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在十字路口的政客曼德爾森和曾蔭權，兩個人在政途上走過的路雖然相似，但本來在時空上全無交點，可是在陰差陽錯之間，兩個人終於要在二○○五年十二月的香港，同樣要背棄代表自己身份的價值，以同出一轍的手法去為惡政辯護。
少年時的曼德爾森，因為不滿工黨對建制的妥協，加入了英國的共青團，然後更加入英國共產黨，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才重返工黨，成為了英國首位被譽為公關大員（Spin-doctor）的工黨職業政客。曼德爾森是貝理雅的心腹，在九七年帶領工黨選戰，及後更成為工黨的無任所大臣（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負責籌措政府跨部門的合作和分工，也負責那勞民傷財的千禧天幕（Millennium Dome）。
英國對農業補貼問題本是不置可否。事實上，英國納稅人浪費公帑津貼法國的富農，是沒有必要為這過時的政策辯護。作為共產主義信徒的曼德爾森，良心上更無可能接受既得利益傷害發展中國家的貧農。可是，曼德爾森現在是歐盟貿易談判代表，身在其位也不屈服於法國領導的歐盟，要違背良心為惡法辯護。曼德爾森明知堅守保護主義難免成歷史罪人，所以他也不只一次向公眾表明，農業補貼其實是法國要求堅持的，不是他個人的要求。他更要美國先開放市場才願意討論歐盟的問題，借題發揮提出種種刁難，意圖轉移公眾視線，要對手負上原地踏步的罪孽。可是當對手願意單方面為發展中國家開放市場豁免關稅，曼德爾森卻指談判進展令人擔憂，更有向後退的跡象，這不是混淆視聽是甚麼？
香港的曾蔭權在獲選為特首前，官拜政務司司長，負責籌措政府跨部門的合作和分工，也負責過那好大喜功的西九龍天幕。曾蔭權飲香港水流香港血，也明白香港人對民主發展的訴求，所以在政改報告出台之初，嘗試以「務實民主派」自居，將香港民主發展時間表和路線圖的責任推卸到中央政府的頭上。他跟曼德爾森一樣，將否決政改方案原地踏步的道德責任，轉嫁到對手民主派的身上，來個兩敗俱傷。當發覺對付不了對手的團結力量，便放煙幕散流言企圖含混過關。站在十字路口的政客，最終面對的只有自己良心的判斷。政治不是口舌之爭那麼簡單，自恃懂得耍嘴皮玩公關把戲的職業政客，就算命運讓他們坐在高位，若沒有堅定和政治理念和價值，只要一旦遇上大是大非的問題，職業政客便立即原形畢露，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就像曼德爾森和曾蔭權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