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高登我的驕傲

香港高登我的驕傲

將珍貴的社會資源花在大白象上，只肥了既得利益者，沒有經濟效益。特區以過百億的公帑津貼迪士尼、數碼港，藉口推動旅遊業和資訊科技，實質利益輸送。事實上，香港有一個地方，不用花納稅人一分一毫，成就蓋過迪士尼，就業機會多過數碼港，這就是位於深水(土步)的高登商場。

80年代初高登開始嶄露頭角，當年主流的產品仍是蘋果二系電腦，8088仍然未普及。當年的高登是一個翻版的天下︰從翻版電腦、翻版書到翻版軟件。高登很快地成為了香港電腦發燒友的天堂，當年資訊沒今天發達，電腦發燒友每天到高登收料，甚至連外國遊客到港也要到高登走一趟。

到了90年代，不同的地區陸續開了不少「腦場」，但高登的江湖地位已經深入民心。二十年間，高登亦慢慢從翻版世界，變成了世界電腦消費品的集散地，所有最潮最刁的電腦產品差不多一定可以在高登找得到。高登吸引的遊客消費，絕對不會比迪士尼少。

由電腦到社會革命

雖然香港沒有發展出像Dell般的電腦巨無霸，但高登的砌機靈活多元，又怎會是單一家的企業能夠提供？而且在科網潮之前的二十年，高登已經孕育了香港一代又一代的電腦人。香港今天科網電訊業的真正中堅，哪一個沒有在高登浸淫過？將高登跟數碼港比，簡直侮辱了這個「香港資訊科技搖籃」。

高登已經由一個商場，進化成一種高登文化。從砌機到改機，也是高登文化的一部份。在科網潮間，有人建立了一個叫香港高登的網。網站跟原本的高登商場是兩回事，但同樣是一個「腦迷」的聚合點，更加是香港Y世代的象徵。若要知道香港未來一代的意識形態，香港高登是一個不錯的入門網站。

利世民自80年代初跟高登結緣，現在又在香港高登尋回那種味道。最近，香港高登的網友發起集資在報章登廣告爭取普選，我感動得流下眼淚。像曾蔭權許仕仁般，年上五六十的傳統精英，可能看不起香港高登這班「Kai 子」。這班年輕人既沒有穩定收入，又沒有精英的社會地位，甚至有點暴躁，可是他們卻能夠五十一百地凝聚力量，而且對普選的討論更加是情理兼備又有深度。香港高登，已經不只一次對香港的政治發揮影響力。在未來日子他們仍會繼續，直到傳統精英明白，時代變了，香港能不進步嗎？

官員不要輸掉品格

官員不要輸掉品格

許仕仁以打麻將來比喻政改議題，呼籲民主派不要在現階段反對政府的方案。許公說，手上的牌若然無機會食出，就不要把牌扣起，阻礙人家贏牌。

打麻將一定有贏有輸，手風順時做大一點，手風弱時就要守一守，這是麻將的基本法，但無論如何打麻將最緊要是公道。何謂公道呢？首先，輸牌不要埋怨人家，人家牌章高手風順是人家的事，自己要檢討在打牌的過程中有沒有犯錯，有錯便要記住並改過。放棄了檢討修正的機會，章法便沒有進步，牌品亦會變差，輸牌是小事，輸牌品才是大事。

許公又說，每每將人家的牌扣起，長此下去可能連打牌的對手都會敬而遠之。許公此言差矣。有說棋逢敵手半句多，不是說棋手遇到真正的對手便一言不發離席而去。真正有競爭心的人，遇到有相當份量的對手，不會「口水多過茶」，是棋手便會堂堂正正下一盤棋，麻將友便會打四圈，政客便會來一次民意的比賽，這是體育精神。

香港的政務官慣了高高在上，香港的政客要仰他們鼻息，議政時又因為基本法的限制要被迫鬆章。民主派現在只不過是堂堂正正來一次政治的較量，許公便應該光明正大地跟章打。若許公相信民意是站在政府的一邊，便讓民主派自己去面對選民。究竟是民主派對民心的掌握準確，還是政府對形勢的估計有把握，12．4遊行的人數氣氛自有分曉。

引喻失義只自招其辱。同樣是以打麻將作比喻，最近網上流傳著一張相片，是一幅「牛頭角順嫂不平鳴」的橫額，內容就簡單直接得多。順嫂說︰「『師奶』打麻將，在打之前都會講明打幾圈，打幾大同打幾多番。唔通要打到阿邊個邊個贏錢至收台咩？」政府和保守既得利益，要普選對他們絕對有利，他們要穩贏不輸才會接受香港可以有普選，這不就是順嫂講「打到阿邊個邊個贏錢至收台」的輸打贏要？

現在市民要求的是普選，不是要求民主派當選。官員和既得利益偷換概念，將普選說成民粹，是不道德劣行。普選是公道的。所有政治人物面對一樣的選民，公開地在政治擂台上競爭，我們便要相信香港人的眼光，和普選這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成功爭取普選，亦不代表民主派的議員到時一定會當選。但是功能組別的小圈子，來去都是同一班精英的玩意。

順嫂所講的才是一致認同的普世法則。一切交代清楚又有甚麼不對？不知道許仕仁是否麻將的高手，但從他的言論看，這個人的牌品不好。

民粹主義剋星TABOR

民粹主義剋星TABOR

香港是世界上唯一沒有民主政制的文明社會，究竟其他所有發達國家是怎樣抗拒民粹主義呢？答案是︰「信任人民的決定。」香港慣了高高在上的精英，相信很難接受群眾智慧反民粹這一回事。

可是事實擺在眼前。美國今年有16個州會仿傚科羅拉多州，立法將納稅人權益約章TABOR (Taxpayers' Bill of Rights) 納入州憲。自從1992年第一條TABOR出現以來，民眾看到實際成效，紛紛促成這條反民粹法例。

既然政府精英指香港民粹主義勃興，就應該好好考慮將類似TABOR的條文寫進《公共財政條例 》，一方面嚴格限制政府開支的增長，並將增長率和經濟增長嚴格掛鉤，另一方面要嚴格限制政府的財政盈餘，實行還富於民。

香港會見到TABOR的一天嗎？

香港要訂立TABOR，本來要比美國容易得多。《基本法》的107條及108條，在意識上已經跟TABOR非常吻合。可惜立法會議員受制於《基本法》框架，根本不可以提出涉及公共開支和政府運作的法案。

其實《基本法》107條和108條，已經有若干的規定，要政府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而且要奉行低稅政策。《基本法》這兩條用意是好，可惜內容實在太多灰色地帶。「量入為出」的原則，語意上模稜兩可。過去幾年政府雖然一直行赤字預算，曾蔭權在1999年當財政司的時候，更彈性地將赤字辯稱成「只要在中期內恢復平衡預算，短期出現財政赤字並不違反基本法」。最新的滅赤目標是08/09，曾蔭權口中所說的中期，原來可以長達10年。所謂「低稅政策」，更加「講左等於無講」。香港的稅率絕對不是世界最低，而且政府計劃推行銷售稅，這樣的香港還可以算是低稅嗎？

如果不另行立法以充分體現《基本法》107條和108條，單靠香港精英官僚空口講白話，信得過嗎？事實上，如果有政客願意將 TABOR作為參選政綱，相信會得到不少支持。可是以現在的客觀環境，只有官僚才真正有立法的權力，試問又有誰可以主動提出TABOR？其實香港的政客除了少量的政治壓力，在《基本法》限制下事實上什麼都做不到。究竟是民主政制醞釀民粹，還是精英行政霸道令到香港人無法抗衡民粹？

民選議會抗衡行政霸道

民選議會抗衡行政霸道

在《基本法》的限制下，立法會議員的權力非常有限。所有具實質影響力的政策，只可能由行政機關提出。香港走大政府的路，其實也是由行政機關走出來的。無論是福利、醫療、教育、交通、房屋及公用事業，政策的制訂和實施也是由行政機關負責，因此，怎可以將民粹的罪名統統強加在議員身上？

甚至香港的政黨，亦不是一面倒走民粹的路。民建聯大量投入廣告資源，招攬商家和專業人士加入，務求擺脫蛇宴荔枝團的定位。四十五條關注組，以大狀的專業身份來擴闊民主派的空間。自由黨周梁淑怡、李鵬飛和田北俊更肩負商界的標籤參選，是對選民理性判決的信任。可惜，任憑政黨再努力向中間路線發展，以現在的政治生態繼續下去，香港亦不會有撥亂反正的一天。

官僚在政策失誤之後，仍然可以繼續以干預政治去掩飾過失，亦是過去十多年來政府不斷膨脹的原因。以香港的醫療和教育為例，政府的中央集權已經令到香港這兩方面完全僵化壞死，成本不斷上升。官僚繼續修修補補有用嗎？行政機關只知道要納稅人付出更多的血汗錢，但真正有成效、讓市民有選擇權的改革卻遙遙無期。

要在這種行政霸道的政治環境中突圍，沒有原則上的改革是很難成功的。要回到小政府就惟有靠全面普選，讓立法會有真正制衡行政機關擴張的權力。只有擁有從普選出來的立法會，才足以抗衡官僚和既得利益的認受性。若香港的議會由全面普選產生出來，擁有真正制訂政策的權力，政治人物亦要為自己的政策主張負上政治責任。

既然民粹政策注定失敗，主張大派福利的政客又怎會有生存空間？從各政黨的發展方向，香港明顯有一股主流意識，認同中間路線也不滿現在的干預氾濫。可是，這一群香港市民大多不熱衷參與政治，只不過是因為制度上很難有作為，而且在芸芸候選人中，亦很難找到一個真正能夠代表香港自由價值的政治人物，所以惟有寧願不參與亦不投票，也不願意浪費寶貴的一票。

擁有這種想法的香港人，請考慮在12．4參與遊行支持普選，要政治人物為施政負責，也爭取政治上的選擇，讓香港有一個更平衡的政治環境，抗拒行政霸道的大政府。

收入無節制促成大政府

收入無節制促成大政府

回歸之後，政府大有為思想的反效果終於陸續出現︰8萬5的結果是政府要暫停賣地；教育改革母語教學的結果是家長要將子女送到私校、送到外國；計劃經濟式管理的公共交通結果是又貴又沒有彈性的壟斷怪物；大肆擴張醫管局的結果是僵化的官僚，也間接激化了沙士期間香港人的痛苦……還有更多更多數之不盡的官僚和僵化，令到香港自90年代始停滯不前。

說句公道話，自從70年代開始，香港政府的開支便一直有加無減，其實小政府早已暗中增肥，現在的痛苦是多年以來積下來的問題，也不可以全盤歸咎於董建華政府。只要庫房有錢，官僚和政客斷不會甘心看著他們的政治籌碼放閒不用，彭定康如是、董建華如是、曾蔭權亦一樣。

其實過去幾年政府入不敷支，除了是大政府的報應，亦是自然調節的一個過程。「小政府」的先決條件是一個「窮政府」。庫房足襟見肘，人才會面對現實，明白政府不是萬能救世主。

TABOR限制政府擴張

可惜世界上仍然有官僚和政客，會無所不用其極去不繼擴張政府。過去幾年庫房收入銳減，官僚便推出稅基狹窄和促進債市的口號，一方面想借銷售稅對中收入家庭雙重徵稅，另一方面發行債券，變相向下一代徵稅。後者更加可以讓政府在沒有政治壓力之下擴張，是香港大政府發展最重要一步。

1992年美國科羅拉多州通過了納稅人權益約章TABOR (Taxpayers' Bill of Rights) ，將政府收入增長限制在通脹率以及人口增長率的總和，並且規定政府要將所有盈餘退回市民。在TABOR通過之後，科羅拉多州是全美減稅最多的一個州，而且退稅的金額每年遞增，由1997年的1.3億美金到2001年的9.2億美金。

究竟為甚麼退稅的金額可以每年遞增？原來自從TABOR通過之後，選民對政府的開支更加小心，政客亦不容易通過民粹的福利政策，所以科羅拉多州政府的財政亦每年改善。

要臃腫的官僚政府迅速瘦身，除了要節制政府收入，還要讓所有人一同感受到公共財政的壓力，當然亦要有效的政治壓力。科羅拉多州TABOR的經驗值得香港人參考，但前提是要有一個相應的民主體制來向政府施壓。事實上，民主是可以制衡民粹，問題是制度的安排是否容許民主體制發揮應有的力量。

等了又等的教訓

等了又等的教訓

香港市民在一九九五年選出殖民地年代最後一屆立法局，但中央政府不接受這樣的步伐，結果這一屆立法局的議員都無法乘坐「直通車」，全部要在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卸任。當時社會上的保守派，都說香港的民主要循序漸進。自由黨和民建聯甚至將二○○七和二○○八年這個時間表寫進黨綱。可見香港早有共識，要在○七、○八全面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當時的香港人以為，十年是一個非常之長的時間，也應該足夠讓民主的進程自然暢順地發生。

可是活在一九九五年的人如果知道，十年之後的今天，我們仍然原地踏步，將普選的日子又往後推十年，他們又會怎樣去為未來作出決定？首先，他們會知道不是單靠等待，民主進程便會自然發生。其次，他們會知道拖延的說話是信不過的，天真地相信這些謊話只會令普選的日期一推再推。所以如果歷史可以重來，1995年的香港人，不會接受循序漸進的謊言，更加會一直以行動爭取普選，直到成功為止，○七、○八普選的目標也不致落空。

回歸之後，香港人誤信○七、○八普選的假承諾，所以也放鬆了爭取，以為到了○七、○八年普選便會自然發生。民主派一九九九年重返立法會，未有把握機會在建制內外爭取加速民主進程；到了二○○三年，香港已經偏離民主進程愈來愈遠，可惜香港人仍未醒覺。結果香港人白白浪費了整整十年的時間，錯失了許多推動香港民主進程的機會。

香港早就充份具備推行全面普選的條件，也已經等了多年，我們為甚麼還要等呢？其實拖延的藉口俯拾皆是。當社會繁榮安定，保守派可以說政府做得好，不用急於去改；當百業蕭條，保守派可以說首要任務是刺激經濟。若按照保守派的思維去爭取普選，香港永遠都看不到民主的一天。無論是甚麼經濟環境，爭取民主的力量都不應該鬆懈，這是香港人用十年換來的一個教訓。

雖然時光不能倒流，但人可以回顧過去，從歷史中得到教訓，為今天作出決定。若政改五號報告書得到通過，香港的民主進程只會繼續無了期地拖下去。二○一二年的香港人，回顧今天也一定會告誡現在的我們，不要信空口講白話，不要以為民主會自然出現，不要以為既得利益者會無故自願放棄對政府的控制。落實香港的民主進程，每一步都要出力，一日未見到真正的民主，爭取的行動仍要繼續。

精英無勇氣面對進步

精英無勇氣面對進步

世界上沒有完美的人，亦沒有完美的政府，而且兩者都會犯錯。理想的社會制度，並不是一個完美無瑕的社會，而是一個容許犯錯，但能夠承擔錯誤的責任，能夠從錯誤中改進的社會。自由市場使每一個人為自己犯的錯負責，民主政制則是讓政府為失誤負責的安排。

人要為自己的決定負責，才會珍惜資源。沒有自由市場，人不用為自己的錯誤負責，結果會是一個怎樣的世界？計劃經濟令人不會珍惜資源，結果便是嚴重饑荒和環境污染。計劃經濟本意是透過集權來避免錯誤，結果卻是浪費和退步。

沒有政府可以完全無誤地施政，關鍵是社會如何處理政府犯錯。當然所有人都希望政府錯了之後會改、會進步，但怎樣去改也取決於執政者是否需要為錯誤負上責任。在極權封閉社會，政府的錯誤是會導致嚴重的衝突和不穩，而民主制度正是容許政府以和平文明的方式去為負責任及改進的政制安排。

次次政府失誤，便要官員落台，會不會太過苛刻？世界上只有獨裁極權社會和香港，官員是如此害怕為失誤負責。事實上，在文明的民主社會，上台落台是平常不過的事，政策失誤亦只不過是判斷有錯，官員本身很多時談不上甚麼道德上的責任，下次選舉期又再是一條好漢。特區政府由始至終都不明白到責任之為何物，官員犯錯之後永遠都是為了私利著想，胡說甚麼留下要更大勇氣之類的掩飾。就算讓這些人留了下來，他們是否真正改過？對社會又有甚麼好處？

英國前首相邱吉爾曾經說過︰「在世界上眾多的政體，撇除其他所有已經出現過的，民主是最差的一種政體。」邱吉爾說民主不是完美無瑕，但有人能夠找到比民主更好的政體嗎？答案是沒有。邱吉爾曾經風光地在選舉中勝出，也曾經被政敵挫敗過。在民主制度之下，無論哪一個人也要為自己的政治決策負責，但歷史卻不會因為邱吉爾曾經下台而全盤否定這個人。

沒有犯錯的可能性，就沒有進步的機會。政府最大的謬誤，是以為可以透過由上而下的精英主義，去建構出最完美的香港，這無疑是香港步向獨裁集權計劃經濟的先兆。政府對民主發展的態度，亦是出於這種自欺欺人的完美主義。沒有民主政制，香港的精英和官僚就可以繼續沉醉於他們的虛擬和諧，也不用勇氣去承擔任何責任，香港亦只有永遠和這種精英一起停留在昨天的光輝。

為何要詆毀抹黑香港人

為何要詆毀抹黑香港人

甚麼是法治？法治就是政府要嚴格遵守法制規限，尊重明文的規定和一些普世公認的法律憲制原則。法律是保護市民免受政府剝削的機制。相對法治就是人治，就是仰慕全能完美的官僚集權，就是迷信精英領導社會思想。

曾蔭權上任的第一份施政報告，鬼祟地將法治變成「依法施政」，偷偷地將法律變成了政府奴役市民的強政勵治工具。高格調地提升策發會，變相等於賦予既得利益先制特權，在立法會未審議政策之前，將所有可能威脅既得利益的議題否決，亦等同於另作繞道凌駕立法會。法治的先決條件，是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相互制衡。在真正的法治社會，所謂的行政主導，盡其量只可以是一個政治的現實。若將行政主導的權力透過制度上的安排變成行政霸道，就是香港法治的最大威脅。

事實上，很多真正有現實需要，對香港有利的發展，無可避免會觸動既得利益。香港不是甚麼第三世界小國，這?有極流動的資訊，政府亦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公開諮詢機制，政府根本不可能不知道市民對公共政策的意見。策發會只不過是功能組別之外，既得利益的另一重政治保障，亦是精英領導人治思想的表現！

政府寧願將香港未來政制討論的重任，交給欽點的152隻無牙老虎，以為可以製造假輿論假支持，去拖延普選的討論，甚至要問題在正式討論前已經胎死腹中。政府不願意正式地將問題提交立法會討論，是毋視立法會的憲制地位，是極度粗暴的行政霸道。

從策發會的最新文件，可以看到政府對市民的不信任，甚至乎存在恐懼。政府竟然在最新發給策發會成員的文件中指︰「如何能在促進民主政治的同時，不影響、不破壞其他範疇的發展？」甚至說︰「社會上某些團體和人士對民主懷著熱切的期望。倘若民主理想未如其所願，社會恐怕將不時發生摩擦。政府應如何處理？」

這種先入為主的論點，否定了普選的價值；更將愛香港的市民定性為暴民！基本法中已經寫明香港最終達致全民普選，現在政府連市民和平表達的行動，都被定性為破壞穩定。

為了香港的法治，為了香港人的尊嚴，請各位讀者真正反思︰為甚麼政府要閉門造車？為甚麼要讓既得利益集團可以透過不公平的機制，去繼續剝削香港大眾的公民權？為甚麼政府竟然要抹黑手無寸鐵的市民？為甚麼政府要詆毀香港人的文明質素？請將各位在12.4遊行，用行動將答案大聲說出來。

XY世代的新消費模式

XY世代的新消費模式

在很多人心目中，打機是少年十五二十時的玩意，不是主流市場的產業。不過其實在不經不覺間，電子遊戲的產值已經超越了電影，成為娛樂事業中最重要的一環。同樣地，在流行音樂界，網上歌手已經成為一種潮流，而網上下載亦衝擊著傳統的唱片事業。

嬰兒潮的一代跟XY世代最大的分別，在於價值上的衡量標準有異。嬰兒潮的一代頗為信任甘迺迪式的集體社會運動，也就是70年代那種火紅的情緒，但同時有一種所謂的中產情意結，套用香港的講法就是「四仔主義」︰車仔、屋仔、老婆仔和BB仔。

X世代講求消費者以個人的力量可以為世界貢獻些甚麼，對行為和物質背後的價值亦非常講究，所以要飲咖啡也要講究是否公平貿易咖啡，旅行要自由行到第三世界國家，就連服裝品牌都要有人道主義立場。

個人主義隨Y世代抬頭

了解Y世代的價值觀，將會是一間企業能夠在未來10年繼續發展下去的一個重要因素。嚴格來說，X世代只不過是一種過渡性意識形態，而Y世代所追求的個人主義，才是主宰著未來二三十年的最重要趨勢。

在旺角的先達廣場，最好生意的是替手機作個人化改裝的小攤檔。iPod 的成功，是因為這個產品多配套，可以讓擁有者作個人化的裝飾。Blog的興起是因為可以讓每一個人都可以有自己表達創作的平台，就連網上遊戲《魔獸爭霸3》可以歷久不衰，都是因為軟件的設計彈性大，可以讓玩家去創造自己的遊戲方式。Y世代消費者的重點是︰由下而上，個人主導。

每逢新舊兩種意識形態交替，一定會出現不少摩擦，但是從現在的趨勢看，新的消費模式已經漸漸取代舊有的一套，跟不上的只有面臨淘汰的命運。像電影那樣單向的思想灌注，或者是一隻CD包括了十多首歌等硬板的市場模式，已經不合時宜。嬰兒潮的一代現在仍然在管理層，他們不少人仍然認為新的消費模式只不過是一種暫時性的現象，相信不用多久市場便會證明這看法其實是大錯特錯。

曾蔭權可以是香港的驕傲

曾蔭權可以是香港的驕傲

政圈內開始流傳?一個講法，就是中央政府寧願讓香港先普選特首，亦不會輕易開放立法會普選的關卡。假設這個講法屬實，意味?中央認為香港人就算普選行政長官，也會選出一個相對態度保守的人物。

在整個政改討論中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如果中央相信香港人有這種「以大局為重」的觀念，其他的問題也容易談下去。事實上以民調推算，曾蔭權就算經過直選的一關，相信也可以輕易贏得行政長官一職，所以這種推測亦有一定的根據。換言之，要爭取在二○一二年落實直選特首並非遙不可及的一件事，問題是有誰能夠擔此重任，去為香港人將此信息上傳中央領導人。

既然曾蔭權已經表明自己是民主派一分子，環顧整個香港，又有誰比現任的他更適合去做這個溝通橋樑的角色？事實上，曾蔭權被中央政府看中，其中一個原因是他跟香港政圈有廣泛的交往，也比較容易在政治問題上跟各派別達到共識。再加上曾蔭權的任期最多也不過二○一二年，香港第三位特首的選舉辦法遲早也要有個決定。

曾蔭權如果能夠主動地為香港向中央提出定下二○一二年普選特首，相信在未來的幾年，以曾蔭權為首的特區政府的民望只會繼續高企，也在政治上將行政主導的強勢充份實現。對中央來說，讓香港人爭取到二○一二年直選，是一個對香港人有信心的訊號，這一點亦可能是曾蔭權做最重要的一件事。

相對比較多政治阻力者，則可能是普選立法會的問題。現在的既得利益者在立法會中扮演的角色，香港人已經不可能再容忍下去。事實上，從現在的種種?象看來，立法會中保守勢力給予行政機關的壓力，往往比民主派來得更大更深，長遠下去只會令行政主導變成行政與既得利益主導，但最終市民都只會認定政府是財團的保護者，亦會激化香港的民粹情緒。

事實上，在一個沒有實權的政治生態環境，政客可以做的只有將所有政策都推向極端民粹的一方，因為最終若政策被否決，政客可以大聲指摘政府不仁；若政策獲得通過，但結果慘淡收場，政客仍然可以有千萬種理由去說政府的不是。無論結果如何，一個有平台無實權的政治環境必然會孕育出這種不顧後果的民粹政治。所以一個普選有實權的立法會，反而會讓溫和派有更大的空間，是實現和諧社會的關鍵一步。以現在的情況看，二○一二年全面直選立法亦無不可。

現在萬事俱備，只欠一個觸發點去推動政府積極向中央要求。12．4的大遊行，市民可以視為公開支持曾蔭權上京，讓他沒有後顧之憂，亦好讓胡應湘、顧明均等保守派無話可說。

美國汽車業之死？

美國汽車業之死？

今年是美國汽車業艱苦的一年，美國三大車廠的市場佔有率，有史以來首次下跌到50%以下，更加要裁員方能繼續營運下去。

究竟是甚麼原因，令美國這幾家曾經雄霸車壇世界的車廠，最終落得如此田地？

以通用汽車為例，自90年代已經開始改革運作，可是生意一直沒有明顯起色，市場佔有率和盈利亦一直下降。過去幾年通用更錯誤地將注碼押在多功能運動休閒車 (SUV)，可是在油價高企的情況下，這種高消耗的車種實在難以大行其道。

一心想以 SUV 來個大反彈，其實是保護主義心態作祟。美國政府40年來一直以關稅保護SUV及輕型貨車兩種車種，也令到美國的車廠以為可以靠這個被保護的市場作庇蔭，殊不知一個油價高漲便將這最後的堡壘也摧毀。相反日本的競爭對手在發展節能科技佔盡先機，甚至已經步入收成期，令到美國的汽車業更難與之競爭。

工會橫行 雪上加霜

美國的UAW（United Auto Workers）是北美最大的工會，也是令到美國汽車業一蹶不振的另一個原因。美國車廠相對外來競爭者，多了一項「歷史成本」(Legacy Cost)。通用汽車每輛出廠汽車，平均有1500元成本是員工的醫療開支，而且大多數用作支付已經退休的員工的醫療福利。

雖然通用汽車宣布要裁減30000名員工並結束九間廠房，連同2002年起透過自願離職及退休減少的職位，以及90年代的裁員後遺症，現在每一名通用汽車員工，要負擔起三個員工的醫療福利開支，所以再行裁員只會令情況繼續惡化。

眼見唇亡齒寒，UAW亦格外開恩，讓瀕臨破產邊緣的通用汽車每年省下10億美元的醫療福利開支。反觀那些沒有工會限制的車廠，卻正在美國其他地方蓬勃發展。豐田在美國已經有11間廠房，並計劃再多建三間。豐田、日產和本田這三大日本品牌同樣在美國置有廠房，而且僱員的平均工資亦只不過比美國三大車廠低6.5%，亦已經佔有美國汽車總生產量的四分一，而且市場佔有率在不斷上升當中。

沒有工會，工人的生活水平不見得有太大的差別，可是工會領袖的空承諾長遠扼殺了的競爭力，各種惡果最終還是由工人去承受。事實上除了汽車業之外，美國的航空業亦面臨類似因工會而衍生的問題，工會的價值實在值得反思！

沒有50分的民主

沒有50分的民主

沒有人可以為政制去量化地評分，民主發展亦不是簡單的由0分寸進到100分的過程。世界上只有真民主和假民主，是沒有所謂50分的民主。無論是法治、自由市場、民主政制和言論自由等，只可以透過不斷改善而邁向完善。現在政府和保守派最常用的伎倆，是給市民一個假象，以為政改方案是一個有50分走向60分的進步，不支持政改5號報告書便是反民主，便是原地踏步。

民主制度是一個整套的憲政安排，講的是原則問題，不可以說有些微寸進，市民便要欣然接受當中其他的不公道的安排。現在的議會因為功能組別的存在，令立法會變成既得利益的結算中心，亦有違民主的制衡功能。就算是將所謂的選民基礎擴大，功能組別的本質仍然一樣，所以爭取香港的政制改革，最重要的目標，是遙望?廢除功能組別的一天。

當然，現在香港人也明白到當中有政治的現實，但可以妥協的並非這些扭曲原則的結構性缺陷。市民盡其量可以商討的是時間上安排。在未全面糾正問題之前，惟有繼續依靠社會上其他的機制，來監測督促施政。

一個確實的普選時間表和路線圖，不但反映了政府對糾正香港政制扭曲的決心。最重要是既得利益在過程中亦會發揮其阻力，去延續現在扭曲的制度，若然沒具憲制效力的時間表去落實香港的民主改革，寸進式的變動只會演變成永無休止的角力，令香港永遠停留在假民主的制度。試問市民又怎樣可以接受一個完全看不到終點的承諾？

現在距離2012年尚有7年，而距離2017年更有12年的空間，就算市民接受以這兩個年期作目標，亦是一個很大的讓步，因為這意味?香港人要繼續在假民主下生活多12年前。如果政府連這一點都不能夠順應民意，香港人還有甚麼可以寄望？市民的意願已經是極度卑微，就算是12．4的遊行亦是非常理性和平的表態，若政府將這群真心為香港的市民邊緣化，實屬不智，亦是香港的悲哀。

真正的和諧社會，是建基於市民和政府的互信。既然市民都表示願意相信政府會最終落實全面普選，政府和保守派不要繼續以50分的假民主來自欺欺人。

擴闊稅基的謊言

擴闊稅基的謊言

每年年底政府都會為財政預算案進行公眾諮詢，今年更加高調地以電視廣告宣傳，可是來年的財政很難有甚麼驚天動地的新猷，相信討論的核心會繼續圍繞擴闊稅基的問題。過去幾年政府一直推銷擴闊稅基的概念，甚至要借國際貨幣基金會的聲音來製造輿論。

以現在的政治環境，政客一定會爭取各式各樣的日常消費品豁免，減輕所謂低下階層人士的負擔。可是如果最終獲得通過的是一個充滿豁免的銷售稅方案，這種銷售稅就根本不能擴闊稅基。說到底稅務的重擔仍然會落在同一群納稅人身上，令已經負責了香港大部份稅項的中產百上加斤。

銷售稅為政府開拓新收入渠道，更多的資源流入政府庫房，就意味更多干預。

公共開支仍佔香港的總生產值20%以上，比80年代的平衡15%上升了三分一。如果政府在緊縮開支之前開徵新稅，只會引起反效果，令大政府的影響繼續下去，長遠對香港的發展絕對不利。當遇上經濟不景氣，市民的稅務負擔就變得更重，唯一不受影響的只有政府和官僚的收入。究竟這是不是遵循「小政府、大市場」，就有待各位市民自己去判斷。

銷售稅的反效果

最令人奇怪的是，代表大商家的組織卻沒有積極抗拒政府建議開徵銷售稅。這一點應該如何解讀呢？

事實上，銷售稅對大型連鎖式的零售商，影響可能相對低。大型連鎖式無論在財力、規模以及資金周轉上，都有更大空間去壓縮成本，以抵銷部份銷售稅效應，令到小商戶更難與之競爭。加上銷售稅的行政成本，相信通過銷售稅之後，根據外國經驗，不少小商戶可能要冒犯法的風險逃稅，來抵銷銷售稅對生意額的影響，這一個反效果香港人一定要充份考慮。

政府一邊說要調查零售業的壟斷情況，另一邊卻在幫助大型零售商擴大控制市場的力量，這樣的政策組合絕對是反智到極點。

請信任我們理性愛香港

請信任我們理性愛香港

香港人要求有普選時間表和路線圖的立場，已經清楚地反映出來。就連政圈消息人士李鵬飛先生都表示，相信在現在的情況下，政改五號報告書的建議很難在立法會內得到通過。除非掌握局勢發展的政府有突破性的建議，情況只會僵持下去，對各方面都沒有好處。

問題是特區和中央政府如何解讀這個局面。若將情況看成對立抗拒，結果只會雙輸收場。政改的討論到了現在，要達到一個多贏的結局，就要有一個可供公眾參與討論的起步點。沒有人會想繼續糾纏在普選先決論的保守思想，冷卻香港人對這個地方的感情。

李鵬飛先生以個人名義，提出在2012年普選立法會，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主動建議出香港的民主藍圖，態度正面積極，也比較容易贏得香港人的支持。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重大的議題仍然要透過一個既定的機制去確立，所以現在最佳的雙贏局面，就是立即開始在立法會討論07、08之後的政制安排。

事實上愈早開始討論，各方面表達意見的機會就愈充份。公開地以一個透明度高且具認受性的機制，去落實香港的民主進程，也最符合香港的民情。官員與其要卑躬屈膝去乞票，倒不如開誠布公地與公眾溝通，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也看得出真心為香港，有建議性的舉動。

民主派發起12.4遊行，不是存心要跟政府抬槓。盲目對抗性感情用事，在香港的政治環境已經沒有市場。可是，香港人表達意見的渠道實在太少，市民亦只不過是偶爾透過公開活動舒舒鬱氣。正面看民主訴求的行動，可以見到香港活力依然，也表示香港人仍然對這個城市關愛。國際社會欣賞香港，就是因為這種世間難求的高度文明，政府也應該保持了香港這一點自由開放而感到驕傲。

最重要的一點是，要信任香港人對理性討論的渴望。無論是中央或者特區政府，若能踏出公開討論的一步，香港人絕對會領情。自由、法治和社會秩序，一直是香港人的自豪，也是香港的優勢。香港人對民主進步有所追求，是希望將這些香港獨有的優勢一直保存下去。

既然《基本法》已經表明香港政制發展的最終路向，是透過全民普選立法會和行政長官，香港人也渴望見到這一天的來臨。要打破現在的困局，亦要有一個可以見得到的方案讓市民去討論，現在將時間表和路線圖拿出來作公開討論，怎樣也比繼續拖下去來得有意義。

通脹何去何從

通脹何去何從

有人指油價回落將令通脹放緩；不過亦有人指，油價回落將會令到消費者更放心消費，繼續將物價推高。究竟兩種講法，哪一種比較接近現實？

答案是兩個講法都不對。油價只不過是眾多價格的其中一個，就算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也不代表油價的上落足以影響通脹的去向，以油價的走勢來推測通脹是一個非常粗疏，也是一個沒有充份理論基礎的假設。事實上，認為油價影響通脹走勢，是建基於所謂成本帶動通脹的理論（Cost Push Inflation）。

所謂成本帶動通脹，只不過是九流經濟學家對貨幣市場誤解，而產生的謬論。一種生產因素的價格上升，不一定會令其他所有生產因素的價格也跟隨上升，也不一定會令到下游市場的價格上升。相反，成本上升減低企業盈利，繼而減低投資意欲，也減低了整體物價上升的壓力。

如果成本帶動通脹是九流經濟學理論，那麼需求帶動通脹 （Demand Pull Inflation）也可以算是三流的經濟理論。當需求普遍地提升，理論上會令到物價上升。問題是通脹指的，是物價普遍地持續上升。換言之，如果需求帶動通脹的理論成立，也意味?價格愈升得高，人民的消費意欲便愈強勁。事實上，需求帶動通脹的最大的謬誤，在於解釋不到是甚麼力量在推動?如此澎湃，一浪高於一浪的消費欲望。

世界上只有一個通脹成因，就是濫發貨幣。當太多的鈔票在追逐?太少的貨物，結果就是物價的上漲。發鈔機構在這個情況下，通常都會透過所謂公開市場運作 （Open Market Operation），賣出債券，吸納多出來的流通貨幣，可是後遺症是將利息推高。市場在雙重冷卻下，央行往往又要來個180度轉向，加劇了經濟循環的起伏。所以今後的通脹走勢，還看美國聯儲局。加息的效應已經零碎地在美國出現，問題是聯儲局在甚麼時候才認為效應充份反映。以政治現實考慮，新人上位，不會過早有大動作，但同時又要盡早有點表現，相信明年最遲第二季便可見到聯儲局的新政。

湯家驊的名單

湯家驊的名單

羅馬神話中，代表公正和貿易的女神Justitia蒙普雙眼，一手執天秤，另一手代表農產豐饒的公羊角(cornucopia)，這個形象亦演變成法律的代表。。時至今日不少國家的法院都會放著一個正義女神 (Lady Justice) 的造像，雖然同樣是蒙著雙眼，現代的正義女神，手上公羊角換了寶劍，有些國家的更索性將天秤換上了法典。

為什麼正義女神的雙眼被蒙著？民粹的解釋，說這符號代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種講法雖然簡單易明，可惜「平等」的概念並不顯淺，令到法律變成了官僚和政客的工具，也毀了法治的精神。正義女神雙眼被蒙著，意思是指在法律面前，所有人皆模糊不清。真正的法律，定出來的時候，不應該有一個既定的目標敵人。公正的真正精神已經被遺忘。天真的官僚和無知的政客，才以為凡事來一個立例規管，社會上所有的問題都會迎刃而解。他們不知道這樣搬弄法律，會令法律變成了有選擇性的政治工具，也將法庭變成分配利益的黑手。

前大律師公會主席，現任立法會議員湯家驊主張推動反壟斷法，明顯地有既定要對付的目標。換言之，在法案通過之日，便是這些企業開始被騷擾之期。事實上，香港的大企業在不同的行業中有壟斷的現象，例如新地系的九巴、停車場和駕駛學校。近年來李氏在香港的形象不甚討好，在若干事件上亦顯得不近人情，甚至有時顯得跋扈囂張，但恰巧在「湯家驊的名單」中，不少企業亦是長和系的子公司，這樣選材的用心不言而喻。

如果壟斷是出於政治的偏袒，政治的傾斜，打破這些壟斷絕對是一件公義的事。例如政府協調國泰控制了香港航空業、運輸署配合巴士公司和兩鐵趕絕村巴和小巴、證監保護下的港交所寡頭壟斷等，通通是最醜陋的市場扭曲，都要被糾正，而方向也不是另闢反壟斷法，而是應該開放那些容許壟斷存在的惡法和政策。反壟斷法是眾多惡法之中破壞性最大，也對法治精神損害最大。數據顯示大多數的反壟斷案件都是企業競爭對手的糾紛，從中得益的只有律師和借法律漏洞打擊對手的投機主義者。

政客不惜犧牲法治的精神，以攻擊大企業作為政治本錢，硬要將正義女神的寶劍變成政治指揮棒。為了政治本錢而作唐吉訶德，推行憎人富貴式的民粹，這不是香港民主和法治之死是什麼？

(註︰文章出街時，被 sub-ed 改得「面目模糊」，所以雖然文章有我的署名，但那不是的我文章。立此為據)

表面穩定只是掩耳盜鈴

表面穩定只是掩耳盜鈴

「國家昏亂，有忠臣。」道德經這句說話很值得反思。當社會要忠良挺身救國，國家的政治也必然腐敗不堪，所以有識之士都希望活在一個沒有英雄的年代。同樣地，當一個政府反覆地念?締造和諧的口號，社會的怨氣也必定十分之深。

無論是官方的發言人，抑或是既得利益的代言人，反對香港進一步推行民主發展的理由只得一個，就是香港要和諧發展經濟，就先要得穩定政局，所以普選是洪水猛獸，閘門一開就會將香港變成福利國。姑且不談偷換概念是否君子所為，以香港現在的客觀環境分析，香港又是否像官僚和巨賈所說，未具備民主政制的條件？是不是盲目地追求表面上的穩定，就可以讓市民安居樂業？

正在休假的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常任秘書長梁展文，在擔任屋宇署建築事務監督期間，不理會地政總署反對，專斷地行使酌情權，批准嘉亨灣發展商?基多建了三十多萬平方呎。事實上，九八年審計署亦曾揭發另一宗濫用酌情權，讓太古廣場的發展商大幅增加上蓋酒店總面積的醜聞。雖然當時的政府已經承諾會小心處理同類事件，結果不到幾年間又再歷史重演！

事實是政府少收地價，慷慨地將納稅人的血汗錢轉移到大商賈的戶口，市民看在心?又怎會服氣？此等利益輸送在香港人其實已經見得太多，還有更多更多的施政失誤，市民要的只不過是求個明白，希望可以督促政府不要再犯。從市民這般克制的反應，香港人的文明水準已可見一斑。如果這樣的公民質素都不算得具備港人治港的條件，官僚和既得利益未免把所謂條件訂得太虛擬、太不合理。

近日有代表中產的組織出來表示要普選，已經表明了市民對社會氾濫?企業福利的現象不滿。這群香港的中堅分子既盡公民責任，勒緊褲頭交足稅，亦從不依賴寄望政府發放福利，更不希望香港變成民粹社會。

不滿又豈只中產基層？香港部份商界領袖亦表示對香港失去信心。今年世界經濟論壇在評定香港的環球競爭力時，訪問了不少香港商界的意見，有不少回應均指政府公共政策的廉正今非昔比，結果也令到香港的評級被大幅調低。

在過去幾年政府施政不公，已經令各階層的香港人極度不滿。今天市民卑微的民主訴求，亦只不過是希望可以透過一個公平的機制去撥亂反正。為政者一味追求表面的穩定和諧，只不過是掩耳盜鈴。若有朝專業人士及商界領袖，都因為感到無助而離開香港，那才是民粹政治的興起，也應驗了既得利益的咀咒，到時真正是恨錯難返。

計劃經濟毒癮發作

計劃經濟毒癮發作

計劃經濟就像毒品，所有人都知道它的禍害，可是人一旦嘗過毒品那種迷幻興奮的感覺，上癮之後都欲罷不能。雖然香港人個個都說反對計劃經濟，可是政客和官僚的濫情思想每日升溫，就像沉淪毒海的癮君子，只知道每天要更多更多的幻覺，完全跟現實世界脫節。

計劃經濟都以「為人民服務」的口號作為掩飾，將官僚幻化成超道德的全能家長。廖秀冬說政府有控制釐訂公共交通工具票價的能力，可以顧及經濟環境、市民負擔能力及就業情況。究竟這是不是事實的全部真相？

如果照廖秀冬所言，政府更應該對所有的物價都有控制，不但是公共交通工具，連食物衣服等日常生活用品都應該要管、管、管，這種計劃經濟的世界應該是她最心儀的理想社會。事實上，廖秀冬甚至連不同行業的資本回報率都要管，在她心目中專營巴士公司有一個理想回報值，數字是一個神奇號碼9.7%。

受政策保護的壟斷，在沒有競爭的情況下可以收取額外高昂的收費，這一點官僚沒有理由不知道。今天的交通費是如此高昂，根本不是市場競爭的貪婪造成。追溯原因就要問當年的運輸官僚，為甚麼要將專營巴士公司的回報率定在13%，而不是11.53%或者是10.32%？每一個年代的官僚，手上都有些匪夷所思的計算公式。無論公式是對是錯，提出的時候官僚都理直氣壯，就算日後證明計算全盤錯誤，官僚仍然是理直氣壯，將責任推卸到種種無法預測的變數。可是如果早知經濟環境無可能以簡單數式計算，為甚麼要行計劃經濟呢？

運輸的官僚，對計劃經濟有莫名的崇拜。最大的歪理，就是說路面是珍貴的資源，所以要進行計劃經濟。事實是香港路面擠塞，最大的問題出於專營巴士的畸形競爭，這是所有香港道路使用者都知道的事實。

當運輸官僚保證了資產回報，專營巴士公司當然會投資擴充車隊。不過運輸官僚又以計劃經濟心態阻止巴士與鐵路競爭，在縮減路線之下，車隊便惟有集中在幾條最繁忙的路線上，這種浪費路面的行為，是官僚計劃經濟的後遺症，不要把帳算到市場的頭上。

今日政府以延續專營權威迫巴士公司減價，將會負上沉重代價。新的專營權將由2007年起計有效10年，到時班次減少，服務質素下降等，政府不要再將責任推到市場競爭。此外，非專營巴士的審批將難過登天，小巴的經營範圍會逐漸縮減，如果市民發覺可乘搭的選擇逐一消失時，也要明白這就是代價之一。到時官僚又要推出更多更多的干預，計劃經濟的毒癮也愈來愈深。

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毛澤東說「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只不過為了他個人的一言堂辯護。香港支持反壟斷法的政客，雖然沒有調查研究，但他們的發言權卻充份地受到保護，這一點其實是香港的可愛之處。

不過，政客作為社會的領袖，如果在支持政策之前，做些認真的調查研究，總好過現在完全不知底蘊，被利用了而不自知。香港政客做的調查，不外乎問問司機會否「覺得」油公司「加快減慢 」。這樣的調查有多客觀準確，還是要留給選民去決定。

可是如果政客了解石油市場的運作，也明白到原油期貨跟汽車用燃料價格之間的關係，他們可能會用另外的方法去推動反壟斷法。事實上，香港汽車用燃料主要是由亞洲區供應，所以價格亦主要由新加坡的MOPS (Mean of Platts Singapore) 所主導。

MOPS的波動，跟日常見到的期油報價是兩回事，所謂的「加快減慢」只不過是因為政客用錯了參考對象。如果將香港汽車用燃料的零售價跟MOPS比較，便會發現兩者的價格波動基本上一致，又何來「加快減慢」，支持訂立反壟斷法的論據豈不是不攻自破？

負責有關能源事宜的經濟發展及勞工局，也應該對這方面有點認識。做官的可能鬥不過民粹壓力，只好跟政客一齊起哄，委任個甚麼獨立調查小組，至少可以在公眾面前說做盡過了一分力。差不多可以肯定預言，這個所謂的調查不會有甚麼實質的結果。

反壟斷法針對國產油公司

事實上跨國油公司亦公開支持香港訂立跨行業的反壟斷法。膚淺的解釋是這些跨國油公司為了證明自己清白，所以便硬著頭皮支持香港訂反壟斷法。

其實，跨國油公司根本不介意香港推出甚麼反壟斷法，反正他們的母公司早已經被歐美的反壟斷法官僚釘住，香港的營運也因此要極度小心地遵守有關指引。對他們來說香港只是個微形市場，斷不會為了這?的蠅頭小利，而牽連母公司受到反壟斷調查。

有一派看法指國產油公司仗?國家強大的支援來以本傷人，甚至以政治力量來影響香港的政策，讓這些國企強行加入香港市場。原來現在市場上唯一沒有受到反壟斷法規限，就只有幾間國企油公司。香港如果有反壟斷法，說不定可以用來挑戰這些扭曲了的政策，香港政客究竟有沒有想到這一點呢？

香港還有一群老實人

香港還有一群老實人

在過去的二十八天，香港爭取民主的聲音由開始微弱散亂，到現在的和諧一致，當中有不少人默默出過力。但真正的轉捩點，是一位七十八歲的長者的一個簡單問題︰「告訴我，我會看見普選的一天嗎？」一個絕望悲觀的想法，竟然是令香港人團體起來的原因，所有飲香港水長大的人，都一定會為此感到寢食難安才是。

真正對香港未來有承擔、有抱負的人，紛紛起來反對政府的退步方案，是不願意見到香港人繼續彷徨無助，希望為下一代做點事。香港是個包容的自由社會，可以讓推動港人治港民主發展的力量發揮團結精神，自然也可以容得下反對的聲音，最重要是繼續有言論空間，誰是誰非自有公論。香港可愛之處，就是容許每個人以自己的標準，去釐定自己的立場，也證明了香港有發展民主制度的良好基礎。

香港曾經輝煌一時，究竟為甚麼風光不再？民粹福利主義無錯是香港更上層樓的一重阻礙。首先我們要知道，香港福利擴張不是民主制度的產物。最重要的是，功能組別的既得利益根本不會阻止到民粹的泛濫。為甚麼仍然有人相信跛腳鴨可以力挽狂瀾？相反，不少行業和專業界別壟斷，都是在功能組別的保護之下得以苟延殘喘。為甚麼仍然有人看不到既得利益的坐大的禍害？

雖然說香港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系，但是在香港捍衛自由市場，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困難。一方面要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揭露民粹福利的「好心做壞事」，另一方面卻要打破既得利益的保護主義，對自由市場支持者來說，香港實在是一個令人心痛的地方。

香港其實有一群默默努力的老實人，他們沒有受民粹福利的小恩小惠，也沒有得益於既得利益的保護主義，他們每日對工作、對社會盡本份，只謙卑地希望在公道環境下賺取自己應有的收入。他們是香港的支柱，如果給他們一個機會，相信他們會理性地去選擇，絕不會令香港陷入民粹的福利社會。

可是現在的制度，立法會根本沒有任何實權，亦無法抗衡政府的行政霸道，試問這一群香港人又怎不對政治冷感？繼續壓抑這一群中流砥柱，香港的未來只會變得更加悲觀，僅餘的活力也會慢慢在絕望中消散。

香港朝向民主發展，喚醒的不會是民粹，而是這一群真正為香港貢獻，從不依賴政府的中堅分子。

向杜魯克致敬

向杜魯克致敬

現代管理學之父的杜魯克 (Peter Drucker) 一生著作甚豐，對企業甚至政府的管理都有極深遠的影響。

杜魯克是最早提出人是最重要的資本這革命性觀念，亦主張企業在策略層面鼓勵創意，甚至將創新的重要性放在其他因素之上。他說︰「今日如日中天的企業，明天也會變成大白象，這是商業社會惟一可以準確預測的事。」

杜魯克對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德 (Joseph A Schumpeter) 最推崇備至，特別是他「具創造性的毀滅」(Creative Destruction) 的概念。在1983年熊彼德的百年冥壽，杜魯克撰文指︰「未來的經濟學說及政策，都是建基於熊彼德的理念之上。」

杜魯克認為經濟環境不斷改變，當中的關鍵是推陳出新的創業家，亦主張經濟學將研究重心放在創業家的行為。杜魯克注重人及創新，一定程度上也因為他對中央集權抱存懷疑。

深惡痛絕極權統治

比較鮮為人知的是，這位思想家其實對極權統治也深惡痛絕。1939年，當時29歲的杜魯克發表了他第一部著作 《經濟人之末日》(The End of Economic Man -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講述極權政府的發展。相傳這本書得到英國前首相邱吉爾讚賞，更被列英國官員指定讀物。杜魯克亦在1950年代開始以批判眼光去看大政府，更認為政府的擴張對自由和經濟發展是重大的威脅。

在宏觀發展方面，杜魯克在1950年代將「人口結構改變」、「知識經濟興起」、「經濟全球化」並列為20世紀三大趨勢，這些預言亦已經逐一應驗，也確立了杜魯克企業管理思想家的地位。

杜魯克在2002年出版的《下一個社會》（Managing in the Next Society）指中國可能會在十年內，分裂成各種形態的地方分權。當然從現在的種種趨勢來看，中國的地方管治的確循不同的方向多元發展。杜魯克的預言究竟有怎樣的結局，還要留待歷史去解答。

(杜魯克於2005年11月11日在美國加州逝世，享年95歲)

另闢策發會不如信任立法會

另闢策發會不如信任立法會

前港英政府有一種手段叫做「行政吸納政治」，政府設立一些沒有真正的權力的諮詢機構，讓有影響力的精英擁有些虛銜。對被委任的人來說，多一個銜頭也是政府對他們身份的一種肯定，當然也樂於接受任命。最重要是加入建制之後，就算不誓死效忠政府，也會因為身份問題而有所顧忌，減少公開批評政府。

行政吸納政治的手段，在幾十年前還管用。現在社會資訊流通，加上民選代表的出現，委任的精英無論如何都缺乏認受性。雖然香港是一個仰慕精英的社會，可是民選代表中亦已孕育了不少新一代的精英，諮詢機構也淪為政府製造支持聲音的工具。現在政府有大大小小的法定諮詢機構四百個，可是來來去去都是由五千六百個水平參差的所謂精英所壟斷。

再委任一百五十三名精英加入擴大了的策發會，對香港來說究竟有甚麼意義？特首曾蔭權表示，策發會可讓更多人反映市民意見，從而減少社會震盪。「減少社會震盪」絕對是可圈可點的一句。如果真的相信策發會可以為香港出謀劃策，這種想法未免太過單純。現行架構下，政府行政機關完全壟斷了政策的制訂，根本不容許有多元的政策競爭，策發會成員討論的仍然是政府所主導的建議，在這樣的局限之下，又可以有甚麼突破性的思維？

由政府行政機關提出的政策，多數在大方向上傾向政府更多的干預。香港有不少問題都衍生於官僚過份的干預。雖然偶爾有撥亂反正的時候，但更多的情況下，官僚只會想出更多更多的干預，去糾正此前的錯誤。如果讓行政壟斷政策的制度繼續下去，政府的根基只會日復一日地惡化下去。

香港有不少立法會議員，特別是功能組別的所謂獨立議員，雖然手握實權，但在政策討論上，幾乎完全依靠政府官員所提供的材料，將立法會貶成諮詢機構。

政府如果真心希望將香港的政策水平提高，就應該將制定政策的權力下放到立法會，而不是無中生有另起爐灶。現在政府行政機關根本沒有尊重立法會在憲法上的地位，往往要在政策的最後一步，才將文件交到議員手上。而且在基本法的限制之下，立法會議員根本不可能提出有實質內容的政策，在這種情況下，立法會又如何可以真正發揮的審議政策的功能？

領匯之後還有甚麼？

領匯之後還有甚麼？

一波三折之後，領匯終於再次上市。領匯最大的挑戰，要挑選高質素的租戶，一方面製造協同效應，改善商場的人流，另一方面也可以讓能夠負擔更高租金的租戶進駐。市民擔心提高租金會令物價上升，民粹政客勢必會以此大做文章，用來賺取政治本錢。事實上，商品的價錢跟租金不一定有直接的關係，所以領匯的管理層應當先發制人，將這一點清楚地向市民反映，免得將來陷入一面倒的局面。

不應該由政府運作的業務，交到官僚的手上，不但浪費珍貴的資源，也不必要地將社會政治化。從香港的長遠利益看，最重要的是政府有決心，進一步推動民營化。對投資者來說，政府手上其實有更多和回報率更高更吸引的資產，領匯只不過是民營化的第一步。

九鐵機場有投資價值

除了領匯之外，其實政府已經準備將之民營化的還有九鐵和機場，前者受惠於鐵路優先政策，已經是香港交通上的壟斷機構；後者更加是亞洲數一數二的優質機場。客觀地分析，兩家機構的投資價值都遠高於領匯，可是兩者面對的政治壓力都不比領匯所面對的低，所以前政府一直都不敢貿然將之上市。

九鐵最大的政治挑戰，主要是日後跟地鐵的關係。一個方案是由地鐵將九鐵收購，不過資產的估值卻不容易達到共識。事實上更可取的方案是將九鐵獨立上市，繼續讓兩者競爭，不過這一點卻要官僚克服他們對競爭的恐懼，負責運輸的官僚是眾多政府部門中最喜歡計劃經濟的一群，他們都不太明白競爭是甚麼的一回事。

至於機場，最大的政治壓力當然來自香港最大的航空公司，因為現在他們對航權和機場的運作有極大的影響力，而航空公司亦是世界上最懂得政治游說的企業，事實上在機場未上市之前，航空公司已經大力反對，目的就是要保護他們的壟斷地位。

站在香港人的立場，我們要問究竟這些事業的存在，是為了官僚和壟斷的福利，還是為人服務。如果答案是後者，我們便要好好監察政府民營化的速度和方向。

香港人不可能繼續等

香港人不可能繼續等

香港的民主發展現在已經到了一個關鍵時刻，如果現在得不到一個確實的方向和時間表，承諾亦只會繼續無限期被推後。就算政府真心希望促進香港的民主發展，官員在夾縫中所面對的是一個兩難的挑戰︰一方面民主派要政府充當橋樑，將市民的訴求向中央反映；另一方面代表功能組別勢力亦會在背後施壓，迫使政府繼續維持功能組別。

民主派發動人民力量，以行動表明香港人的立場，也清楚地向那些既得利益說明︰以往那一套小圈子政治已經不合時宜，功能組別參政亦已經是歷史，過去二十多年來自詡精英的商界和專業人士，沒有好好把握機會去建立政治基礎，再給多十年、二十年也不會懂得珍惜這些機會，香港人是沒有理由為這一小撮人繼續等、等、等下去。

反對以民主政制來落實港人治港，是對香港人的最大侮辱。無論從哪一個角度看，香港都是一個世界級的國際都會︰香港人的學識教養及公民素質在亞洲數一數二， 社會尊崇法治精神，亦有著一個多元開放的經濟體系。究竟還要些甚麼因素，香港人才能夠擁有一個民主的政體？

民主當然不是所有社會問題的靈丹妙藥，但也不是抱殘守缺的既得利益所講的鴆酒砒霜，民主政制又有甚麼可怕呢？對市民來說，功能組別所滋生的腐敗和企業福利已經醜態百出，也不必要地令香港的政治變得兩極化。最終被剝削的，還是一群默默承受的善良香港人。究竟這些是推出功能組別的原意，還是既得利益的保護主義呢？

政治上的保守勢力已經以各種方法，去反對香港進一步民主發展，也提出了種種歪理，去妖魔化民主政制。反對民主自由的既得利益者，你們知不知道，世界上最繁榮自由的國家，有哪一個不是民主國家？世界上最貧窮動盪的國家，又有多少是在極權統治之下？經濟繁榮跟民主自由是相輔相成，你們又怎可以厚顏無恥地指鹿為馬，將民主自由跟貧窮掛鉤呢？就算是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災難的出現，亦不是民主政體的後遺症。香港的情況又怎可以拿來跟第三世界國家相提並論？

自由黨說如果政府願意順從民意，他們便會重新考慮會否繼續支持政改方案，究竟這種思想背後，代表了一套甚麼樣的價格觀呢？

借反壟斷法賺大錢

借反壟斷法賺大錢

從反壟斷法中賺大錢，除了是專門打這種官司的律師，以及時薪過萬的專家證人 （Expert Witness），還有那些專以訴訟進行近乎敲詐勒索的投機主義者。

有經濟學者曾經將美國的反壟斷法案件綜合分析，發覺興訟者大多數是商業競爭對手，只有8%是真正為消費者所提出。研究發現，反壟斷法被控的一方，往往為了息事寧人，都願意提出以賠償來換取庭外和解，以避免冗長訴訟的成本。所以不少企業雖然明知勝算不高，仍然以反壟斷法訴訟滋擾商業對手，因為策略上他們仍可以要求賠償換取庭外和解。

而且反壟斷法案件錯判的機會，可能是眾多類型案件最高的。逾80%的反壟斷法案件，對當中牽涉到的經濟學分析出現誤解，也解釋了為何有如此頻繁的投機性反壟斷法案件。

香港成反壟斷法興訟基地？

南韓公司 Daum 指控微軟 （Microsoft） 以不公平商業行為，在視窗作業系統內建MSN即時通訊軟件。微軟同意以3000萬美元和解，同意支付現金1000萬美元賠償，並承諾刊登總值1000萬美元的廣告以及1000萬美元的其他商業條款。對Daum 來說這筆橫財已經差不多等於這家公司兩年的總收入，所以也立刻撤銷控訴，更加與微軟進行商業結盟。

事實上這種針對性的興訟策略在資訊界特別盛行，而且有著象這種風氣已經蔓延至亞洲。超微 （Advanced Micro Device） 對英特爾 （Intel） 興訟在日本獲得成功，也加強了超微的環球興訟的決心，有專家指出日本的案例可能促使英特爾在美國提出庭外和解。

香港訂立反壟斷法已經勢成定局，這種興訟的風氣也將席捲香港。可能公眾會以為訂立反壟斷法之後，第一批會成為目標的企業必定是本地的大企業，但依照現在的環球局勢，相信有不少對反壟斷法經驗老到的國際律師樓已經摩拳擦掌，正在為他們在美國的主顧尋找興訟的目標。

曾特首，你究竟怕甚麼？

曾特首，你究竟怕甚麼？

有人說香港人將上街遊行視為家常便飯，這個講法其實是一種讚美。一個平衡和諧的社會，市民仍然會以行動來支持他們的政治訴求。香港人向來在遊行請願都表現得和平克制，是一個政治成熟的社會最佳的典範。每一次大型遊行之後，世界投資者都會重申他們對香港的信任，因為他們見到了香港人對自由的堅持，也見到了香港市民卓越的素質。

政府究竟為甚麼將和平表達政治訴求描述為「對抗行動」？如果政府對香港的民主發展是真心誠意，便應該為市民自發引起公開討論而感到高興，因為這是香港人政治成熟和有原則的表現，也是一個上佳的機會去向全世界再一次表現香港言論自由的一面。社會中存在不同的看法，是自然不過的事，特區政府為甚麼對市民表達政治訴求的行為闡釋為抗拒？曾特首，你們究竟怕甚麼？

政府說，對民主發展有誠意，其實背後的潛台詞是︰「市民相信政府吧！」可是這樣的承諾實在太過空泛。市民現在連策發會成員的委任標準都不知道，又怎可以單憑一個由「特首親自領導」便投以完全的信任？曾特首，你在《香港家書》中說不禁要再問多次，究竟泛民主派反對甚麼。就讓我們不厭其煩再答一次吧︰沒有普選時間表和路線圖，就算再說一千次、一萬次「政府有誠意推動民主發展」，市民又怎會明白你心目中的所謂民主發展代表甚麼？要市民支持政府的方案，最低限度也要讓市民知道他們支持的是甚麼！

奴性，跟理性有天壤之別，將兩者胡亂作概念偷換是非常危險的舉動。市民要求現在討論二○一二年和以後的政制安排，是希望透過理性的討論，去充份考慮各種制度的利弊。正因為政制問題對香港有深遠的影響，所以才要求立刻開始討論。政府為甚麼要將這樣合情合理的要求，扭曲成不理性的衝動呢？

從來沒有人有膽量去「威逼」中央政府，希望這只是特首對事態發展的主觀判斷。市民和平表達政治訴求，不必要地被定性為威逼，是悲劇的開始。中國近代歷史已經有太多不必要的悲劇，都是因為中間的傳話人不必要地渲染事實，無端將政府和人民的關係放在敵我的對立層面。曾特首，政制上你扮演香港和中央的一條溝通渠道，煩請你向中央領導人表明，香港人有的只不過一個謙卑的訴求，就是希望現在開始討論民主發展的方向和速度。

有政治原則便有民望

有政治原則便有民望

董建華年代的種種混亂，最終導致政令不行，其民望日下。不過，如將事情倒過來解釋，以為只要挾民望，便可以推行強勢行政霸道，也是危險的想法。自稱政治家的曾蔭權，不止一次強調民望施政。政府對民望執迷，並以為它是放諸四海皆準法寶，甚至要民主派接受政改方案的時候，亦以民望作為威迫。將民望當成施政指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民調不是政治人物的成績表。政治人物的功過要留待後世去評論。這是老生常談，但千真萬確。文革時的大陸如果可以做民調，相信四人幫的得分不會低，但是他們的惡行最終還是令他們遺臭萬年。

原則不會因為民調而改變，否則也算不上原則。當年英國鐵娘子戴卓爾夫人，敢於改革拖累英國經濟的福利主義，觸動了很多很多的既得利益者，但她仍堅信自由社會的原則去做。雖然最終要下台，但是她對得住天地良心。真正政治家的最大美德是忠於原則，勇於承擔政治責任；只懂得照民望做事而不談原則者，極其量只可以算是個政客。

原則不是口號。香港官場承襲了中式官僚的八股傳統，喜歡以對稱的三、四字詞做口號，可是實際施政卻完全是兩回事。口頭上自稱小政府，可是徵稅愈來愈多，市場也愈來愈多政府的傾銷政策；口號說「強政勵治、和諧社會」，可是連為香港人向北京爭取普選的勇氣都沒有，另一方面卻對民主派實行邊緣化策略。林林總總做法都不是一個有原則政府應有的所為。

曾蔭權下周將會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他面前有兩個選擇︰一是揣摩國家領導人的心意，說些他希望聽到的說話，給他一些「好消息」；二是如實向國家主席反映香港情況，表明香港應該討論普選安排，解釋落實港人治港對中央政府的國際形象有多重要。前者是官僚奴僕的行為，後者是忠於原則的表現。

忠於原則不等於要搞抗衡。香港人已經接受了香港回歸的事實，就算爭取民主普選，香港人都只不過是想香港政制有個合理安排。願意為原則努力的政府，香港人是會擁戴她的；沒有原則的政府，別妄想可以長期靠好運氣來保持民望高企。

民主的《軍規第22條》

民主的《軍規第22條》

1956年美國作家Joseph Heller 寫了這一部反戰小說，以幽默的筆觸去諷刺官僚循環式的圈套思想。故事的背景是第二次大戰，軸線就是軍規第22條 （Catch-22）。

軍規第22條的大意是︰「軍人如果要免役，須證明自己神志不清。可是如果軍人懂得引用軍規，這個軍人就會被視為神志清醒，故不能免役。」

故事講述主角Yossarian 被利慾薰心的將領迫使，不必要地冒險進行種種不理性的亡命任務，可是又無法引軍規第22條免役，在邏輯矛盾的軍規之下身不由己。

不知道曾蔭權和許仕仁有沒有讀過《軍規第22條》，但他們的手段跟故事裡的將領官僚如出一轍。在普選問題上，曾許將焦點導向先決條件的討論上，也將民主發展的訴求，轉向到一個永無答案的爭議。

像「先有雞，還是先有蛋？」這樣的哲學問題再討論一百年也不會有甚麼結論。如果繼續糾纏在甚麼條件下香港人才可以有民主普選，相信就真的會應了78歲善心長者的悲觀看法，香港人將永遠無法見到普選的一天。

要突破困局，惟有主動出擊，陳列不同方案，讓公眾去辯論箇中利弊，只有這樣才不會原地踏步。雖然官方拒絕討論07/08年之後的政治安排，但是民間仍然可以自由提出合情合理的普選安排。

事實上，曾經有人提出過這樣的一個方案︰「六十個議席當中，三十席由分區單議席單票制的方法選出，而另外的三十席由比例代表制選出。」這個方案的好處，是三十個地區直選的議席，可以達到簡單直接的代議政制功能；另一方面減少了既得利益主導的因素，但同時確保平衡參與。

普選路線圖可以有很多其他不同的路徑，以上的方案只不過是眾多可能性的其中一個，甚至乎泛民主派當中亦可能有其他的普選方案，而社會上亦可能有其他更好的建議。但要引發市民積極討論，始終要有一個可以討論的起步點，讓贊成的支持，反對的提出反建議，總好過繼續糾纏在無謂的理論爭辯。讓市民可以確實一點看到民間的未來是怎樣，也可以更有效地去宣揚普選的價值和目的。

現在的情況不容許繼續等待政府提出建議，既然是香港人的普選方案，便由香港人自己提出，這就是突破「軍規第22條」的方法。

最低工資辯論為甚麼會輸

最低工資辯論為甚麼會輸

曾經有人將飼養多年的老虎放回大自然，看牠們能否正常生活。結果老虎嘗試向羊群進攻時，竟然反過來被公羊追趕。老虎完全沒有覓食技能，飼主惟有把牠們送回動物園，繼續用死雞死兔去餵養牠們。

昨天立法會辯論最低工資最高工時，福利主義政客其實完全沒有實證在手，因此要合情合理地推翻這些民粹訴求根本不難。可是香港的功能組別議員，竟然像那群失去了覓食技能老虎，被迫到完全沒有還手餘地。

最低工資的討論，根本不是甚麼勞資對立議題。經濟學家 David Neumark 是近年來對最低工資研究最深入的一位學者，他最新的研究有這樣的結論︰最低工資長遠而言會減低年輕人收入，會剝削年輕人接受在職培訓機會，且對少數族裔負面影響尤其顯著。

香港現時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年輕人的失業率高踞不下；而香港未來的經濟亦要靠為這群年輕人提供在職培訓機會，這些更是政府的職業培訓無法代替的。最低工資會惡化年輕人失業問題，反對最低工資是為了他們，也是為了香港的未來。

最低工資如果真的能夠幫到低收入家庭，明目張膽反對這兩項政策就是麻木不仁。但實證已經清楚指出，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只會令低收入家庭更難脫貧。為甚麼仍然有政客可以在這兩項政策上大做文章？為甚麼反對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就等於偏袒商界利益？

從昨天的立法會的辯論，明顯看到功能組別議員對這個問題完全沒有認識，他們在辯論的時候更加自動對號入座，再三地「政治不正確」，將問題放到勞資對立面的框架，不必要地自我邊緣化，錯誤地令市民以為只有大商家才反對最低工資。試問公眾又怎會因為功能組別議員這樣笨拙表現，改變對最低工資的看法？ 再下去只會愈來愈多人支持最低工資，最後受害的就只有那些已經看不到出路的年輕人。

功能組別的代表，請你們不要再以帶罪之身，繼續污辱自由市場的清名。香港人因為功能組別的利益輸送，已經對商界心存反感。連這樣芝麻綠豆的政策，都要靠分組點票的機制來把關。請你們撫心自問，多年以來你們有沒有好好去抗拒民粹的福利主義？多年以來你們有沒有理性地為市民分析民粹主義的流弊？為甚麼你們會像失去了求生能力的老虎，要靠功能組別的庇護苟延殘喘？知不知道你們令到捍衛自由市場的任務百上加斤?!

應該怎樣分析新股上市

應該怎樣分析新股上市

經濟學家很難像其他科學家般，透過反覆的實驗來確定經濟理論的有效性。所以經濟學家惟有從社會種種現象找出頭緒，然後用嚴謹的邏輯思維來驗證推理。財經市場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真金百銀的成交，自然也是經濟學家最好的實驗室。

眾多財經市場活動中，新股上市的研究價值特別高︰集資的途徑很多，企業為什麼會選擇以上市的方法來集資？而且為甚麼大多數新股上市都會超額認購？究竟是發行商定價太低，還是投資者不理性地高估新股的回報？

雖然上市後管理層多了很多限制，可是上市仍然是很普遍的一種企業行為。經濟學家得出一個結論︰企業上市之後，最直接明顯的就是為創立者提供了資金回籠的機會 （Exit Option），其次是利用市場提高企業被收購的機會。另外也有經濟學家指出，上市公司可以股價作為市場的訊息，作為內部管理一個客觀的指標。套用以上模式去分析新股上市，便不難找出那一些新股值得入表申請，那些企業值得長線持有。

領匯上市值得入表申請嗎？

領匯上市是為了解救房委會的財政困難，這是不爭的事實。如果純粹為了讓政府有更多的資源去花在公屋上，領匯絕對沒有任何投資價值，其次領匯也不可能被市場上的其他企業提出合併收購，所以在股價上不會因此有重大的突破。

領匯上市後唯一的進步空間，是透過提高資產運用的效率。可是商場管理最大的成功因素，在於找到一個合適的租戶組合（tenant mix），過程中最困難的工作是要將不合檔次的租戶篩走，這一點對領匯管理層來說仍然有一定的政治壓力，亦不會因為上市有任何改變。

領匯究竟能否擺脫政治的影響？這一點還有待領匯管理層以行動證明，投資者還是戒急用忍為上。

凱恩斯學說壽終正寢？

凱恩斯學說壽終正寢？

雖然凱恩斯在經濟學上的理論，已經逐一被事實推翻，但是這些鼓吹政府干預的錯誤看法卻仍然為官僚所擁護，令他的影響至今仍然陰魂不散。凱恩斯認為經濟不景氣時，政府可以透過大量的開支，來推動需求從而解決失業及通縮，這種想法深深吸引了大西洋彼岸的一位重量級人物︰美國政客羅斯福。

羅斯福在1933年當上總統，當時美國經濟仍然在大蕭條的陰影之下。羅斯福在執政的頭100天，推出了一連串的所謂的新政(New Deal)，全方位擴張政府架構，設立了大量法定官方機構，作為干預市場的工具，也奠定了美國福利主義之路。在1933年至1939年間，美國政府的開支擴張了3倍，可是美國的經濟仍然沒有好轉。時至今日已經過了70多年，新政遺留下來的問題，仍然繼續在扭曲美國的市場結構。

凱恩斯學說不但沒有考慮到政府亂花納稅人的錢，在資源應用的效率遠遠不及私人市場，而且官僚機構一旦存在，預算總是只有增加沒有減少，就算是政府的基建投資，也會一個接一個的出現，削減政府開支永遠是政治上最難的一件事。

日本錯信 泡沫爆破

日本是另一個錯信凱恩斯而將經濟推向谷底的國家。由戰後到80年代，日本的經濟爆發力，曾一度令全世界以為保障主義加上凱恩斯學說是經濟的靈丹妙藥，可是到了90年代日本泡沫爆破，才發覺干預市場帶來的問題可以有多深遠。

無論我們多不喜歡小泉純一郎的鷹派外交手段，他在經濟改革上的決心絕對值得學習。據最新報道，小泉政府計劃在未來10年，將日本的公務員開支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大幅減至現在的一半，並會將被視為經濟毒瘤的日本郵政民營化，徹底改變日本的大政府方向。走錯路的都終於回頭，香港實在沒有理由現在才重蹈人家覆轍，走福利社會大政府的路。

不要功能組別小圈子壟斷

不要功能組別小圈子壟斷

世界上的發達國家，絕少機會出現自動當選的議會代表。偏偏香港的功能組別中，有超過三分之一的議員自動當選，恰巧這些議員又同時代表?某些小圈子業界組織和壟斷集團。究竟這樣的現象反映了甚麼問題？

自動當選的功能組別議員，分別代表金融、保險、進出口、航運交通、地產及建造、漁農和四大商會。這些行業有強大的小圈子業界組織，去協調內部利益以延續壟斷的局面，功能組別更加將壟斷利益伸延至政治層面的安排，令到壟斷的局面更牢固。香港普遍的壟斷情況絕對不是出於偶然。

功能組別將既得利益提升到憲制層面，是鐵一般的事實。雖然香港一直口頭上標榜是世界最自由的市場經濟體系，但事實已經說明了政府根本不相信這一套。外國評級機構不可能只為了香港獨有的情況，在評級的時候將功能組別的因素考慮在內。政策傾斜愈見嚴重，就算評級機構也不可能長遠下去地視若無睹。種種跡象顯示，國際社會已經對功能組別所衍生的利益輸送有所憂慮，亦開始對香港的評分有所保留。

另一方面，功能組別代表的議政水準如何，市民雪亮的眼睛自有公正的判斷。人類從觀察種種自然規律，得出一個結論︰「有競爭才會有進步」。這條法則不但適用於大自然，也適用於市場和政圈︰市場競爭的得益者是消費者，政圈競爭的得益者就是廣大的市民。爭取廢除功能組別，目標不但是為了香港經濟上的競爭力，也是為了香港議政水平的競爭力。

只要是存心為香港整體利益著想的議員，無論從地區抑或功能組別出選，一樣會被選民愛戴。功能組別的議員如果自問真心為香港，請勇敢踏前一步，為整體香港利益著想，支持落實普選時間表；退縮只會被社會視為屈服於既得利益。

各位功能組別選民，你們是社會的精英，功能組別對你們和業界是一個重大的侮辱。你們最明白這個制度的流弊，請好好把握現在的機會，以一人一信的文明方式，以行動向政府反映你們的不滿。由你們直接說出廢除功能組別的訴求，可以令政府無言以對，也可以支持代表你們的功能組別議員，去踏出支持落實普選時間表的一步。

福利主義衍生經濟周期

福利主義衍生經濟周期

經濟周期除了是經濟學者用來解釋宏觀的增長和衰退，也是投資者必須要明白的一個概念，經濟周期有不同的成因，但其中最顯而易見的是信貸的擴張和收縮。

資本跟其他物品一樣，都有一個由主觀因素影響的價值，而利率就是資本的價格。若市場能夠自由調節，利率水平是資本供求的結果。當儲蓄意欲高於借貸需求，市場便出現資本氾濫的現象，利率也自然下降；相反當市場缺乏資本，利率也自然上升。利率的自由調節，對經濟體系中的資本結構有極為重要的影響。可是當中央銀行主導了貨幣供應和短期利息的水平，當中牽涉到的人為因素，便足以衍生出大小長短不同的波動。

高福利的連鎖反應

市民心目中最理想的政府是三低一高︰低失業、低通脹，低稅率，但同時可以提供高福利。當然實際環境中，福利的壓力一做成財政的壓力，政府只有兩個辦法︰加稅和舉債。加稅減少市民的消費；除了會影響企業盈利，也會減少儲蓄和投資。舉債看似無痛，但是政府的借款仍然會抽走市場上的資金

中央銀行作為政府官僚的一部份，運作上亦逃不出政治因素的影響。當政府以舉債來應付財赤，中央銀行亦會被迫採納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人為地將資本注入市場。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副作用是人為地將利率抑壓。當儲蓄的人收不到應有的利息，而借款亦不合理地便宜，變相鼓勵了低回報高風險的投資。通脹的出現亦不能維持太久，所以當情況到達一個不可接受的局面，中央銀行便要180度扭轉政策方向，一手抽高短期息率，另一手發債抽走市場資金。如是者將資金又抽走又注入，便形成了經濟周期。

中央銀行的管理非常講究技巧，手段過於粗暴便會導致泡沫產生和隨後的爆破。事實上人才濟濟如美國聯邦儲備局，面對政府嚴重的財赤也束手無策，只要這個問題一日存在，泡沫的危機仍然會不斷湧現。

暴力威嚇傳媒損港地位

暴力威嚇傳媒損港地位

香港能夠成為世界商貿中心，良好的治安和資訊的自由是兩個最重要元素。香港的新聞工作者無論在任何環境和壓力之下，一直都緊守崗位，為市民反映社會真象，也為擔當著向國際社會闡釋香港狀況的職能。接二連三發生針對新聞工作者及傳媒機構的暴力罪行，不但同時間衝擊香港的成功支柱，亦是對整個社會宣戰。

世界上所有文明社會，都確立了新聞媒體的第四權地位，新聞媒體與政府的司法、立法和行政三權有等同地位，均是社會的基石。新聞自由保障社會的透明度以及言論自由。暴力威嚇新聞工作者，其罪行嚴重性，跟襲擊司法人員、議員和官員無異，是極嚴重的罪行。

資訊自由在市場經濟中，對資源的調配有極關鍵的催化作用。財經及服務業一定要在新聞自由的環境下，才能夠健全發展。事實上，香港能夠在眾多亞洲城市突圍而出，成為一個由第三產業主導的成熟經濟體系，發達的資訊和新聞自由功不可沒。捍衛新聞自由亦等於捍衛香港的競爭力。

新聞工作者安全受到威脅，不但直接損害香港的聲譽，也會令國際社會懷疑香港的治安狀況。昨天發生禮包炸彈恐嚇案，已經是過去一個月以來，第三宗襲擊新聞工作者的嚴重罪行。無論事件之間是否有關連，蓄意危害新聞工作者生命安全的罪案，已經嚴重損害香港的新聞自由，以及作為自由經濟市場的國際地位。

維持治安是每一個市民對政府最基本的要求，香港人亦願意為良好的治安付出高昂的成本。以平均人口計算，香港警隊是在發達社會中最龐大的一支。每一千名市民便有4.8名警員，是世界水平的2.6倍。任何暴力罪行都不容於文明社會，更何況是公開地以暴力威嚇新聞自由，明目張膽對整個社會宣戰的恐怖主義！連串針對新聞工作者的暴力罪行，敲響了治安的警號，保安當局責無旁貸。

政府現在應該立即以最高格調徹查案件，將兇徒緝捕列為目前最重要的任務，以行動向全世界表明保護新聞工作者安全的立場，捍衛香港國際城市地位。

人民幣匯率過低已響警號

人民幣匯率過低已響警號

根據人民銀行近期公布的數字，中國現在的外匯儲備高達7690億美元，比年初增加了1591億美元。照走勢來看，中國將要成為全球最多外匯儲備的國家。

資金不斷流入難承受

外匯儲備增加是資金流入的訊號。可是一個體系是無法承受不斷的資金流入，因為當人行在累積外匯儲備的同時，亦會增加市場上的貨幣供應，增加經濟過熱的風險，所以人行要出售中央銀行票據，來吸納貨幣增長。雖然現在央行票據每年成本大約為50億美元左右，但是當發行量愈來愈大，最終仍然會對人行造成一定的壓力，而且央行票據的息率已經失去吸引力，往後的日子要以此為工具控制貨幣供應量應該要日益困難。

人行現在的外匯儲備已屬嚴重超額水平。中短期看，也應該逐步擴大人民幣的?率的自由調節空間，減輕儲備急升的壓力；長遠來看，要改變現在那種強調外匯流入，控制資金流出的思維。儲備急增是結構性收支不平衡的結果，最終仍然要?率自然調節來達致國際收支平衡，以行政手段調控經濟的空間其實有限，而且成本亦不菲，甚至會導致市場信貸系統失效。

匯率過低亦令到原材料市場出現不正常的動盪。以鋼鐵為例，中國每年消耗全球鋼鐵生總產量的三分一，而且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長，可是國內生產鋼鐵的增長竟然比需求增長更快，除了令鋼鐵的價錢大幅下滑，長遠而言亦會損害經濟的正常發展。

雖然市場對人民幣仍然有多少的升值空間眾說紛紜，但共識是人民幣的匯率過低。這一點也成為外國政客攻擊中國出口工業的藉口，可是中國的成本競爭力主要是多方面的結構性因素，並不會因為?率上升而被嚴重削弱，人為壓制匯率壓制實弊多於利。

怎樣對付政改硬銷

怎樣對付政改硬銷

「優惠期今天是最後一天，而且我們的存貨剩下也不多。我也不知道公司要到甚麼時候才會再推出優惠，所以建議閣下還是先下點定金，我們保證會盡快送貨。」這一段公式講稿，差不多全世界的推銷員都懂得說。

如果推銷員有酌情權去開出優惠，消費者知道就算今次不買，下次回頭也一樣可以有同樣的優惠，說不定比較一下價錢可能會找到更好的貨品，也不會急於一時，倉卒地做出決定。所以要有效促銷，就不要將討價還價的權力交給推銷員。這樣做除了防止貪污，更重要是清楚明確地告訴消費者，優惠條件不是推銷員可以隨便開出的。過了優惠期，任憑閣下怎樣有誠意，也要等下一輪大減價才能得到優惠。從訊息不均衡角度看，設定時限也等於迫消費者在有限時間和資訊下作決定。這一招往往可以令消費者不自覺地多付鈔票，故此，經濟學家叫人不要在減價促銷時瘋狂購物，絕對有根據。

從政改推銷上看，曾蔭權和許仕仁的促銷伎倆實在到家。現在的問題是，市民和民主派可以做甚麼。也許，從精明消費者行為中，我們可以學到一些政治談判手段。

精明消費者的第一信條是，不要攜帶過量現金。偶然逛逛街，瀏覽一下商店櫥窗是現代人生活一部份，但人類始終受到情緒的影響，見到擺設精美的商品難免會產生擁有的衝動。專家建議不要攜帶過量現金，就是要以現實限制抗衡虛幻的購物衝動。選票就是政治上的現金，民主派現在應該把政改的一票存起來。上周五民主派初步有共識，不接受政改五號報告書是正確的第一步，下一步應該是聯署公開聲明，將統一立場清晰地向全港市民講清楚。

精明消費者第二信條是，不要先花未來錢。專家建議消費者不要隨便以分期付款或者信用卡購物，因為無人能準確預計未來的事。民建聯和自由黨支持的「最終普選論」，其實就是分期付款的政改。接受政治上的分期付款，情況就會像那些以貸款過活的人，欠下愈來愈多，最終只會走向破產。民建聯和自由黨都曾經以○七、○八年普選作為黨綱，就是這種分期付款的心態，令他們在普選問題上的立場一直往後退，最終連一個確實的日期也不肯說出來。

精明消費者的第三信條是，消費者有權不買。無論是貨物或者政策，賣不出去是推銷員的責任。同樣地，民主派絕對有權不接受政改方案。議員的責任是確保政策合乎原則，就算最終政改方案被否決，政府都不應該將推銷政策責任推卸到議員頭上。

羚羊怎樣令獵豹知難而退

羚羊怎樣令獵豹知難而退

在非洲的大草原上，一頭獵豹潛藏在灌木叢中，靜悄悄地走向羚羊群，可是一頭警覺的羚羊，發現了這位不速之客，羚羊忽然一躍而起，跳到六七呎高，群中其他羚羊見到這訊息，紛紛以最高的速度逃命。

羚羊和獵豹強弱懸殊，為了自身的生存，最先發現獵豹的那一隻羚羊，理應立即逃命，可是羚羊不但浪費逃命的精力，更冒著被發現的風險，向同類發出警告。學者一直嘗試解釋羚羊這種先躍起然後才逃命的行為，最終由經濟學家所提出的訊息理論（Signaling Theory）將謎底解開。

羚羊突兀的一躍，目的是向狩獵者傳遞一個明確的訊息︰「我是同類中最壯健警覺的一個，夠膽以身犯險，因為我自信跑得比你快。你已經沒有可能追得到我的同伴，但如果你將我視為目標，我也擔保你會徒勞無功。」

羚羊以實際行動溝通非常有效。通常獵豹被發現之後，都惟有放棄追捕這群羚羊，寧願保留精力去找下一個目標。

羚羊的一躍，帶給香港人一個重要啟示︰在兩陣對局的時候，勝負往往並不取決於雙方的強弱對比。能夠以行動表示決心的一方，往往能反敗為勝。

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呼籲市民上街，其實就是要讓全世界知道，香港人爭取民主有實在的支持。市民以行動表示對普選時間表的訴求，可以給泛民主派支持，也可以確保他們的立場會繼續堅定不移。

○三年的7.1遊行，埋下董建華下台的伏線，說明了遊行可以有效地表達市民訴求。現在能夠改變形勢，關鍵的除了市民的行動，還有國際社會對香港的看法。

今年十二月舉行的世貿部長級會議，將會吸引全球數以千計的記者，是一個絕佳的機會，讓香港人追求民主的呼聲響徹全球。

雖然官員和親政府人士威脅，如果政府的方案不能通過，最終只會將民主的進程拖慢。但是沒有時間表，又何來民主進程？市民現在要爭取的，是要北京對香港民主進程，作出一個有明確日期的承諾。

惟有以行動，香港人才可以說明不會接受倒退的民主方案，也不會接受所謂「最終民主承諾」。香港每一個市民其實都可以是那一隻先高高躍起的羚羊，我們都可以帶頭說︰「我不相信空口講白話，現在我就以行動來說明，香港人對於民主依然有強烈的訴求。」

給泛民主派補習博弈論

給泛民主派補習博弈論

讀博弈論的時候，教授曾經出過這樣的一道題目︰「小民和大政要均分一件餅。假設你是大政，你會提出一個怎樣的辦法，去爭取最大的一塊餅？前提是這個分餅的方案，一定要小民得到接受。」

愚蠢的大政，會自己拿刀切餅，然後去跟小民討價還價。可是遊戲規則已經說明，方案一定要得小民接受才可以生效，所以如果分餅不均，小民一定會拿大塊，將小塊的留給大政。在這個情況下，大政無論如何都拿不到大的一塊餅。

聰明的大政做法就不一樣。他會將切餅刀交給小民，然後對他說︰「這個餅我隨你怎樣分都可以，但最後由我去選擇要那一塊餅，但我也有權將兩塊餅都掉到垃圾桶去，最多大家一拍兩散。我也告訴你，如果我拿不到這個餅的三分之二，我絕對不會接受，保證這個餅一定會落到垃圾桶。」

小民表面上有二個選擇，一是順從大政，二是乾脆拉倒。以一拍兩散作為談判的籌碼，其實是因為大政根本不介意將這個餅掉到垃圾堆。聰明的大政其實也一早便看穿了小民，會為了那小塊餅利益，就算再不公平也忍氣吞聲接受方案。

教授接著的問題就更有趣︰「如果你是小民，大政提出這樣的建議，你可以怎樣做，才獲得最公平的結局？」

博弈論的精要，在於控制遊戲規則，利用遊戲規則對自己最有利的部份。小民要反客為主，就一定要跳出大政所設下的框架。小民要贏，其實首先要表明不介意雙輸。小民的立場要非常明確，最好是做要沒有轉圜的餘地，所以小民應該立即停止討價還價，一刀切將餅分成兩半，然後跟大政說︰「餅已經切了，一人一半，隨便你拉倒。」保證大政不會將已經拿到手的東西丟進垃圾堆。

現在政府就是看準泛民主派策略上的弱點，所以連時間表和普選的先決條件都懶得討論。泛民主派現在要做的，並不是糾纏在委任區議員有沒有投票權的枝節上，因為這樣做便正正跌落入了框架的圈套中。

曾蔭權和許仕仁沒有普選時間表嗎？泛民主派就應該勇敢一點，將2012年定做目標，一日得不到正面明確的回應，便拉倒不談07/08方案。事實上現在正是討論2012年雙普選的大好時機，政府已經將07/08方案放在談判桌上，其實這個也是泛民主派最大的籌碼，因為遊戲規則已經說明「方案要獲得立法會三分之二通過」。如果現在無法落實2012年雙普選，過了07/08就連這個最後的籌碼也輸掉，到時才討論2012，只會落得歷史重演，將普選的日子推到遙遙無期。小民明白了沒有？

金管局甚麼都看不過眼

金管局甚麼都看不過眼

自從04年樓市反彈，銀行也積極搶做樓宇按揭，一些中小型銀行甚至近乎不計成本，推出低至P-2.8厘的樓宇按揭。任志剛看不過眼，要業界小心留意風險。

今年初香港銀行體系仍然充斥熱錢，在資金氾濫的情況下，令到港息低於美息逾2厘。任志剛看不過眼，年中便推出所謂任三招。

趕退熱錢。銀行面對成本上升，惟有大幅調高按揭利率。自從年中追加的息口，不但令港息追貼美息，甚至乎出現港息高於美息。昨天幾家大銀行加息0.5厘，任志剛又看不過眼，叫銀行考慮加息對市場的負面影響。

市場調節有何不妥

市場自動調節，又有甚麼不妥？

事實上，自從2001年7月全面廢除利率協議，大型銀行的最優惠利率，往往比中小型銀行低最少1/4厘。大型銀行存款較多，在資金成本上有一定優勢；中小型銀行雖然資金成本較高，推出各種定息低息，也只不過在產品上策略作出區分，尋找自己的生存空間，又有甚麼不妥？

廢除利率協議最大的得益者一定是消費者。在廢除利率協議之前，香港的銀行在壟斷的環境下，最優惠利率和儲蓄存款利率，差距最高曾經有6厘，是其他發達國家銀行制度的一倍以上。有學者曾經估計，香港人在利率協議下，每年將GDP的1%白白送予銀行家。

金管局建議銀行界以綜合利率C，來計算按揭利率的新基礎，美其名要業界小心風險，其實說到底是看不過眼本港最優惠利率不跟隨美國息率的走勢，以及銀行之間的利率不一的情況。可是前者是聯繫匯率的漏洞衍生的問題，怎可以將責任推到銀行身上？後者更加是自由市場的健康反應，金管局究竟是不是想回到以前有利率協議的日子才安樂呢？

功能組別敗壞香港清廉

功能組別敗壞香港清廉

廉政公署的口號是︰「香港勝在有ICAC」，可惜一個功能組別已足夠敗壞全港的清廉。

民主政治的精神在於制衡行政機關權力，議會並不應該代表任何個體的利益。不論是小市民抑或大財團，任何人都不應該以選票去換取任何利益，不然政治便變成了既得利益者的政治。

有人認為只要將功能組別選民基礎擴大，或者取消公司票，便可以令制度較以前民主，這樣便可以接受。其實，這種看法是變相將民主體制，等同於「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暴政，十分不智。

在功能組別問題上，並沒有「不符合原則，但相對可以接受」這回事。只要功能組別繼續存在，不論是代表教師、醫生、律師的數萬票，抑或是地產、漁農、運輸界的數百票，既得利益政治的本質都是一樣的。代表界別利益的功能組別，將議會變成選票和政策利益結算中心，令香港社會蒙污。

自由黨副主席周梁淑怡說，普選如為了討好最大一群人，會虛耗政府資源，也加重納稅人負擔。可是功能組別帶來的業界福利和保護主義，也一樣虛耗政府資源，也加重納稅人負擔，分別只不過在於討好一小撮人。

昨天在立法會內，旅遊界的楊孝華向官員提出有關廉價航空公司的質詢。他本身是國泰顧員，竟然毫不避嫌以立法會議員身份，向官員質詢僱主的競爭對手，這就是功能組別敗壞香港政治文化的最佳例證。

就算是其他選民基礎比較寬的功能組別，一樣是既得利益主導。有些為業界提供福利，明目張膽地浪費納稅人的血汗錢，有些鼓吹保護主義窒礙競爭，剝削消費者的選擇，這些都不是一個健康和諧社會應有的文化。

主力靠功能組別出線的自由黨，當然捨不得功能界別的議席，可是連民主派都參與既得利益政治，這也解釋了為甚麼香港的政治水平一直原地踏步，爭取不到真正民主政治的原因之一。

就算○七、○八沒有普選，政改討論也一定要清楚交代廢除功能組別的時間表。

否則，如果明年人家再說香港清廉有問題，要將我們的競爭力再降數級，官員便不應大驚小怪，因為你們的行動等於向全世界說明，香港會繼續縱容既得利益政治，沒有誠意改過。

人民幣最終仍要自由浮動

人民幣最終仍要自由浮動

無論一間央行有多大的本事，在資本的自由流動、匯率的穩定和貨幣供應三個政策目標當中，最多只可以同時達到兩個目標，餘下來的一個便一定要放手由市場調節。不同國家的貨幣政策，其實也就是這「三揀二」的取捨。

資本自由流動是香港的命脈，所以在聯繫匯率之下，香港金管局惟有放棄貨幣供應的控制。可是香港的基本因素跟美國的完全不一樣，經濟周期的上落亦不一定同步進行，所以可能出現貨幣政策與現實錯配的現象，這便是香港固定匯率的代價。

人民幣同樣是固定匯率，但人民銀行選擇了控制貨幣流動量為政策目標，所以只好放棄讓資本自由流動，也就是多年以來的外?管制。問題是匯管執行困難，而且對經濟發展的阻礙亦大。

開始的時候大陸從雙向管制到慢慢走到單向，可是當過量的資金聚積起來，形成的通脹壓力。大陸在1989年的通脹高達30%，最終演變成政治動盪，令到中央明白到提防通脹的重要，所以當1993年物價再次暴升，便出現了所謂的宏觀調控。

人為固定匯率效果成疑

宏調令經濟冷卻下來，甚至「過冷」，令到市場在1998年出現通縮，人民幣亦從這個時候開始貶值，醞釀了另一個泡沫。2002年胡溫新政要在經濟上有點表現，以及2003年沙士後振興經濟，所以雖然人民銀行早在2003年已經察覺到通脹重臨，一直要到2004年才提出宏調，可是一直不見效，到2005年最終還是要人民幣升值以解決內?的問題。

人民幣現在改為跟所謂一籃子貨幣掛鉤，也等於變相浮動（Dirty Float）。可是人為地定下一個固定?率，並不見得比自由浮動來得更有效，現在大陸的貨幣政策效力，連「三揀二」簡單方程式都不如，相信最終人民銀行仍是要重新選擇以控制物價為目標，資金的流動也不應多管，讓人民幣自由浮動好了。

最怕沒有新移民

最怕沒有新移民

香港是不是一定會走進人口老化這條路？無錯，如果現行的人口政策繼續下去，香港將無可避免變成老人城市。根據統計數字推算，到了2050年，香港的人口結構將會是一個極端的倒三角形，老人將佔總人口逾三成以上，少數勞動人口將要承擔大量的醫療和福利開支。特區政府說香港人口老化無可避免，這種講法究竟是否危言聳聽？還是政策錯誤使然，人為地加劇了未來香港的人口老化問題？

將香港的人口結構推算跟新加坡的比較，便會發覺只要實行開放的移民政策，絕對可以緩和人口老化帶來的衝擊。今天新加坡跟香港的人口結構大致相若，但到了2050年，新加坡的人口結構將會比香港的平衡得多，而且到時新加坡的人口年齡分布，主要集中在40到69歲的組別，勞動人口將會是香港的一倍以上。吸納新移民一直是新加坡政府的國策之一，其實除此之外，新加坡沒有甚麼值得香港學習。可是若香港最終在國際競爭中輸給新加坡，唯一的原因只在兩地人口政策上的分別。

世界各地的政府面對人口老化，都會將問題歸咎於生育率下降，好像政府完全沒有責任可言。可是細心觀察，便會發覺福利氾濫和保護主義氣息濃厚的地區，人口老化的問題便愈嚴重，所以像日本和北歐這些相對封閉的社會，人口老化問題便比起其他歐美國家更早出現。

面對未來人口老化問題，本來可以簡單但積極地透過開放大門，讓世界各地有心有力的人來香港，可是特區政府卻本末倒置，搬出一大堆藉口來造就既得利益。冠冕堂皇說「積金為將來」，可是數據卻顯示強積金回報連?指股息累計指數都比不上，這不是分明是將市民利益轉移到強積金供應商手上？要不是民怨的壓力，特區政府也早就推出所謂的醫療儲蓄戶口。如果按照特區政府的計劃，強積金加上所謂的醫療儲蓄戶口，每一百元的收入便有十八元被鎖死，扣除各種稅項之後，市民剩下來的連一半都沒有。

抗拒新移民，最大的原因是福利開支的負擔。可是現在，香港人已經為未來人口老化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其實還有甚麼可怕？我們更不應倒置因果，假設所有新移民都會依靠福利。如果錯在福利制度的過份寬鬆，我們亦不應該將責任推到新移民身上。抗拒新移民的另一個原因，是保護主義作祟。工會和政客厚顏無恥地說新移民的競爭打爛香港工人飯碗，因為他們沒有想過，香港本身便是由移民組成的社會。

一個真正有生機的社會，根本不需要封閉的邊境來保護，人口老化亦不一定無可避免。只要仍然有人願意來香港，我們沒有甚麼好擔心的，可是到了一天香港不再吸引，那才是最可怕。

通脹鴿派遙控香港經濟

通脹鴿派遙控香港經濟

美國太空總署去年派遙控探測車到火星研究，負責的工程師說最大的難題是時間差。在地球上發出的指命要八分鐘才能到達火星，而探測車的畫面訊號又要另外八分鐘才能回傳到達地球，所以每一個動作最少要十六分鐘才能完成。

宏觀經濟調控，難度比控制火星探測車更高。時間差通常最少六個月，而且回傳的是錯綜複雜的市場訊息。政府和央行沒有超自然的預測能力，當然也不知道未來的經濟走勢，所謂的宏觀經濟調控，其實都是後知後發，可以靠的其實只有一班高層的個人信念。

問題是他們掌握權力實在太過龐大，他們每一個決定無論是錯是對，最終都可以令市場出現變化。自從七十年代起，政府和央行便越來越積極干預市場，財金官員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市場也開始捕風捉影，除了看技術分析和基礎因素以外，還將官員的口徑抽絲剝繭。

貝南克言論 左右財經大局

當官員擁有影響市場的力量，官話比市場的基本因素更具參考價值，投資者便不得不加倍小心。說到底官員也是凡人，為了頂上烏紗帽，他們怎不唱好？可是如果可以靠出口術便可以推動經濟，世界上便沒有窮人。

香港沒有自主的貨幣系統，所以任志剛說些甚麼我們大可以不管。在聯繫匯率之下，美國聯邦儲備局才是控制著香港經濟的主宰。從明年一月三十一日開始，我們的命運將交到「通脹鴿派」的貝南克手上。

貝南克出名對通縮有近乎嚴重的恐懼。雖然現在斷言他會停止加息言之過早，但卻有傳言貝南克才是聯邦儲備局○一年大幅減息的始作俑者。

最新數據顯示美國經濟增長仍然強勁，但市場揣測他會放慢加息的步伐也絕對合理。

政府監管亦不見得一定安全

政府監管亦不見得一定安全

在食物安全問題上，政府的危機管理能力接連受到挑戰，先有蘇丹紅、豬鏈球菌和孔雀石綠，現在便是禽流雞，每次政府都無法及時應對。事後孔明的政客和既得利益者，都歸咎政府沒有專責部門統籌食品安全問題。政府無法迅速應變，是否因為官僚的數目不夠多？再闢食物安全管理局，是否真正可以改變根本的問題，讓政府能夠決斷地處理食物安全問題？

食物安全問題，其實就是經濟學所指的資訊不對稱。經濟學家艾智仁 (A. Alchian) 便曾經指出，資訊的本質是不對稱的，要不是資訊本身便沒有價值可言。市場永遠都有一定程度上的資訊不對稱，問題是買賣雙方如何對應。

資訊不對稱的情況，通常是賣方相對買方更清楚產品和服務的質素。視乎不同的情況，消費者面對資訊不對稱有不同的對策，有時消費者會願意花資源及時間，去找出產品和服務的質素，有時消費者會簡單地冒一定的風險，但最主要的因素仍取決於資訊的成本。互聯網的普及亦大幅加速了資訊的流通，大大減低消費者獲取資訊的成本。

資訊不對稱的討論中最大的謬誤，是假設賣方一定會利用不對稱的漏洞去剝削消費者。其實只要競爭一日存在，賣方的最大利益是以資訊作為策略性的工具。現代的廣告和市場學，都強調如何好好利用產品的資訊促銷，而各大企業的商譽其實也充份反映了這種商業策略的價值。


面對資訊不對稱的問題，另一個謬誤是以為政府有能力以政策強力獲得資訊，然後人工地製造一個公平的環境。面對有心隱瞞產品問題的奸商，政府其實跟平民百姓一樣無能為力。政客和官僚最心儀的發牌制度，亦只可以非常有限度地提高這些奸商的成本，令到他們知難而退。

如果發牌監管行不通，政府直接介入測驗食物又是否能夠確保安全呢？當政府直接介入市場，觸動到不同的既得利益，官僚往往要作出政治決定。事實上世界各國的食品檢測官僚制度，最終都淪為保護主義的政治工具。食物檢測官僚無可能逐一檢驗所有的進口食物，情報方面亦非常依賴食品產地的檢測工作。當特區政府面對大陸地方官的壓力，負責食物檢測官僚是否有勇氣去承擔這種政治上的風險？在消息混亂的情況下，負責檢測的部門會否因為政治因素而延誤了決定的時機？

過去差不多每次出現有問題食物，都是由傳媒率先報道，然後政府才出面跟進。事實上這種情況只不過反映社會的正常分工，官僚亦不必因為要顯示政府萬能而推出新的架床疊屋。如果政府沒有能力做好的事情強行上馬，最終的反效果可能會造成更多社會成本，更加得不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