放出來，現在不少厭惡性和勞動性的工作，亦都是由南亞裔的外地工人為香港賣力。雖然在香港人眼中，外地工人做的是苦差，但客觀來說這裡仍然比他們祖家的環境好得多，長遠來說，他們賺取外匯，可以為鄉人提供教育醫療，所以就算要離鄉背井，他們也心甘情願。開放勞工市場，在理性和道德上都正確無誤。

獅子山下的精神，是守望相助同舟共濟。香港的成就，靠來自五湖四海的人一手一腳建立出來。外地工人跟我們的最大分別，只不過是少一張香港身份證，但為何工會要歧視他們用自己勞力賺取生計的權利？所謂保障香港工人就業，其實就是不公平競爭，剝削其他人自力更生的機會。

工會打蛇隨棍上，藉詞要求各種保護主義利益，將會是一個潛在的問題。但更大的問題是，政府在壓力下，要求僱主搭單聘請一定數量的本地工人。現實是，香港生產紡織品的成本，仍然遠高於東南亞，而且當所謂的自願出口限制解除之後，生產仍然會回流至大陸。當發現香港的紡織業仍藥石罔效，業界和工會便有可能以「拉衫尾」的香港工人的作籌碼，要求以公帑作補貼，令紡織業變成了揮之不去的工業寄生蟲。

真正的自由市場不應該拖泥帶水，要開放市場便要無條件地讓工人來香港。外國工人願意來香港工作，是我們的榮幸，因為這證明了香港仍然有競爭力，仍然是肯努力工作的人尋夢的樂園。

香港的伐木工政治

香港的伐木工政治

星期三出爐的施政報告，應該會再引起政改的辯論，也是時候拆破功能組別這個政治的毒瘤的偽裝。

首先香港人應該要明白為什是「伐木工政治」(Logrolling)。在機器還未普及用於伐木業之前，一個工人把樹斬下來之後，要召集附近的其他工人，一起合力將木推走。工人之間互相幫助完全出於自願，這樣的做法也成為了伐木工之間的文化。經濟學家在研究政治運作時，也發覺到政客也有這種「伐木工政治」。

政客為了討好推動自己的選民，要不時推出一些針對自己選區界別政策。這些針對性的政策大多是特別的津貼和優惠，一般來說都不會容易得到廣泛的支持，所以他們便仿傚伐木工的一套，以互相幫助作交換條件，邀請其他選區界別的議員支持自己的政策。這樣的文化之下，只要政策本身並不構成直接的利益衝突，政客是凡事都有相量。

這樣權力共享交換，鼓勵既得利益的座大，也蠶食了民主體制。在全民直選的制度下，最多是不同地區的居民得到些小恩小惠，但在功能組別之下，就會變成既得利益的互相包庇。多年來的功能組別伐木工政治，三十個功能組別的議員，每一個都代表著明顯的既得利益。如果說外國的政治說客的影響力大，我們便應該看看香港的政策環境。

既得利益並不限於大企業，還有各式各樣的專業和界別。政客一向以來都嘗試製造一個假象，令人以為組別中選民數目多便有代表性。事實上功能組別中無論有多少選民，本質上都是功能組別，以政治保護既得利益跟民主政制的原則相違背。

民主政制的精神，是透過議會制衡行政機關的權力，而不是以政府作為利益輸送的工具，功能組別只會令到政府在既得利益之下不斷膨脹。說香港的經濟自由不斷萎縮，絕對有根有據。

不受干預的和諧社會

不受干預的和諧社會

曾蔭權在1967年加入政府，當時的財政司正是郭伯偉爵士。這位偉大的財政司緊守積極不干預的思維，抗拒了各種民粹潮流，令香港成為了世界最自由經濟體系的典範。不知道曾蔭權對積極不干預思想有多大認同，但自從他當上首長級官員之後，雖然口頭上支持自由經濟，但他負責的政策通通是大政府。

曾蔭權今天宣讀他第一份施政報告，相信主題仍然離不開如何建構一個和諧社會。但究竟一個和諧社會代表了甚麼？相信各位司長局長也不一定有一個簡單的共識，國家領導人給曾蔭權的實在是一個難題。曾蔭權出身公務員，人在制度之內幾十年，可能看不到政府的本質，更可能不會明白，政府本身就是破壞社會和諧的最主要因素。

古代帝王行使權力時要訴諸天命。現代政府的唯一分別，就是用民意包裝權力。當政府的權力用在保護人民生命財產，這種權力的應用是恰當的。可是政府的權力更經常被用作強迫人民，要人民做一些違反自由社會的行為，這時候政府便成為了破壞社會秩序的元兇，就算用民意包裝起來，本質上仍然是暴政。

主觀願望當然是希望曾蔭權在這兩年任期內，不會有些甚麼大動作。可是他現在有中央撐腰，形勢比人強。被視為反對力量的民主派又青黃不接。最令人憂慮的是曾蔭權要借機實行所謂強勢統治，一意孤行實施各種假大空。從早前政府處理西九龍的手段看來，曾蔭權似乎仍想有點作為。

回歸之後人才流失，留下來被擢升的官僚，亦享受到從政的樂趣。以往真正政治中立的香港政務官，最基本要求是要抗拒既得利益的貪婪，要堅持政府的公正持平。對曾蔭權的真正試煉，要看他是否能夠一如競選時的承諾那樣，以多年的公務員經驗來管理特區政府，讓香港再返回積極不干預的和諧社會。

小心西九龍這個泡沫！

小心西九龍這個泡沫！

事後孔明去看經濟泡沫，往往見到投資者孤注一擲，將畢生積蓄押在完全不合理的市場亢奮上。歷史上最早的一個泡沫，是十八世紀英國的南海泡沫，連牛頓都在這次投資中輸掉二萬鎊。

不少經濟泡沫，都是政策傾斜的後遺症。當年英國皇室御准南海公司，在南美洲享有獨家的貿易權，股民以為這家公司跟皇室的特殊關係，會帶來更多的特權，所以便一窩蜂入市，之後發現公司資不抵債，泡沫亦隨之爆破。泡沫是經濟的鴉片，吸食者人人興奮，也不會想想後果是怎麼樣。

歷史不斷重複，一個接一個的泡沫，被政策傾斜吹大之後又爆破。地產是香港泡沫的主軸，曾經有數碼港帶動的科網地產泡沫，今天又有西九龍的文娛地產泡沫。無論政府以為把西九龍的肥肉分成多少塊，便可構造一個怎樣的和諧局面，不可否定的是，政府明確取態，混合的地產發展概念，包裝成甚麼港、甚麼區，便可以得到特別照顧。反過來說，文娛、康樂、旅遊、科技、醫療、體育等各行各業，只要能夠游說政府重點發展，亦可以登上龍門成為概念行業，和地產混合發展。

如果大家已經忘記了混合地產發展政策的教訓，忘記了政府對非地產項目的定義，我建議大家到數碼港一遊，回味當時政府官員信口開河，說要發展香港的甚麼科網，今天仍然是空殼一個，看看那水盡鵝飛的酒店商場寫字樓，再看看那炒味濃郁的住宅！

數碼港讓盈科成為科網泡沫龍頭，爆破之後的教訓卻要小股民承受。西九龍的贏家是誰無人知，但輸家肯定是香港人。新一輪的尋寶也即將開始，下一個經濟泡沫亦在醞釀。價值投資之父 Benjamin Graham 在他的經典《智慧投資者》中，告誡投資者要從市場不理性中獲利，但不要參與其中，因為泡沫一旦爆破，將來的日子非常難過。

最高工時是最差政策

最高工時是最差政策

大多數自由市場經濟國家，國民工作的意義，不是單為薪水收入。有工作的人，通常都會以工作崗位作為身份象徵。在大企業享高薪厚職的，更加會以自己的工作身份為榮，亦有不少人以事務繁忙來肯定自己的重要性。
從發達國家的數據來看，過去幾年，工時都有上升趨勢。主要原因是經濟發展推高了人力需求，這跟工作性質的改變也有莫大關係。有不少行業，例如資訊科技和財經服務，因為需要跨國合作，員工往往要全天二十四小時候命，這些改變亦間接增加了其他支援崗位的工時。

香港作為國際都會，工作時間亦在這個趨勢下增加了不少。民主黨提出，立法規定每周工作時數，不能多過四十四小時。這個建議明顯地是為他們的票源──中產階層提出的，它可能會博得一些掌聲，但究竟情況又是否會如民主黨所料那樣？

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的研究指，降低工時會直接導致生產力下降，亦會引發通脹和長遠競爭力下降。倫敦的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亦發現，最高工時法規反而會令失業上升。

法國在一九九八年通過規定每周工作三十五小時的法例之後，德國總理施羅德說：「這方案應該對德國的就業有幫助。」相信新加坡的官員，亦會為他們的國民支持香港的最高工時法案。

一位從事傳訊工作的前輩說，要吸引公眾注意，最重要的手法，是突出事件的矛盾衝突。從鄭家富昨天在經濟及就業委員會的表現看，他是盡得這一招的精髓。民主黨推動最高工時立法時，巧妙地將政府和商界放在一邊，而另一方面訴求基層勞工的辛勤。政府現在陷入被動的一方，無論如何反駁，都會被民主派冠以「偏幫商界」的罪名。當然，若然政府不是經常地偏幫某些既得利益集團，這樣的指控又怎會如此容易成立？

香港不要學新加坡

香港不要學新加坡

金融風暴後，新加坡多方面借鑑香港成功經驗，並加以模仿，如以減稅吸引外來投資；嘗試使用不同的方法，掩飾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特區政府卻有優勢而不自知，去模仿新加坡的家長式大政府。此消彼長下，香港連自己最引以為榮的自由市場精神也斷送了。

強積金便是最典型的「人有我有」抄襲式香港公共政策。在新加坡推行公積金仍未見其利時，香港政府及政客便急於去抄襲，結果發現新加坡的公積金制度百病叢生，怎樣改革也改不好，這時已恨錯難返。

在剛結束的「亞洲經濟自由網絡」會議上，一位德高望重的自由經濟權威透露，在董建華即位不久，他們曾經討論香港問題。在談話前，董建華已表示，新加坡的模式比西方自由社會更適合香港。董建華雖然已經不在其位，但這種想法是否依然是政府的主流思路，就有待新領導班子用行動去解答。

因為貪污惡化、政府政策偏袒等因素，香港在今年的全球競爭力排名上排名大跌；相信這亦會影響香港在經濟自由度上的排名。筆者跟一位負責經濟自由排名的研究員開玩笑說：「如果香港真的失去世界自由經濟冠軍的名銜，請將消息第一個告訴我。」可是他說：「這便代表了新加坡會是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系。這又是不是大家所希望見到的自由市場典範呢？」

香港的自由市場聲譽，是市民多年努力的成果，也是世界各國學習自由市場的目標。我們有道義上的責任，繼續頂世界最自由經濟體系這一冠冕。就算真的失去了排名，只要尊重人民和市場的精神還在，我們仍然可以將失去的榮譽追回來。可是，如果香港繼續希望學習人家的強權統治，就算名義上繼續是世界自由經濟的榜首，盡其量也只不過是個假冠軍，絕對不會得到人家的尊重。

哥連拿的忠告

哥連拿的忠告

足球包青天哥連拿早前宣佈退休，體育雜誌找他做訪問，他道出了作為最受歡迎球證的秘訣：「球證有時候也會犯錯。如果要球員肯接受球證的過失，唯一的原因是球員信任球證。」

在球賽當中，無論對陣雙方是勢均力敵，還是強弱懸殊，做球證的責任，是肯定手球和從後攔截等不君子行為，會有效地被抑止；明顯妄顧安全的危險動作，更加要以紅黃牌以警效尤。

贏得球員信任的球證，一定要絕對公正持平。政府和球證的工作，一定程度上非常相似。政府也會犯錯，問題是市民會不會原諒這些過失，如果市民得不到市民的諒解，原因又是什麼？

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競爭力報告，香港的排名今年大幅下跌七位。筆者在剛結束的亞洲經濟自由網絡會議上，跟有份負責編制報告的Irene Mia 討論香港排名大跌之迷。她指出雖然競爭力的排名受主觀的因素影響，但如果多數的意見都不約而同地指出一個問題，那麼背後一定有一件重要事件發生。

今年競爭力排行的調查早在年初進行，當時政府還在硬銷西九龍。有理由相信，政府在西九龍的立場和手法，令市場人士認為政府已經背離了小政府，對不同財團有偏袒。

政府不能持平公正，就不會得到市民信任，做錯事也不會得到市民原諒。可以說今次香港的排名大跌，其實等於政府管治亮了紅燈。國家領導人要港官建構和諧社會，現在看來最大的阻力是來自政府傾斜的立場，至少市民是這樣看特區政府。

特首曾蔭權將要發表他第一份施政報告，相信主題也是和諧什麼的。可是口號的和諧又有什麼意義？哥連拿的忠告他也可以不聽，世界經濟論壇的建議他可以說沒有根據，但國家領導人的最高指示他不敢不從吧！

地產政治新規則

地產政治新規則

施政報告未出，地產商便虎視眈眈西九龍的肥豬肉。不用是地產專家，都可以從地產商的態度，知道西九龍是難得一見的賺錢機會。

香港地小人多的假象早已深入民心。論人口密度，香港跟首爾、台北和澳門不相伯仲。加上多年來移山填海造地，香港的土地雖然有限，但供應絕對足夠。只不過在九十年代，聯繫匯率令港元大副折讓，港元為本的資產變相抵買，聯合聲明亦規定了批地的數量，樓價亦長升長有。

回歸前樓價長期只升不跌，令所有人都以為高地價高樓價是自然現象。當董建華履行競爭承諾，以八萬五認真對付高樓價，香港人才明白到，政府的威力可以創造神話，亦可以令夢境幻滅。

經濟不境，政府願意以暫停賣地來托市。雖然就算政府當時繼續賣地也一定賣不到好價錢，暫停賣地是可以理解的。政府面對龐大財政壓力，知道最終仍要靠賣地幫補家計。權宜之計是勾地，由政府決定賣那塊地底價多少，什麼時候拍賣則地產商話事。

彈性大了，本來應該可以使土地供更加貼市，勾地卻劇化大小地產商的利益衝突。因為大地產商除了可以買地建樓，更可以靠換地、改變土地使用以及跟鐵路公司合作等來繼續擴張版圖。土地的遊戲規則改變了，變成了大地產商主導的市場。中小型地產商的生存空間變得狹窄，也不時聽到酸葡萄的是是非非。

地產商的恩怨又豈是我們小市民理得來？土地是政府收入的一大部份，地產亦是不少小市民的積蓄投資，政府最大的負任是確保土地供應不會受政治和既得利益的影響。

西九龍既然是地產項目，便要以市場的方法去處理。為了地標天幕，不符合效益，造就既得利益，更破壞市場秩序，所以西九龍應該永遠落馬，免得明年世界經濟論壇再將香港貶低幾位，眾港官又要慌忙解畫。

恐龍早已絕種

恐龍早已絕種

陳偉業訪粵時說，要政府考慮將工業帶回香港，令人想起侏羅紀公園中，狂人誓要將恐龍帶回人間的。

香港不是沒有發展工業的條件，問題是今天在香港發展工業，工廠也不會像七十年代的山寨廠，對員工的要求亦不一樣。就算陳偉業將這些工業帶到香港，也不會為基層低技術人士帶來沒何新職位。

市場跟大自然的運作有很多相類似的地方。市場裡的人、產品、服務和企業會不斷進化，妄想粗暴干擾這個過程只會帶來反效果。人面對市場和生態圈，最佳的態度，是明白和信任大自然的法規，並和諧地跟其他物種共處。

從事自然保育工作的人，都知道強行將物種帶入一個新的生態圈，會破壞平衡亦不能達到保育的目標。電影傑侏羅紀公園，便將這個訊息清楚說明：將已經不存在的恐龍帶回這個世界，是好心做壞事，會累人累物。

工業沒落跟恐龍絕種一樣，是自然發生的事。當然有令人傷感的地方，但是也代表了其他行業的誕生。恐龍絕種之後，世界上出現了生存能力更高的哺乳類動物。雖說回憶總是美好的，客觀地看香港現在可以選擇的工作多了，工作的環境亦比以前好。工業遷出香港，是因為香港進步了。

另一方面，工業遷到深圳和東莞，卻帶旺了當地的發展。無論長三角的支持者如何唱好，事實搬在眼前是廠商自發地地在廣東設廠，總比長三角的規劃經濟發展來得扎實。八十年代初的深圳和東莞，要不是有機會跟隨香港的舊足跡，那有現在全國最高的收入水平？

政策傾斜支持工業，跟其他的利益輸送無分別。廠家如果因為政策優惠來港設廠，優惠只會永遠延續下去，一旦優惠取消工廠便會再度遷出。香港不要新的特權階級，更不應只為虛幻的羅曼蒂克，浪費納稅人的錢將絕種的恐龍工業復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