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會怎樣看05年的香港

歷史會怎樣看05年的香港


○五年香港發生最重要的兩件事，是董去曾來以及政改爭議。表面看兩件事風馬牛不相及，可是綜觀整個局勢，一個共通的問題是，究竟中央對香港立場是否出現了根本的改變，而香港又會走上一條怎樣的路？

年初傳出中央接受董建華請辭的消息，不少香港人甚至連傳統親北京人士，都對有關傳聞半信半疑。本來在民怨之下讓董建華退下來，確實是可以為香港人紓點氣。因董建華辭職，也引發出對基本法就特首餘下任期的問題。若背後沒有一個迫切的需要，中央政府理應不會希望在這平穩過渡的期間如此節外生枝。

當時董建華餘下的任期只剩下兩年多，香港的經濟亦已經重拾升軌，若董建華真的無心戀棧，大可退居二線只負責些象徵性的工作，政策事宜則由各問責局長自行發揮，也提供一個平台讓有心競逐下一任特首的人好好表現。可是結果，董建華真的退了下來。當時香港人的焦點都集中在曾蔭權身上，也沒有深究董建華退下來的背後含意是甚麼。

事實上，香港對中央的象徵性價值高於一切。香港不但要維持和諧穩定的景象，更重要是向國際社會證明一國兩制的可行性。董建華在第二屆任期中，不論是民望和施政都處處表現得無能為力。這種情況對中央來說不但是一個憂慮，而且在這兩岸關係發展的關鍵時刻，香港絕不能成為一國兩制構想的負累。

所以就算要冒一定政治風險，中央仍決定要以曾蔭權入替董建華。曾蔭權對政府運作的熟悉，而且民望高企，無疑是一個理想的選擇。曾蔭權十月發表首份施政報告，令香港人感覺政府恢復前殖民地時代的管治手腕，亦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曾蔭權率領全體立法會議員訪粵，更令人憧憬中央跟香港的互信會因此增加。可以說新政府已經初步重建香港人對政府及中央的支持。

可惜這段蜜月期並不長久，政府發表五號報告書之後，香港人知道中央對香港仍然放心不下。事實上，當民主派議員提出要時間表和路線圖，政府代表中央斷然拒絕任何承諾，就可見北京要收緊對香港的掌握。曾蔭權上場亦是加強特區政府對香港控制的一步。

中央要加強對香港的掌控，這方向其實早在董建華辭職前已經露出端倪，將這改變完全歸咎於民主派堅持時間表和路線圖，絕對是膚淺的見解。中央內部有鷹鴿兩派不同的看法，對港澳事務亦有不同主張。從種種跡象分析，北京政治影響只會日趨明顯，香港就算未向大陸同化，亦極有可能走新加坡式的強政。

究竟如何在這種錯綜複雜的關係中，緊守香港自由和法治的獨特環境，這才是○六年香港策略性發展的真正考驗。

伊索寓言中青蛙的教訓

伊索寓言中青蛙的教訓

膾炙人口的伊索寓言中，對政治和人性有最深刻描述，其實要算是比較少人提及的「群蛙求皇」。

話說世間上種種動物都有一個領袖，惟獨是青蛙沒有。青蛙都覺得若有一個領袖可以帶領青蛙，可能會為青蛙在動物界中爭取不少利益，所以青蛙便誠心向上天禱告，希望上天可以賜予他們一個領袖。

天界的神仙聽到了青蛙的訴求，便將一段大棵枯木拋到池塘，並向青蛙說︰「這就是青蛙的領袖，好好去尊敬它吧！」起初青蛙對這段枯木恭恭敬敬，也不肯太過接近這上天委派的青蛙領袖。過了一段日子，有些比較大膽聰明的青蛙發覺這段枯木根本不會動，亦不會聽青蛙的訴求。青蛙對這段枯木也變得無禮，有些青蛙更故意跳上枯木上面示威。

青蛙覺得上天沒有派個真正領袖給牠們，所以再次向上天禱告，要求一個威猛的領袖。神仙問青蛙︰「枯木有甚麼不好呢？至少它令你們更加自信，那不好嗎？」青蛙便說︰「領袖應該有領袖的風範，應該要有威嚴！」神仙警告說︰「你們要明白有威嚴的領袖，是因為他有可怕的力量。如果你們真的願意生活在威嚴之下，我可以成全你們。」青蛙認為只要有一個強大的領袖，再大的犧牲也是值得的。神仙履行諾言，派了一隻鶴到青蛙堆中，這隻鶴亦二話不說便開始捉青蛙吃。

香港在二○○五年醞釀了好幾項將會遺害深遠的政策。其中像最低工資甚至已經差不多要踏入落實的階段。毫無疑問，提出這些法例的人都是出於一片好心，希望可以幫助最低收入的家庭。可是，訂立了最低工資，那些低技術工人的議價能力便提高了嗎？答案是沒有，而且在最低工資之下這些低技術工人面對的競爭更大了，相對議價能力更低，這像算是幫工人謀求了福利嗎？

其實很多企業都不會受最低工資直接影響，像大型連鎖式的零售和飲食業等，最多是成本上升，以他們的財力理論上是承擔得起這種政策成本。可是那些幾個人運作的小商戶就未必能夠承擔最低工資的成本壓力。要市場變得更加依賴大財團，這是要求最低工資的善心人想見到的結果嗎？

相傳伊索是一個奴隸，他對自由的體驗比任何人都強。雖然伊索寓言已經有二千年歷史，可是人並沒有從歷史中學到了甚麼，仍然對政府迷。最可悲的是，他們有時候甚至連為了甚麼而要求這些強政都不自知。為了這些天真的訴求而放棄自由，值得嗎？就算青蛙不明白自由的可貴，人應該懂居安思危吧？

曾特首唔好誤解溫總

曾特首唔好誤解溫總

溫總會見曾特首，話香港經濟社會發展有「深層次矛盾尚未根本解決」。曾特首順利完成述職之後見記者，補充話「矛盾」係指香港經濟轉型未完成，係因為三高︰高工資、高地價同高租金。
利世民聽完個心抽抽下，心諗︰「大件事，唔通香港又要走番老董舊政。」主觀願望當然希望係特首口快快，無心真係要打擊三高。老實講，八萬五既後遺症都未真正醫斷尾，如果再黎一次打擊三高，香港真係想唔和諧都唔得，不過係唉聲歎氣隻「鞋鞋聲」。

曾特首又解畫，話三高會影響競爭力。呢種講法同商會既得利益者立場有幾分似。曾特首有呢種諗法，一定係耳濡目染，聽得人家講多幾次就信以為真。如果三低就有競爭力，咁北韓競爭力就一定世界第一啦，又唔見商家湧去平壤投資！商家出口術要數，唔代表呢係真理。商家投訴三高，無非想政府畀著數，例如免費批地之類好處，而唔係真係要特首出手打擊三高，曾特首千祈、千祈、千祈唔好搞錯，唔係香港真係有難。

溫總心繫貧困家庭

香港有三高，係因為香港非常之有競爭力，所以人工、地價同租金先至會高。不過話說回頭，香港經濟體系走高增值路線，冇錯係會有貧困家庭好難一時間適應。利世民同溫總唔係好熟，但係一聽就知溫總「矛盾論」所指，就係講呢個問題。北京高官向來都唔鍾意將說話講得太白，但係溫總噚日好心畀曾特首一個大「貼士」。

溫總公開高度評價述職何厚鏵，話澳門經濟增長都係其次，最值得驕傲一件事係澳門教育改革。溫總係做大事睇大局勢人，佢深深明白教育係助人脫貧之本。香港教育使錢最多，但社會得出係大量雙失青年，貧者愈貧，呢咪就係「矛盾」！

溫總一番講話，其實係要曾特首搞掂教育，幫貧困家庭力爭上游。曾特首，呢個訊息你收到未？

解讀深層矛盾論

解讀深層矛盾論

昨天國家總理溫家寶接見了上京述職的曾蔭權，也就香港的經濟問題公開發表講話。溫家寶表示，香港目前仍有深層次矛盾尚未得到根本解決。曾蔭權將這一番矛盾論，解讀為高工資、高地價和高租金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影響。曾蔭權的解讀不但莫名其妙，亦反映了曾蔭權仍然未能充分掌握香港經濟問題，對國情的了解更是非常有限。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紐約和倫敦等城市，同樣面對三高的問題，但都「高」得有理，中央領導人恨不得中國其他重點城市，也可以能夠有此三高。事實上，高工資等於市場對人力資源熱切渴求，高地價和高租金亦是經濟發展的一個指標。溫家寶雖然未必對香港事事了解，但可以肯定香港的三高未嚴重到要中央關注的程度。

明顯地，曾蔭權膚淺地誤解了溫家寶講話。自○三年出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最緊的是大陸的貧窮問題。毫無疑問，中央將貧窮視為穩定的最大敵人，處理貧窮亦成為了中央重要的政策環節。解讀矛盾論的最重要關鍵，其實是要明白這穩定局面的代表性思維。深層矛盾論最明顯的訊息是，曾蔭權要眼如何提升社會的階層流通性，不要讓貧窮變成香港的結構性問題。

從另一個層面分析，香港和整個中國的經濟發展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只不過大多數的經濟活動都是在非政府的層面進行。可是自從回歸之後，香港每遇上難題，特區便向北京要求救援，視大陸為香港的安全網。中央偶爾支持香港，尚且可以說得過去。可是若香港跟中央的關係完全建立在單方面的施捨和受惠，長遠而言會同時削弱中港雙方的發展潛力。事實上，像自由行和人民幣業務等，並不可能是香港經濟發展的靠山。深層矛盾論其實另一層含意，是要香港不要忘記如何去自力更生，而且更加應該為大陸的進一步經濟發展提供支援，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發揮出來。

香港是整個中國版圖內最富庶發達的城市，從中央的角度看，若香港都不能達至和諧穩定，意味自由開放的發展模式並不適用於中國。事實上，中央一向崇拜新加坡式精英家長管治，溫家寶的講話和所謂的強政勵治，背後其實是要曾蔭權反思香港一直的自由價值。對香港人來說，這無疑是一個非常嚴重的警號。要知道一直以來香港的自由開放是成功要素，若特區在中央的影響之下走新加坡路線，香港亦不會再是昔日充滿生氣的國際都會。

回歸之後的香港，對大陸最大的價值是行之有效的開放式自由市場經濟，但中央最怕的亦是自由市場經濟對強權統治的威脅，香港可以打開大陸的經濟和社會，香港亦可能變成另一個大陸城市，究竟要走一條怎樣的路？這便是深層矛盾論的終極挑戰。

註︰明顯地中央也不知道應該怎樣處理香港，深層矛盾論其實是給曾蔭權的第一封 warning letter。希望他好自為之。

從減電費到發大達

從減電費到發大達

講開香港電費，差唔多全城都只得一個答案︰「貴！」

普遍不滿情緒，令到爭取減電費成為一個完全沒有政治風險既立場。政客公開要兩家電力公司考慮民生，電力公司又可以點樣回話？「減價對唔住股東」、「利潤管制已經賦予電力公司加價權力」等等理由，無錯係事實，但政客玩既係另一套規則，好聽就叫依從民意，難聽一點就叫民粹。

當然，如果電力公司本身沒有道德包袱，又邊使怕民粹政治。所謂利潤管制協議，其實就係政府畀電力公司壟斷市場，而且保證肯定投資回報率。喂，必定賺錢喎！點解個利潤協議唔係同我簽？點解個發財機會唔係我？點解要係中電同港燈？一句講晒，電力公司幫唔落。

減幾多先至夠？問政客就一定話減多多都唔夠，呢種行為思想一的都唔公道。老實講，政客都唔可以當市民無知，要求減價都要有個合理既基準。用政治主導價格問題，就係百分百民粹，用政策去決定價格，定義叫做計劃經濟，兩個都係唔應該既方法。政客捨易取難，寧願漫無目的叫減價口號，都唔肯實實際際爭取將兩電聯網。唉！如果出口術可以有效，呢個世界就真係和平，又幾時輪到街頭政客領功。

其實只要有競爭，你估兩電唔會鬥平鬥服務？電訊服務既例子已經證明開放競爭，俾消費者有選擇係促使服務供應商減價最直接既方法。政客要真正幫市民爭取減電費，第一步應該做點功課研究如何供電和發電，因為呢個先係聯網同引入更多競爭既關鍵。

靠政府發達的方程式

政客唔明市場運作，政務官亦唔識做生意，佢地識就唔從政啦！佢地天真以為唔係必賺就無人投資，所以特別容易俾人搵笨。其實就算如利世民之流，只要有利潤管制協議咁既必賺保證，閒閒地集資一兩千億根本唔係難題。

各位如果諗到有邊的行業又諗到個理由去游說政府畀個壟斷加利潤保證權，都唔好話唔肥仔！自從17世紀開始，皇室御准同政府保護既專利壟斷，一直係股民最愛。香港過往成功例子亦有電力、港交所同公共交通運輸，相信日後環保同廢物處理都有的潛質。利世民人如其名利世民，今日將呢條發達方程式公之於世，當做2006新年禮物，祝各位好運！

算一算副學士的胡塗帳

算一算副學士的胡塗帳

回歸之後香港經濟一浪低於一浪，起初政府尚可以外在因素為藉口掩飾種種失誤，可是當亞洲其他地方都已經從金融風暴中重見晴天，香港的經濟仍然萎靡不振，董建華和一眾官員慌不擇路，推出了許多許多假大空，除了數碼港迪士尼，更有尾大不掉的副學士。

九七年之前，香港十五至十九歲的失業率平均不到９%，而就業不足率則在1%左右。可是回歸之後兩年，青年人的失業率便激增至２４％，而就業不足率更暴增四倍多。面對這樣的情況，董建華在二○○○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要在十年內，讓香港適齡青年接受大專教育的比例，由三成倍增至六成。

董建華的八萬五讓香港人見識到政府破壞經濟的力量，而副學士其實可以算是教育的八萬五。為了沖淡年輕人失業的數據，政府推出副學士。高等教育界一早就將副學士視為香港專上教育的大躍進，就算是對自由市場最不受落的左派學者，對副學士這種長官意志式的政策都抱有極大保留。事實證明了這些觀點都完全正確，副學士政策既沒有提高青少年的就業能力，亦沒有解決香港青少年高失業率的問題。

現時修讀副學士課程的學生有接近三萬人，而每個副學士學位每年的學費平均近四萬港元，單就學費方面的經濟消耗已經高達每年十二億，這還未計算政府對各大專院校的額外資助。對學生而言，修讀副學士課程的學費是一筆極沉重的成本。假設修讀副學士可以將年輕人的薪金提高一成，未計算利息等因素，回本期最少也要十年，而且這個推算已經假設了學生畢業後立即找到一份跟大學生一樣待遇的工作，在未來的日子不亦會失業，所以副學士實際的回本期要比十年長很多很多。

可憐的學生，一心以為可以從副學士打出一條生路，怎料兩三年之後又撞上刺眼的此路不通的標誌，浪費了金錢，更浪費了的光陰，可以問誰追討？副學士跟八萬五一樣，要寫進建華八年的歷史之中，讓日後的香港人記著副學士這筆胡塗帳的教訓。

更根本的問題是，為甚麼香港有學生在接受了十多年的教育之後，仍然是跟社會的需求脫節？副學士表面上拖延了幾萬學生投身社會求職，但其實沒有解決根本上香港教育的失敗。教育是為學生準備投身社會的一個重要步驟，可是香港教育制度提供了學位，但有沒有真正促進學習？

教育制度的失敗並非學生的錯，懲罰不應落在他們的身上。現在的挑戰，要教統局的官僚面對香港教育制度失敗的現實，從根本著手將香港的中小學制度改革過來，而不是再浪費資源在副學士這種逃避現實的所謂政策。

突破性思維看電力市場改革

突破性思維看電力市場改革

香港空氣中的懸浮粒子，將維港長年籠罩在一片灰濛濛的煙霧之中，空氣污染更是外資進駐香港最大憂慮。

香港工業差不多已經全數北移，本地的空氣污染源頭只剩下發電廠和路面上的汽車。兩電聲稱在過去的十多年間，已經大減污染物排放，而路面上的車輛數目亦沒有大幅增加，空氣污染惡化惟一合理解釋，就是侵襲香港的污染物是來自珠三角。雖然負責環保的官員礙於政治因素未能公開指出珠三角污染物襲港，但有研究環境的專家指，香港空氣中八成污染物來自珠三角。

大陸的工業高速增長，耗電亦不斷增加，但是發電廠的回報期往往高達十五年以上，所以大型電廠的興建亦追不上耗電量的增長，不少廠家因此被迫自行設置中小型發電機。

這些零散的發電機不但成本效益低，排放的污染物亦比大型發電廠高出極多。取締了這些小中型發電機組，對香港的空氣污染絕對有正面影響。可是大陸政府要顧及工業發展的地方利益，除非有投入大筆資金興建符合排放標準的發電廠，所以現在要取締這些零散各處的中小型發電機近乎不可能。

一個突破性的想法就是將香港兩電過剩的備用電力售予珠三角一帶，這樣做不但可以減輕現在大陸電力求過於供的壓力，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取締那些最不符合經濟效益，最不環保的發電機組。事實上，香港消費者正負擔過度備用發電量的高昂成本，讓兩電就備用發電量有靈活安排，也是減電費的第一步。

在容許兩電向大陸輸電的同時，亦要考慮讓大陸合乎環保標準的新發電廠向港方輸電，從而製造誘因令國內的發電廠改進有關設施。長遠而言，香港沒有足夠的地理條件發展風力發電等真正環保的能源，將發電基地北移能夠為可再生能源創造發展空間，假以時日香港所有用電均全在大陸生產，這一點亦符合經濟發展的原則。

局限地看待電力市場的改革，以計劃經濟式思維說電力公司應該賺多少，只會讓現在的情況繼續下去，要突破困局就惟有跳出框框。兩電的利潤保障協議將於二○○八年屆滿，這次檢討除了要引入競爭改革電力市場，更是徹底改變現行制度的契機。

上一次的檢討在九十年代初，當時並沒有見到空氣污染的因素，也沒有將大陸這最重要的因素納入考慮之內。今次檢討若繼續因循故有思維，就等於平白放棄另一個改善香港環境的機會。

加州停電 錯在價管

加州停電　錯在價管

政府將在本周就開放電力市場進行第二階段諮詢，相信屆時壟斷市場的既得利益者，會引用二○○一年美國加州大停電為例，來支持他們要求繼續壟斷的立場。對加州大停電一知半解的人，更會以為它是開放市場的惡果，但實情卻剛剛相反。當年，正是因為加州政府對零售電力實行價格管製，扭曲了市場運作才帶來了市場崩潰。

美國的電力市場，分開發電和供電兩個層次，前者以批發模式將電力售予分銷商，而分銷商則負責面對消費者的零售市場。二○○○年加州州政府將電力批發市場開放，撤銷了發電廠供電價格管製，但在民粹政治影響下，電力零售價格仍然受到管製。

加州自從七十年代停止建造新核能發電廠，天然氣和水力發電漸漸成為加州的主要發電方式。剛好在二○○○年的夏天，北美遇上了天旱，國際天然氣價格此時恰巧大幅上升，使發電成本因此大增。可是零售價格在規管之下不能相應提升，形成了零售價低於批發價，亦即是所謂的「麵粉貴過麵包」。

起初電力分銷商仍然承受著虧損，履行合約規定，為消費者繼續提供電力，但到了二○○一年春天，部份分銷商已經債台高築，無力繼續做蝕本生意，令到供電不得不中斷。本來若零售市場的電力價格可以跟隨成本有所上升，電力分銷商亦不致於要完全承受所有成本壓力。零售市場價格上升亦可降低電力需求，從而抵銷部份的壓力。加州電力市場失衡，其實是價格控製帶來的惡果。最近國內的汽車用燃油市場亦有相似現象。

加州大停電和大陸的油荒，問題都出在價格無法跟隨現實情況調節才出現失衡。開放市場時，往往因為政治影響，總有些環節受人為因素限製。當市場出現大幅波動，這些不靈活的因素往往導致市場失衡。可是事後進行檢討，官僚和政客都只懂推卸責任，對自己的失誤只字不提。最令人驚訝的是，錯誤的看法竟然可以一直流傳開去，積非成是。

站在香港人的立場，最重要是從加州案例中吸取教訓。首先，若政府要開放市場，就要徹徹底底開放，半開放的市場比不開放的市場更容許陷入失衡。更重要的是明白到價格管製的後遺症，也要明白到當價格被人為壓抑，反效果始終會出現，只是出現的時間和形式不同而已。搞清楚公眾對加州大停電的理解，對討論香港電力市場改革將起到關鍵的作用。如果有人再以加州大停電作為市場失衡的例子，請緊記問題是出在政府價格管製上。所以如果香港引入電力競爭，就不要畫蛇添足定下價格規管的尾巴，否則可能會得不償失。

回 Edward

這個 Blog 沒有幾個 visitor，難得有人留言，小弟當然奉陪。

Edward says" 韓國去年配額分別是中國產進口大米５７．４％、美國產２７．６％、泰國產１５％"

Simon says" 那是配額︰配額的分配從多都是政治考慮。其次，配額入口貨是不可以直接售予消費者，而且亦只佔市場4%... 這樣便殺死韓農，那只可以說韓國的農業經濟有結構性的問題。唔爭在話你知︰韓國農業的結構性問題是地租貴。

Edward says "這文章只解釋了冰山一角的問題"

Simon says "綿花、傾銷 etc. 在之後幾日的文章講了，不再重複。你的留言亦沒有討論Heckscher-Ohlin theory，連冰山一角也沒有解釋得到。無人可以在一篇800字文章講完全部問題，難道左派只懂這樣的辯論手法？太令人失望。

Edward says "國際市場價格可能已被農產品補貼扭曲!!"

Simon says "那怕是$0.01的補貼，都已經影響了國際市場的 equilibrium，問題是影響是否大到令韓農自殺。"

Simon says "你還是正面回答問題︰為什麼泰農可以競爭，韓農不可以？為什麼？"

Edward says "請大家眼光放遠, 放闊一點"

Simon says "只聽樂施會等左派的片面之詞就叫放遠眼光嗎？"

原 post 及留言 http://hkliberty.blogspot.com/2005/12/blog-post_113446803789929897.html

有競爭才能減電費

有競爭才能減電費

在自由市場，賺錢無可厚非，只要是真材實料，賺再多的錢也是理所當然的，政客和官員絕對不應該「憎人富貴」。如果企業靠政策的庇護壟斷市場賺錢，那怕賺的只是一分一毫，因為剝奪了市民的選擇權，那些都是不義之財，亦窒礙了市場的發展空間，更是對消費者最不公道的安排。
當然，誰不想電費可以下調？問題是，用甚麼手段達到這個目的才算正路。只懂大聲叫喊減價的政客，是愚昧的行為，是不明白市場運作的表現。經濟發展及勞工局長葉澍?說，政府盡力游說電力公司降低加幅，亦充份反映官員對市場運作的無知。

說句公道話，就算加電費會令市民和商戶百上加斤，兩電仍然沒有任何道德責任去減電費。但同樣的道理亦適用於電力公司，市民沒有理由為電力公司的投資成本付出代價。政府和電力公司的利潤管制協議，其實更正確應叫做利潤保障協議。政府以政策為兩電創造了人為的壟斷，保證兩電可以在投資賺取一個肯定的回報率，這便是利潤管制協議的精神。

除了政策庇蔭的生意，在自由市場哪有一間公司可以有肯定的回報率？官員和政客都沒有從商，所以有這樣一個胡塗的想法，以為要讓電力公司必定穩賺一定的回報才有人願意投資。世界上數不清投資更多風險更大的基建都可以由自由市場提供，為甚麼惟獨香港的電力不可以由自由市場提供？

兩家電力公司已經事先張揚，聲稱香港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冠絕全球，而且電費相對世界各大城市亦算合理，暗台詞是制度上的安排恰當，不應改變，盡其量將保證利潤的上限調低。要知道價值的釐定是看供求雙方的，將香港的電費和其他城市比較是沒有意義的，也是歪理。

利潤保障概念上就是計劃經濟，只管成本不顧需求的心態。在這種扭曲的市場環境，沒人能夠說價錢是合理，因為根本無理可依。再者，無論官僚的計量程式有多精密，都不可以絕對準確預測未來的經濟狀況，而保證利潤的公式再複雜，亦不可能完全肯定電力的投資回報率會是市場的合理水平。

事實上，就算是最低限度的競爭，也已經可以肯定得出來的結果和價錢會比現在的公道，兩電聯網就是現時最快最直接引入競爭的方法，也比空喊減價口號來得合理，也必然更公道有效。政府和兩電能夠拿出一個不聯網比聯網好的理由嗎？電力公司抗拒聯網，唯一的理由是害怕競爭。
已故美國總統列根曾經說︰「有才幹的人永遠都不會在政府工作，就算有都老早被商界挖角去了。」我們絕對有理由相信，像利潤管制這樣一面倒的安排，只會由別有用心的商人想出來，官僚是執行的一方。下周有關當局將公布電力市場檢討的諮詢文件，屆時市民便可以從官員表現和兩電立場來驗證這一點。

走出巴別塔的陷阱

走出巴別塔的陷阱

舊約聖經故事中，遠古時候的人都說同一種語言，而且關係和睦。有人提出要合力興建一座高聳入雲，可以直達神界的巴別塔（the Tower of Babel），既可以顯揚人的偉大，亦也可以發揮團結力量，免得眾人流散各地。神見到建造中的巴別塔，認為人的本質狂傲自大，聯合成單一民族日後便會為所欲為了，所以神便擾亂了人語言。人失去了共同的語言，便無法溝通合作，惟有停止巴別塔的建造，將人類團結一統的夢想亦就此落空。

七十八歲長者的一個簡單問題︰「告訴我，我會看見普選的一天嗎？」，12.4的大遊行，市民的訊息亦非常簡單，既沒有要甚麼人下台，亦沒有其他訴求，所有人只希望可以確實知道哪一天香港才有普選。民眾統一的用語，是所有抗拒香港民主發展的既得利益者都不願意見到的事實，而民眾的團結一致亦曾經令到政府作出修修補補的所謂讓步。民主派的敗筆，在於沒有好好把握12.4之後的機會，提出確實有內容的方案讓公眾去思考，反而被動地等待政府讓步。

結果特區政府利用空泛的概念來混淆視聽，讓分化社會之目的得逞。特區政府就像巴別塔故事內的神，以扭曲手法解釋民主，擾亂了公眾的理解。究竟政策發展是否合乎「循序漸進」的要求？權力的組成究竟是否屬於「均衡參與」？這些主觀的問題就算辯論永遠繼續下去，也沒有可能找出標準去衡量。特區政府拋出這些語焉不詳的虛幻概念，目的就是要香港社會永遠無法就民主制度達成共識。

香港的民主進程，不會因為政改議案被否決便原地踏步，可是若社會繼續糾纏就「循序漸進」和「均衡參與」這兩個無意義的語言陷阱，香港人見到普選的一天便真正遙遙無期。語言陷阱的框架下，策發會注定不可能為香港的民主未來有任何貢獻。事實上，三十席立法會功能組別議席的傾銷作用和行政機關從制度上壟斷政策制訂，才是香港民主政制進程的兩座大山。今次的政改辯論，最低限度喚醒了香港人對民主發展問題的關注，也為進一步推展公眾的民主教育奠下了基礎。民主派現在的最大任務，是要積極地向公眾揭示這兩個扭曲的制度產生的流弊，讓社會明白民主制度的價值何在，爭取民主發展才可能獲得成功。

建立一個民主社會，比建立一座巴別塔要難何止千萬倍？若民主派跟保皇黨一般見識，停留在黑幫那種「鬥人多」對敵心態，是沒有可能將大多數香港人的力量，匯聚成一股團結的爭取民主力量。現在要的不是感情用事的民意，而是公眾對民主制度的理性認識。

註︰ 民建聯也好、民主派也好，當中太多街坊保長的心態跟黑社會份子沒有兩樣。

我要TABOR

我要TABOR

自從利世民上個月提出香港納稅人權益約章TABOR（Taxpayers'BillofRights)，有不少好友紛紛來電，問世民有無同政黨傾過，認為TABOR對爭取香港民主發展好大幫助。當然政黨正忙於政改辯論，邊有時間理得咁多事！而且TABOR呢家先進思維，要好一段日子先有可能醞釀成功。況且無普選又何來限制行政霸道，睇要到香港到2012年先可以諗下TABOR。

事實上，香港中產好矛盾。一方面香港中產都好希望盡快落實港人治港，而且更加想改變政策左左右右的傾斜；另一方面，香港中產又好怕普選會令到政策傾斜更嚴重。TABOR唔分左右，限制政府開支增長唔可以快得多過經濟增長，唔怕大花筒政府。

香港本來可以做得比美國更好

雖然香港《基本法》107同108條，基本已經係一種TABOR，不過曾蔭權1999年「解釋」︰「只要在中期內恢復平衡預算，短期出現財政赤字並不違反基本法。」結果家滅赤目標是08/09，原來中期足足長達10年。美國科羅拉多州議會1992年通過TABOR，限制政府收入增長並且規定政府要將所有盈餘退回市民。在TABOR通過之後，科羅拉多州全美減稅最多，而且退稅的金額每年增加。有麝自然香，美國已經有16個州計劃將TABOR納入憲章。

TABOR成績實在有目共睹。不過，科羅拉多州TABOR用通脹計算，香港有聯繫匯率，用通脹做標準好危險。香港改進版可以用國民生產總值計，即係經濟增長幾多，政府收入同支出就最多可以增長幾多，而且用剩要全數還富於民，選民無可能唔支持。要抗衡民粹，就要所有人一齊感受到公共財政的壓力，無必要靠永遠剝削香港人投票權咁極端先做到。TABOR可以話係民粹防火牆，民主派要贏中產支持，就要認真研究TABOR。利世民

一張棄權票 道盡香港悲哀

一張棄權票　道盡香港悲哀

昨天雖然否決了政改方案，可是民主派亦沒有贏。政府仍然堅持讓功能組別繼續敗壞的香港政治文化，堅持要不信任香港選民的決定，連區議會議席都靠欽點議席來操控。政府仍然拒絕提出時間表和路線圖，將香港見到普選的一天推到遙遙無期。可是劉千石先生投了一張棄權票，卻才是整個政改事件中，對特區政府的政治手段的最大諷刺。

回想九四年政府撤回僱傭條例草案，劉千石先生憤然辭職以示抗議，以行動作出重大承擔。劉千石先生的勇氣曾經是香港政客的典範，現在特區諸公欠缺了亦正是這份承擔。雖然，劉先生對爭取普選的立場亦未曾改變，我們要問是甚麼因素令他被迫要投下棄權票？

棄權是無可奈何的選擇。身為立法會議員，責任不是順從附和支持政府。任何一個多元社會都必然有不同的意見，是其是、非其非，本是任何一個有良知、有獨立思考的人應有的態度。劉先生投下棄權票，因為他渴望見到民主派和中央關係正常化，他的苦心相信市民亦會明白。

立法會內的議員也被迫致有票沒法投，可想而知香港市民對未來是如何無助。事實上，從來沒有一個議員說過反對政改是因為要破壞一國兩制，亦從來沒有一個議員說過反對政改為了要跟中央對抗。特區政府以種種無形的壓力，迫使人放棄爭取應得的公民權利，並不是一個文明社會政府應有的行徑。

如果說議員不接受政府提出的方案，就會影響香港和中央的關係，這其實等於說香港人要事事順從中央的決定，否則便會惹來麻煩。難道中央領導人的心胸真的如此狹隘？

政府在整個政改事件當中，聯同親政府人士打了一場公關戰，毫不羞恥重複又重複地說好些謊話，希望謊話說得多了會成真。將反對政改等同於跟中央搞對抗，是最大的謊話。事實上民主派在九月的訪粵之旅表現的誠意，和劉千石先生的一張棄權票，已經說明了民主派無意對抗。可是特區政府仍不必要地將香港的民主派和中央放在處於對立面，這是不道德亦極度危險的手法。

事實上，香港社會更加需要繼續反思，究竟是誰在離間中央和香港人之間的互信？究竟是哪些既得利益者最不渴望見到真正港人治港的一天？

首富難做

首富難做

蓋茨是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巨富，在不到30年內累積510億美元財富。正所謂不招人妒是庸才，曾幾何時電腦界因為眼紅蓋茨，話佢係魔鬼。其實只要貨真價實，消費者便會自願奉上真金白銀，賺錢並不是甚麼罪孽。對手鬥唔過微軟，就用反壟斷法敲詐，無論如何利世民仍然視蓋茨為英雄人物。

蓋茨對版權和專利一直看得很緊，所以微軟也是世界上最積極持有專利權的一間公司。1976年，當時年僅21歲的蓋茨寫了封給電腦發燒友的公開信，大意是侵犯知識產權，會令到程式設計師不再開發有用的新程式。由這一刻開始，蓋茨便得罪了一眾業餘電腦發燒友，亦埋下日後處處敵人的伏筆。蓋茨有理無理事無大小都申請專利，甚至連人家的發明都搶過來做專利，令到電腦界對佢更加憎恨。

美國專利法將專利判給第一個提出申請專利的人，而並非發明者，用意在於鼓勵發明家盡早循合法途徑保護自己的心血作品。專利是有限期的，所以發明家愈早申請專利，等於公眾愈早可以免費分享發明成果。不過蓋茨的發史說明，保護知識產權等於鼓勵更多研究開發。如果沒有蓋茨，今天的資訊科技界亦絕對不會像現在般發達。

好人更難做

蓋茨自己話，就算佢唔再搵錢，由現在開始日花100萬美金，都要成個世紀先可以敗光身家，所以蓋茨決定要將全副身家貢獻社會，用來發展貧窮國家教育同醫療問題。其實蓋茨自己最明白保護知識產權重要，所以推廣醫療發展同時，亦不忘推廣保護藥物專利權的國際公約，不過仍然被激進分子批評，真是好人難做。

蓋茨又打算送電腦到貧窮國家，以為可以幫助推動教育，不過亦被激進分子批評為微軟打開市場，又吃一記悶棍。蓋茨發財之後立品，雖然終於撥開雲霧見青天，被時代雜誌選做今年風雲人物，但係其實蓋茨最大貢獻，始終係微軟成功。老實講，蓋茨做再多善事，幫到人都唔及因為買入微軟股票而致富人多。送電腦去非洲，對當地貧民幫助有多大明眼人一看便知。蓋茨對醫療發展貢獻，更加及唔上一間小型藥廠。蓋茨從商多年，如果連呢一點都睇唔到，實在講唔通。

政改不過 責任在誰？

政改不過　責任在誰？

從前有個員外，他有兩個兒子，都生得俊朗不凡，而且聰明伶俐，看來他日都是做大官的材料。有一天偏廳的一個花瓶被打到地上碎了，員外便將所有人召到大廳，要知情者供出誰是兇手。

大兒子挺身而出，說花瓶應該是被風吹倒，而且他已經責成僕人將家中的窗戶關好，防止同類事件再次發生。員外聽罷笑而不語，讚賞了大兒子幾句，便打發眾人。待眾人散去，員外再問二兒子覺得大哥做得怎樣。二兒子說花瓶是下人打碎的，大哥是會體諒別人的好人，將來是為國服務的材料，請員外不要責怪大哥不誠實。員外聽罷笑了一笑，讚賞二兒子有智慧，更賞了他些零錢，之後便他回書房好好用功。

員外夫人將所有事情都看在眼，不明所以便問︰「花瓶明明是相公打碎的。兩個孩兒胡說一通，你反而嘉獎他們？」員外笑道︰「我一心栽培兩個孩兒，希望他們都可以當上大官。你看大兒子，他知道大體，也懂得邀功，一招連消帶打乾脆利落。只要他好好做人，當個巡撫應該沒有甚麼問題。」員外夫人問︰「為甚麼獎小兒子而不賞大兒子呢？」員外說︰「二兒子會將責任推到無權無勢的下人，是深知為官之道的表現啊！日後封侯拜相，光宗耀祖也得靠他了。」

事實上，真正打碎花瓶的是誰，兩個兒子都清楚，只不過是為了員外的面子，他們都想辦法為父親大人找個下台階。為官之道便是要站在道德高地上，替主子推卸責任，有時候更可以一箭雙鵰打擊對手。前朝董建華，上任後便令香港民怨沸騰，一眾官員為了掩飾過失，便學員外大兒子，紛紛將問題推諉到外圍因素。可惜紙包不住火，最終在五十萬人上街後，中央亦不得不破天荒將董建華換掉。

代替董建華的曾蔭權，為官的日子長，理應更懂得為官之道。政改是關乎香港未來的大事，而且自從03年7.1之後，香港人對普選的訴求更清晰更明確，所以在公布政改方案的一天，特區眾高官也應該知道沒有時間表和路線圖，市民是很難接受更多的空口承諾，所以曾蔭權和一眾官員一開始便在想辦法將政改不通過的責任推卸到民主派身上，事實上他們沒有真正盡力去爭取民主派和市民的支持。

扼殺香港民主發展的真兇是誰？究竟是誰在阻止香港和中央建立信任？香港人亦心中有數。

2006年宜審慎樂觀

2006年宜審慎樂觀

早前跟一位當時得令的堪輿學家飯局，席中大師說明年的春夏香港的經濟將會有一個小小的低潮。利世民不懂風水術數，當然也不知道大師的預測有多可靠。可是從實際的情況來看，中國大陸的發展，實在是2006年國際經濟局勢最大的隱憂。

現在中國出現所謂雙順差，簡單一點說就是從貿易關係中賺取外?，但同時間又有外國資金湧入投資，國際上一面倒需求人民幣，也產生了所謂的人民幣升值壓力。國策是以壓抑通脹為先，所以人民銀行要消化充斥市場的資金，要大量出售債券，以防資金氾濫造成物價上升過急。

人民銀行不能長久下去地以發債吸納資金，亦有不少銀行表示現在他們支持買票據最大原因是政治上的考慮，這意味?不少資金可能會回流到市場，對通脹造成進一步的壓力。當國內的壓力愈大，投機人民幣升值的游資便愈多。去年的物價升幅和現在人民幣的利率水平，證明大陸的經濟仍然過熱。事實上，大陸有不少投資已經到達近乎零回報的水平，反映了資金苦無出路的現象。

人民幣升值利多於弊

自從年中人民幣升值以來，國際對人民幣再升值的期望便愈高，相信再醞釀一段時間，炒作人民幣升值的活動便會故態復萌。金融政策很難精確地控制市場的走向，比起堪輿學家的預測更不可靠，亦沒有解決就根本對症下藥。現在大陸的情況，最可能出現的結局只有人民幣大幅升值。
解決了國內的通脹壓力，對穩定社會局面有極正面的作用，而且對因通脹令國內企業在人力和原材料的成本都增加了不少，事實上人為抑壓幣值對大陸在國際貿易的競爭力幫助不大。

人民幣一定程度升值，對香港利多於弊，至少令人民幣兌港元升值，可以令香港的資產看來更吸引。若人民幣真的大幅升值，加上美國的經濟也進入平穩，利率的走勢也快要見頂，相信除非有甚麼天災人禍，香港經濟應該差不到哪?去。

政府誠意何在？

政府誠意何在？

許仕仁先生乞票之說言猶在耳，但無論從言論上或行動上，特區一眾官員都沒有為推動政改達致共識出過任何一分力，更放棄了為香港人向中央爭取時間表和路線圖。為甚麼特區官員認為中央必定會接受策發會的建議，而必定會抗拒民主派的普選訴求呢？這只不過說明了特區官員知道，策發會就普選問題不會有甚麼有意義的結論。策發會其實只不過是拖延的手段。官員現在大費周章地去把責任推到民主派議員頭上，是缺乏承擔的表現。在政改方案表決的最後一刻，提出修修補補的所謂妥協，是混淆視聽的手段，實在令人懷疑究竟政府對推動政改方案有多大的誠意。

在最後一刻提出逐步取消區議會委任議席，明眼人一看便知道這並非為了得到民主派的支持而提出的方案。事實上，民主派對普選的訴求非常清晰，只取消部份委任議席又怎能令民主派回心轉意支持政改方案。反而政府現在的做法，無非是要將種種罪名加到民主派的頭上。難道這就是政府所謂的最大讓步？

區議會的委任議席本來早已被取締，特區政府不相信香港人，才重新設置委任議席。區議會本來只是管些無關痛癢的地區瑣碎事，亦沒有財政立法的實權，就算再委任多幾個保皇親信，香港人也勉強讓特區政府過關。現在委任的區議員不但可以推選立法會議員，更可以推選行政長官，權限明顯地提升到另一個層次，委任議席的存在性便大有問題。完全取消委任議席是撥亂反正，亦絕對不是甚麼對民主派訴求的退讓。以往香港崇尚法治文化，掌有權力者就算明知自己不會以權謀私，就算是只有表面利益衝突的矛盾也會避嫌，現在提出的行政長官和委任區議員互相委任推選的關係，是香港法治倒退的表現。

九十年代初，香港人對回歸仍然有抗拒，社會上人心仍然不穩，有一位官員被委派負責為香港人交涉居英權的問題，雖然心中亦不願意見到香港人離開香港，可是為了香港人的未來，也硬?頭皮說出香港人的訴求。這位官員的名字叫曾蔭權。當年他可以面對宗主國政客官員的嘴臉，為甚麼現在不可以？

曾蔭權和許仕仁自稱民主派，他們就應該盡最大努力向中央為香港爭取時間表和路線圖。無論結果是甚麼，香港人都會譽他們為「香港良心」，他們的勇敢和堅毅亦會是香港下一代的好榜樣。現在其實只消曾蔭權一個承諾，答應向中央爭取2012年香港實施雙普選，民主派的一班議員又怎會夠膽叛逆民意否決政改方案？

虛擬世界的另類農夫

虛擬世界的另類農夫

網上「農夫」是中國大陸的一個新興行業，不用落田耕作日曬雨淋，不用體力勞動，成功的農夫時薪更高達人民幣30元。「農夫」跟其他藍領一樣，有固定的工作時間，通常每天工作12小時，每星期工作7天，在工廠般的電腦房重複著一樣的工作。

「農夫」從事的不是甚麼高科技種植畜牧，他們其實是網上遊戲職業玩家，稱呼他們做「農夫」只不過因為他們的工作不斷重複，像農夫一樣鋤啊、鋤啊、鋤啊，機械式地反覆地玩網上遊戲。僱用他們的那些「代練公司」，將網上農夫在虛擬世界內得到的金錢和寶物，透過網上拍賣售予真實世界中那些負擔不起時間，但花費得起金錢的網上遊戲玩家。

虛擬和現實之間的貿易，對經濟學者來說是一個上佳的研究題材。虛擬世界中的物品在現實世界中既無實形亦無實用，最多只可以滿足擁有者心理上的需要，這個現象無疑對價值主觀論（Subjective Value）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證例。價值主觀論是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其中一個重大突破。物品本身並沒有任何客觀價值可言，價值只不過是人主觀賦予不同物品的重要性。簡單一點說，只要網上遊戲玩家覺得虛擬物品有價值，情況跟其他收藏家玩物例如古董、手表、明星閃卡、珠寶等一樣，自然會出現一個市場的安排。

虛擬世界的貿易關係

經濟學家曾經對一個網上遊戲Ever Quest的經濟效益作出評估，結果發現遊戲活躍玩家的「國民平均產值」大約是2000美元，跟中國網農的大致相仿。事實上，去年虛擬物品的網上交易額高達1億美元，而中國網農更佔了國際網上虛擬物品產量的一半，主要原因是中國網農的時薪仍然遠低於歐美水平，這種行業在發達國家根本不可能出現，也再次證明了中國的出口業跟人民幣水平偏低無關。

網上遊戲的產品周期短則1年長者5年，網農也要時刻留意國際潮流走勢，否則會很快被市場淘汰。相對起今次來香港抗議世貿開放韓國食米市場的米農，這些中國網農的未來更沒有保障，而且政府亦開始打壓青少年的網上活動，不過網農見慣市場興替，也明白到世界上沒有永遠的市場，要生存便要靠變通，這便是網上無國界經濟的定律。利世民最希望見到的，是有朝一日中國大陸的企業也可以設計出風靡世界的網上遊戲，因為那才是每年逾百億市場的真正商機。

官僚極權才是貧窮主因

官僚極權才是貧窮主因

今次世貿會議最經常聽到的一句說話是「富裕國家剝削貧窮國家」。香港人對這種重新包裝的馬克斯主義似乎非常受落，但更值得反思的問題是，究竟貧窮的真正成因是甚麼？

據世界銀行營商報告指出，在官僚問題最嚴重的中非共和國，一個普通蕉農需要三十八個批文及一百一十六天才可以將產品出口。英國著名事時評論員Tim Harford在《紐約時報》撰文形容這個情況時說︰「腐爛的不單止是香蕉。」事實上，非洲國家的出口程序，有四分之三的時間是浪費在官僚的繁文縟節，以及當中的種種貪污舞弊。就算富裕國家將所有貿易壁壘撤銷，發展中國家的人民仍然無法從自由貿易中得益，因為這些國家的統治者和官僚在限制自由貿易中獲益太多。反對自由貿易者也主張要建立更多的貿易保護壁壘。在發展中國家實施保護主義，等於賦予政府更大的權力，也等於助紂為虐。

不少發展中國家仍缺乏有效的法治體制來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以致人民無法積累資金，生產的模式亦無法改進。要幫助非洲的貧窮國家脫貧，首先要保障他們現在手上擁有和僅有的，否則永遠無法擺脫現在這種廣泛性的貧窮。秘魯經濟學家Hernando de Soto 在《資本之謎團》（The Mystery of Capital） 一書中指出，發展中國家的人民其實並不乏營商的財產，可是由於缺乏法治對私有產權的保障，財產無法變成可以用作投資的資金，令經濟運作滯留在原始的模式。

另一方面，反自由貿易者亦要求發達國家提供援助。倫敦的國際政策網絡（International Policy Network）今年發表的報告便指出，發達國家政府所提供的援助，不但沒有交到真正有需要的貧窮人民手上，大部份的援助最終被極權統治者獨享，而且更有不少援助是用在擴充軍隊，讓極權統治者繼續去壓榨人民，延續貧窮。

無論是富裕國家抑或貧窮國家，不負責任的政客和官員都習慣將本身的經濟問題，推卸到外國人身上。這種短視的排外情緒，只會令國人更加逃避面對現實。事實上，只有極權國家政府才對封關鎖國的經濟政策有興趣，二十世紀的歷史告訴我們，一個國家愈積極加入國際貿易的經濟競賽，它的國民便愈早脫離貧窮的行列。

世貿官僚和偏頗的確令人憤慨，但我們也要正視事實，認清貧窮的真面目，才能夠提出解決貧窮的辦法。

兩個在十字路口的政客

兩個在十字路口的政客

曼德爾森和曾蔭權，兩個人在政途上走過的路雖然相似，但本來在時空上全無交點，可是在陰差陽錯之間，兩個人終於要在二○○五年十二月的香港，同樣要背棄代表自己身份的價值，以同出一轍的手法去為惡政辯護。

少年時的曼德爾森，因為不滿工黨對建制的妥協，加入了英國的共青團，然後更加入英國共產黨，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才重返工黨，成為了英國首位被譽為公關大員（Spin-doctor）的工黨職業政客。曼德爾森是貝理雅的心腹，在九七年帶領工黨選戰，及後更成為工黨的無任所大臣（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負責籌措政府跨部門的合作和分工，也負責那勞民傷財的千禧天幕（Millennium Dome）。

英國對農業補貼問題本是不置可否。事實上，英國納稅人浪費公帑津貼法國的富農，是沒有必要為這過時的政策辯護。作為共產主義信徒的曼德爾森，良心上更無可能接受既得利益傷害發展中國家的貧農。可是，曼德爾森現在是歐盟貿易談判代表，身在其位也不屈服於法國領導的歐盟，要違背良心為惡法辯護。曼德爾森明知堅守保護主義難免成歷史罪人，所以他也不只一次向公眾表明，農業補貼其實是法國要求堅持的，不是他個人的要求。他更要美國先開放市場才願意討論歐盟的問題，借題發揮提出種種刁難，意圖轉移公眾視線，要對手負上原地踏步的罪孽。可是當對手願意單方面為發展中國家開放市場豁免關稅，曼德爾森卻指談判進展令人擔憂，更有向後退的跡象，這不是混淆視聽是甚麼？

香港的曾蔭權在獲選為特首前，官拜政務司司長，負責籌措政府跨部門的合作和分工，也負責過那好大喜功的西九龍天幕。曾蔭權飲香港水流香港血，也明白香港人對民主發展的訴求，所以在政改報告出台之初，嘗試以「務實民主派」自居，將香港民主發展時間表和路線圖的責任推卸到中央政府的頭上。他跟曼德爾森一樣，將否決政改方案原地踏步的道德責任，轉嫁到對手民主派的身上，來個兩敗俱傷。當發覺對付不了對手的團結力量，便放煙幕散流言企圖含混過關。

站在十字路口的政客，最終面對的只有自己良心的判斷。政治不是口舌之爭那麼簡單，自恃懂得耍嘴皮玩公關把戲的職業政客，就算命運讓他們坐在高位，若沒有堅定和政治理念和價值，只要一旦遇上大是大非的問題，職業政客便立即原形畢露，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就像曼德爾森和曾蔭權一樣。

歐盟假仁 美國假義

歐盟假仁　美國假義

法利賽人為了刁難耶穌，把一個犯了通姦罪的女人帶到耶穌的面前，說根據摩西的戒律，要眾人以石頭砸死這女人。耶穌沒說一句話，便在沙面上寫道︰「你們當中誰是沒有罪，就可以先拿石頭砸她。」法利賽人也一個接一個的轉身離去，耶穌便說︰「那些人在哪?呢？沒有人定你的罪嗎？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

發展中國家的無助和憤怒，絕對可以理解也值得同情。G20提出要在二○一○年前取消各國的出口補貼，甚至接受發展國家提出時間表作反建議。可是歐盟貿易專員曼德森不但為農產品關稅和補貼辯護，亦拒絕就取消補貼定出日期，香港對人見識過這種假仁假義假承諾，所以也會對發展中國家的境況有所共鳴。

世貿部長級會議踏入第三天，看來達成共識的機會已經極為渺茫，與會者唯一的任務只剩下互相推諉責任。歐盟和美國互相指摘對方是今次談判的罪魁禍首，也拋出無關痛癢的小恩小惠以示自己清白無罪。歐盟在法國的威脅之下，口?雖說要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多貿易機會，但對歐洲富農的補貼一步不讓，是言行不一的偽君子。另一邊廂，美國極力將罪名推到歐盟頭上，但自己卻因為強大的既得利益政治而堅持對棉花出口補貼，又何嘗不是含血噴人的小人。世貿不是橄欖山的聖殿，歐美兩個帶罪之身互相以石頭砸之，可是頭破血流的卻是在旁的其他小國，砸死的是那已經再奄奄一息的多哈發展議程。

有沒有國家能義正詞嚴地說︰「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將歐美操控貿易的假仁假義揭破？發展中國家的控訴不是沒有人聽得到，只不過是他們也戀棧保護主義，敢拿起最小的石塊，也不敢拋出去。香港是舉世聞名的自由貿易港，本來頭上有道德光環，絕對有資格去指斥各國的荒謬。可是，香港世貿會議動機只為沖刷沙士後的蕭條，以粉飾太平的心態去主持這個最重要會議，猶如抱著湊熱鬧心態到橄欖山聖殿，現在只顧躲避橫飛的石頭，就算自知清白無罪亦不會挺身而出主持公義。

難道世界就此要走保護主義的舊路？事實上，像關貿和世貿般的多邊協議談判，在二次大戰後曾一度扮演過穩定世界局勢的角色，但八十年代起雙邊協議及自由貿易區的概念興起，對促進開放自由貿易有一定正面功用。按照目前發展趨勢，自由貿易區的互相競爭可能是更有效促進貿易的辦法，像世貿般的平台亦必須存在，讓不同自由貿易區的開放成果有機會最終得到協調，而關鍵將會是歐洲和美洲兩大自由貿易區願意重回多邊協議的精神。

貿易是本土政治的延續

貿易是本土政治的延續

利世民讀經濟學的時候，最提不起興趣的，就是有關貿易的課題，30堂課中真正講經濟理論分析的只有5、6堂，餘下來的講來講去都是國際關貿協議的條文。讀經濟的學生，對死記規章的興趣不大，當教授講解貿易法規的時候，其實心目中只得一個問題︰為什麼貿易的法規會如此複雜？為什麼一代接一代的政客，成功延續保護主義作為政治本錢？

事實上，保護主義是一個美化了的名稱。有誰不想受到保護？不知底蘊的人聽到保護主義四個字，就會把貿易和政府保家衛國天經地義的責任拉上關係，也不會考究保護主義究竟是否真的一如所聲稱的，是為了國家民族?想而提出的。無論是關稅、配額、抑或出口補貼，真正得益的都不是消費者。香港人最熟悉的美國紡織品配額，幫助不到美國的紡織業工人，反而因此得益的是一班手握配額的富商，可是這樣明顯失效的政策卻因為既得利益的支持而一直維持下去。紡織品配額本應在今年初全面取締，歐美的既得利益仍然以種種藉口來限制中國的出口。

又以歐洲的農業補貼為例，真正受惠的其實是那些「富貴到連襪都著唔落」的大農莊莊主。據法國的世界經濟組織 (Group d'Economie Mondiale) 的調查發現，在法國有80%的農業補貼由最富裕的20%富農所享有，而這些富農獲得的補貼是其他較為沒有富裕農民的217倍。可是農業補貼在歐洲有如祖宗之法，絲毫碰不得，但這樣對歐洲的納稅人和貧窮國家的農民公平嗎？

香港自由貿易的意外

香港號稱世界最自由經濟，最主要原因是貿易的開放。一個有趣的問題是，為什麼香港最初有這樣的一個貿易政策？

香港開埠時，主要的經濟活動除了農業便是貿易，在這種環境下建立貿易壁壘是沒有意義的。到了20世紀中，香港開始有工業，但始終以出口主導，而政府亦沒有多餘的資源去補貼貿易。及後工業外移，香港也轉營為服務型經濟，保護主義的呼聲才真正有點回響。今次世貿香港會議，本地的反對組織最積極對抗的，便是有關服務業的開放協議。看來，自由市場的路又要多繞幾個彎。

反傾銷的荒謬真面目 (已修改)

反傾銷的荒謬真面目 (已修改)

昨天的世貿會議上，中國商務部部長薄熙來說︰「中國是反傾銷措施被濫用的最大受害者，支持進一步澄清和改進反傾銷等規則方面的現有紀律。要有效防止濫用反傾銷措施，加強透明度。」

說是一點不錯，由一九九五年起到二○○五年的十年間，世貿處理過的反傾銷案件有差不多百分之十六是針對中國提出的。而且歐美現行的反傾銷條款不但完全缺乏實質的理據，而且有關政策的執行，亦是建基於官僚和政客的主觀判決和需要。反傾銷不但是有違市場原則的政策，更重要的是反傾銷的法規已經被既得利益者濫用，成為商業競爭的一種不道德手段。

事實上，為了鼓吹保護主義，既得利益者是可以用上極度膚淺民粹的手法，來宣揚危言聳聽的主張。歐美政客和既得利益者，就算明知經濟轉營工業生產外流等是無可避免的事，仍然會編製出種種謊話，說外國企業為了爭取市場佔有率，在開闢市場初階，會以不計成本的手段去傾銷，在壟斷市場後提高價錢，不但搶走國家工人的就業機會，亦威脅到國家安全。

傾銷指以低於成本價出售產品。原則上，虧本的生意在自由市場中不可能維持下去。所以在美國的反傾銷法例中，將部份國家定性為「非市場主導經濟體系」(Non-market Economy)，並設計了一套繁複的成本估價方法，向這些非市場經濟的出口貨品，定出一個所謂的合理價錢。中國便是在這個制度下成為美國反傾銷的頭號敵人。

中國大陸雖然仍然號稱奉行社會主義，但事實上絕大多數的出口工業都已經是民營企業，不用行賄地方官僚已經是萬幸，又怎可能會得到國家的補貼？就算從宏觀經濟數據來看，歐美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也比中國政府高出數倍。

最諷刺是，從一九九五年起美國對中國所提出的四百四十二宗反傾銷指控，其中四百三十九宗的被告成功證明了有關的企業完全沒有接受中國政府的任何利益或控制。將中國定性為非市場主導，除了是政治需要和既得利益的影響，很難找到第二個解釋理由。

事實上，推出這樣一套複雜的反傾銷法規，對美國商務部的官僚來說，是一種自我存在價值的肯定，也是他們跟政客的互惠互生的平台。站在政客的立場，將國內經濟問題的責任推卸在外國人身上，亦是一個低政治風險的最佳選擇。

可是從長遠的國際局勢看，要希望中國能成功地和平崛起，一個最重要因素是積極地將中國納入國際貿易的大家庭，當中國偏重外向型的貿易經濟，人民接觸世界的機會也隨之增加，走回頭路機會也更少。美國商務部的短視和狹隘，不但助長了既得利益者，也剝削美國消費者，更加罔顧世界的和平未來，這便是所謂保護主義的真面目。

註︰原版中多次將「反傾銷」寫成「反壟斷」，謝謝小忍者提醒

估唔到呢個 Blog 真係有人睇，仲要好好眼。

信自己，還是信官僚？

信自己，還是信官僚？

學券制對利世民來說，只不過是為了抗衡教育官僚化的一個對策，目的亦只不過是要將教育選擇權交回學生家長的手中，也為教師和辦學機構拆除不必要的行政枷鎖。話說利世民曾經和一位公務員討論這一點，豈料這位人民父母官竟然說︰「世民，你相信家長真的會全心全意為子女選擇最好的教育？」

天啊！這些官員肯定沒有見到過，每年派位時那些憂心忡忡的慈母，和那些不惜一擲千萬買豪宅，只為進入名校網的富爸爸。幸好這位仁兄只不過是負責工程技術的官僚，要不然我倒替香港的未來擔憂。事實上，沒有人會相信官僚比父母更關心子女的教育。官僚者，就是只懂看數據機械式行事的制度。在官僚制度下，每個人的子女都是一堆面目模糊沒有血沒有肉的數字。有經歷過香港派位制度的人，都必定明白這番話的意思。可是每個學童都有不一樣的未來，又怎可以因為官僚的制度而被統一歸納呢？要不是學童和家長自己去選擇，又怎樣會找到最適合的教育呢？

在外國，現在已經有父母主張以在家教育（Home Schooling）來取締官僚，對他們來說學券制仍然有諸多限制，令他們未能找到一個真正最貼身的教育服務。事實上，香港的家長為子女提供的各種課外活動以及補充習作，已經是在家教育的一種形式。雖然至今只有極少數前衛之士主張以此代替填鴨式官辦中小學，不過隨著愈來愈多人會發覺政府規管提供的教育既死板又跟時世脫節時，相信在家教育的市場潛力極高。

教育自由從意識開始

現代國營教育之始是德帝國的Bismarck。話說德帝國成立之初，Bismarck微服到郊外，見到幾個村夫，便問他們是哪?人，怎知他們說來說去就是講不出他們是德國人。Bismarck心知德國要成國，首先要人民有國家的認同，他亦從那一刻開始便決心要辦學，以好好灌輸國民思想。就算香港政府辦學，亦何嘗沒有政治目的。殖民地時代有殖民地的一套，特區有特區的一套，但家長真願意子女在這種既定價值觀下長大嗎？說到底，教育內容和意識有選擇有自由，總比由官僚和政治主導來得合理。

多哈發展議程遙不可及

多哈發展議程遙不可及

在香港舉行的世貿部長級會議，本來的目標是落實二○○一年提出的多哈發展議程。若根據最初的計劃，多哈議程早在去年便應該得到落實，可是歐美既得利益者的阻撓，結果便將達成協議的限期定在今年的香港會議，現在看來最快要到明年才有可能得到共識。

今次世貿會議一項比較激烈的爭拗，主要圍繞農業貿易的問題。發達國家的農業補貼，就算從富裕國家人民的角度看仍是荒謬絕倫。以歐洲的農業補貼為例，一九六○年推出沿用至今的歐洲共同農業政策，每年耗費四百億歐羅，佔歐盟總開支逾四成，可是受助的農民其實只不過是歐洲總勞動人口的2%，而且當中八成的補貼其實是由最富裕的兩成企業式農業機構和地主所領取。

在法國，平均每個農民稅前收入的九成是補貼。在文化和政治上，農業亦扮演?非常關鍵的地位，甚至有不少法國人視農業為國民身份認同的一部份。打從戴高樂年代起，法國人便錯誤地相信，一個強大的國家必須有強大的農業作後盾。事實上，法國的農業只佔國民生產總值的2.7%，而且從事農業的人口亦在不斷縮減，可見其實在如此豐厚的補貼之下，沒有競爭力的仍然會被淘汰，只不過在速度上被人為地拖延。

至於對發展中國家，雖然發達國家的補貼令到貧農難以競爭，可是打破關稅的貿易壁壘，才是對農業出口得益最大，也是對經濟效益最高的方案。可是反世貿組織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偏偏將重點放在取締農產品補貼上面，卻不對削減關稅方面有積極訴求，由此可見這些發展中國家的代表亦深知道，就算歐美停止對農產品作出補貼，貧窮的農民亦不會有能力在國際農產品市場競爭。

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建立關稅的貿易壁壘，不但可以滿足國內既得利益者的政治訴求，而且關稅亦是政府收入的一大來源，所以反對世貿的組織和貧窮國家，建立自己的貿易壁壘才是最終目標。但要這些貿易壁壘發揮最大效用，首先要將外國入口農產品的成本提高，亦解釋了為甚麼各方人馬在農業補貼問題上大費周章。

多哈發展議程原意是透過開放市場，改善貧窮國家的境況並穩定國際局勢。可是與會的貿易談判代表，根本不是抱著促進自由貿易的原則來討論問題，加上既得利益政治的影響，多哈發展議程的崇高理想看來是遙不可及。

韓國米農值得同情嗎？

韓國米農值得同情嗎？

世界最大的稻米出口國，是亞洲的泰國，產量幾乎是排名第二和第三的美國和印度的總和。同樣面對歐美的補貼，為甚麼韓國的米農會苦不堪言，可是泰國的米農卻可以成功以小博大，在國際稻米市場和美國一決高下？
泰國的稻米出口可以冠絕全球，其實只不過是一個經濟現實，亦不是甚麼非常值得了不起的成就。泰國的氣候比南韓更適合種植稻米，而且泰國有六成人口仍然以農業維生，即三千九百多萬人，這個數字差不多是南韓務農人口的21倍。估計韓國只有40萬農民從事稻米生產，佔總勞動人口的1%左右。

數據指出，韓國在自由貿易的得益，比泰國的要高得多了。韓國人均產值22620美元，而泰國平均產值卻只得8100美元；韓國約有4%的人活在貧窮線下，泰國卻約有10%的人活在貧窮線下；2004年韓國出口總值1440億美元，貿易順差280億美元，泰國的出口總值879億美元，貿易順差71億美元。 事實上，經濟結構上比例愈?重漁農礦林等第一產業，通常經濟發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愈難再突破。韓國的農業比例下降，其實只不過是經濟進步的一個必然的現象。 當然不是說韓國從事稻米的生產農民人數不多，韓國農民面對的挑戰就不用關心，但世界上有更多的人需要我們的同情。

根據1994年關貿烏拉圭回合的協定，協約國要在1997年開放漁農業入口，自此韓國政府一直以非關稅的貿易壁壘阻止稻米入口，國際社會亦一直要求韓國真正開放市場。南韓的國會剛在11月通過了議案，將稻米配額由4％提升至7.96%，而當中只有30%的入口稻米是可以直接售予消費者。此舉將開放市場的時間推遲10 年。在1997年之前，南韓國內的稻米價錢是國際市場的4倍。試問為了40萬米農的既得利益，而要求4800萬的消費者同時「捱貴米」，這種安排算公平貿易嗎？

國際的稻米貿易主要是區域性的關係，換言之歐美等富裕國家的出口甚少賣到亞洲，韓國面對的競爭主要是來自區內的對手，而這些亞洲國家並沒有出現所謂的嚴重補貼農業。事實上，南韓的貿易壁壘，等於在剝削像泰國、印度和越南等窮國家的農民收入，站在國際人道立場上亦絕對說不通。

關心韓國米農境況的同時，也要同情那192萬活在貧窮線下但「捱貴米」的韓國人，以及亞洲區內靠稻米出口為生國家中數以億計的貧窮人口。

銀行家啞仔食黃蓮

銀行家啞仔食黃蓮

金管局的所謂綜合利率C，說得好聽一點，是金管局為了監控銀行的風險水平，推出的一個參考指標。事實上，金管局是看不過眼銀行之間的最優惠利率不一致，也不完全跟隨美息的走勢，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金管局對香港金融系統的控制。

錢銀有如骨肉，每一文都有血有汗，銀行加息，供樓的小業主「牙痛咁聲」絕對是人之常情。可是任總都走出來暗示銀行加息步伐過急會影響經濟，這就似乎有點兒說不過去。說句公道話，自從5月18日推出了任三招，無錯熱錢流出了，但在資金銀行的最優惠利率亦跟隨之上升，這種結局任總不可以說不知情，他又豈可將捍衛聯繫匯率的痛苦全部推卸到銀行家頭上。

至於銀行有沒有過度加息，這一點就要看銀行之間的競爭情況。香港銀行同業拆息，不論年期長短，由年頭至今上升了大概三厘多，相對P只上升了二厘半。從數據看來，銀行已經因應樓市淡靜，面對資金需求放慢，已經沒有完全放盡追加利率，要不是現在的P應該要見八厘，所以說追加之說實在是欲加之罪。

綜合利率不切實際

自從2001年7月全面廢除利率協議，大小銀行各自各精采。大銀行資金成本有優勢，最優惠利率又往往略低。中小型銀行雖然資金成本較高，所以也出現各種定息低息現金回贈，靠產品客戶群等作出策略區分，這是簡單的市場學，當然銀行也自會作出風險管理，任總也不應過慮，也不要對所謂綜合利率C抱太大寄望。

C是眾多市場利率的加權平均，平白一點說就是利率的總體走勢。因為C忽略了借出貸款的營運成本和風險，金管局很難說服銀行家接受以C來代表資金的平均成本。雖說銀行開出按揭的條件仍然有完全的自由，C加C減由得銀行競爭，可是倘若日後銀行的成本上有甚麼重大的改變，以C開出的按揭貸款會嚴重影響銀行盈利能力，相信銀行亦不會接受所謂的雙軌並行，因為一間銀行的P和金管局定的C始終有分道揚鑣的一天。當然，若P和C沒有分別，金管局亦不用多此一舉。

站在小業主的角度看，雖然不同銀行的P有所分別，但也不會造成嚴重的不便。若金管局強制銀行使用C，銀行可能會「唔怕一萬」，統統將資金上升的風險系數提高，到時消費者反而會因此捱貴息。為了聯繫匯率再付上這樣的代價是否值得，實在見仁見智。

世貿錯，還是保護主義錯？

世貿錯，還是保護主義錯？

今次香港的世貿會議，達成共識的機會不大。照現在情況看來，與會者盡其量贊成在明年初重開會談，但到時候究竟會否真正達成最終協議，可能性始終成疑。西雅圖和坎昆兩次會議，不少人都將會議的失敗歸咎於示威者的過激行動，這種說法其實有點不盡不實。世貿多次未能達成共識，示威者的影響微乎其微，其實負責世貿談判的官僚，才是失敗最主要原因。

世貿在日內瓦的總部，一方面就貿易糾紛進行仲裁，另一方面亦是各國負責貿易事務的官僚的談判中心。事實上，一直以來歐美國家都非常懂得利用世貿的仲裁。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商，往往因為對陌生的法規無知，沒有好好利用這個機製，所以當發達國家以所謂反傾銷的理由徵收懲罰性關稅時，真正受害的出口商只懂啞忍而不會據理力爭。可是世貿的規章實在是過份繁复，對發展中國家的人確實是一個障礙。說到底，這些繁文縟節也是保障主義的殘跡，所以最終的問題是究竟何時才可以真正將保護主義消弭？

世貿的另一個失敗之處，在於負責的官僚對自由貿易根本沒有真正的認同，談判時官僚都執?於要求對手拿出對等條件交換。對這些負責談判的官員，這種討價還價的結果並不重要，他們要的是嚮國民交代，所以就算談判破裂，這些職業官僚仍然是沒有任何政治上的責任。所以自從一九四七年關貿總協定到今天的世貿，談判進展速度一直極之緩慢。如果官僚真正明白開放市場的好處，就不會有這種錙銖必較的思想。

開放市場，其實就是讓國內消費者有更多選擇，這一點理由已經足以支持去打破不合理的貿易壁壘。反對開放市場的保護主義既得利益者，往往辯稱工人和農民的就業要得到保護，堅抗單方面開放市場。工會人士不願放棄保護主義，另一個原因是不願意看見工會的力量被競爭削弱。事實上，發達國家的工會力量不斷下降，其中一個原因是生產基地的遷出。與此同時，工人的失業率並未如工會預言般上升，也打破了工會的謊言。

香港和中國並非在關貿世貿等官僚談判下被迫開放市場，反而是我們因為看到自由貿易的好處而自願地將貿易壁壘降低。工會人士所看不到的，是當經濟進一步發展時的轉型帶來的收入提升。農民到工廠打工，工人轉投服務業，這種經濟轉型，過去在香港出現過，也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國出現過，也沒有理由不會在其他更貧困的國家出現，將貧窮的人帶出生天。可是保護主義的謊言肆虐，令到不少人仍然要活在貧困之中。

香港容得下一個胡慧沖嗎？

香港容得下一個胡慧沖嗎？

今年反世貿大軍駕到，利世民不少老友都索性提早收爐，到泰國去打高爾夫吃鮑魚，乘機避世去也。就算沒有世貿盛事，香港仍然有一班忠誠擁躉年年到泰國，偷一個長周末玩三數天也要走一趟。去年香港到泰國的旅客人數高達66萬，而且兩個之中便有一個是舊地重遊。

泰國近年經濟尚算不錯，物價亦隨著生活水平提升上漲了不少。在曼谷，「阿一鮑魚」套餐每位盛惠港幣五百一千， Sirocco 天台吧欣賞紅酒美景動輒也要花三數百元。其實在泰國吃喝玩樂已經沒有過去便宜，山珍海錯綠坪高球這些中產階級玩意，在港的花費亦所差無幾，只不過是質素夠班所以香港人仍然受落。

泰國旅遊業的成功，還要多得一位香港人胡慧沖。他對泰國吃喝玩樂瞭如指掌，他帶旺了泰國旅遊業，也創造了他本人的一番事業。香港人現在到泰國旅遊多是自由行，也多是看他的推介。當然，要泰國社會容得下這位異鄉人。據說胡慧沖也非常欣賞泰國，特別是那種多元包容。一個真心真意的推介，勝過旅遊發展局的千言萬語。

看香港文化的排外情緒，很難想像會有個新移民因深愛香港文化，大書特書香港好玩好食好去處。香港不但有國內新移民，更有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種族的朋友，可是香港容不下他們，更不要想他們會向同胞推介這個地方。

自由行消費難持久

政府說旅遊業是香港經濟支柱之一，可是前景實在令人擔憂。要知道香港旅遊業，特別是自由行，主要靠購物消費支撐，飲食及娛樂等受惠有限。最新數據顯示，自由行消費可能已經見頂，而且隨著更多的品牌直接進駐中國，自由行消費是很難維持下去。

人家泰國沒有迪士尼，也沒有海洋公園，但旅客卻願意一玩再玩。香港旅遊業官員要好好檢討。沒有一個包容的文化，再多的主題公園也不能夠將旅遊業起死回生。

常識告訴我們，訪港旅客就算重遊香港，也不會每次都探訪米老鼠，更談不上為了迪士尼而到香港。我們已經耗資逾百億興建迪士尼，只見雷聲大雨點小，香港政府要一方面快快止蝕，免得白雪公主又向庫房要錢添妝。另一方面要想想，那?找到我們的胡慧沖？那?找到香港的包容文化？

以自由市場之名行惡

以自由市場之名行惡

古代哲人已有對市場的論述，但現代人多以阿當史密斯的《原富論》作為首個對市場的觀察分析的代表作，而在東方可與匹配的作品則有司馬遷《史記》內的《貨殖列傳》。雖然兩人在時空相距極大，但對市場原則的觀察基本上是一致的︰市場會因應人對利益的追求而自然調節。

阿當史密斯提出「市場無形之手」的比喻很多香港人都會聽過，不過司馬遷的對市場的論點其實更貼切更明確，他說︰「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與之爭。」意思是，最上乘的市場政策，是因應自然，其次是以利益去誘導人民，再次是教育勸說，用刑罰規限是再次一級，最下乘是與民爭利的政策，短短二十五字便道出了「大市場小政府」的精義。

如果以這個五級制來評定香港政府的施政，就會發覺經常將小政府口號掛在嘴邊的官僚，真正的出發點其實是大政府。以教育為例，政府以公帑壟斷了香港的教育，當然私營市場便無法出現。退一萬步說，世界各地有不少例子顯示，政府可以透過學券制，讓學生家長和教師有更大的靈活自主，為甚麼官僚要無視事實，繼續要剝削香港下一代的機會？事實是，官僚主導的香港教育已經步向崩潰，修修補補的所謂改革救得來嗎？官僚可以說私營市場提供不了教育，但請先交代清楚，這是事實還是官僚先入為主的猜想？

又以交通為例，政府批出的專營權設計有誤，加上鐵路壟斷的政策，令到市民不但失去選擇的自由，在過去數年要忍受高昂的交通費，本來最直接的解決方法是讓公共交通運輸機構競爭，價錢又怎會有不下調的道理？可是廖秀冬偏偏提出所謂的可加可減，官僚自取其辱算了，平白浪費了還香港市民一個公道的機會事大。說到底，還是大政府的心態作祟。可是政府在抗拒開放市場的時候，不要將說市場競爭會造成浪費，因為在官僚主導的情況下浪費更加嚴重。當市民投訴沒有選擇，交通費亦太貴，請你們拿出勇氣承認錯誤，不要將錯誤推卸到市場運作，因為香港的公共交通運輸根本不是按市場原則運作！

自由市場的概念，經過香港的官僚和政客多年以來的口號化、空洞化，時至今日甚至反對自由市場者，亦未必明白他們在反對些甚麼。事實上，一邊打著自由市場旗號，另一邊卻破壞自由市場的人比比皆是。香港以自由市場之名行惡的人實在太多。自由市場最大的威脅，是對這個制度的無知，和既得利益的塗污抹黑！

市場主導的廢物管理大綱

市場主導的廢物管理大綱

空氣清新一點，海水乾淨一點，廢物和浪費都小一點，這些環保主張幾乎每一個香港人都同意。當然，絕少有人會刻意製造廢物來加重堆填區的負責，可是若污染者不用付出成本，減少廢物便不會有大成效。

政府昨日發表的《都市固體廢物管理政策大綱》，建議按照廢物製造量向市民徵收費用，及推出推行生產者責任制。所謂產品責任制，其實就是對某些類別的產品，例如電池、車胎、膠袋、膠樽等，預先向生產商和入口商收取處理費，是希望以提高成本令有關商戶減少製造廢物。至於日常家居廢物處理費，政府提出以預繳廢物袋費用方式，向市民直接徵收廢物費，並規定廢物收集商只可收集指定廢物袋盛載的廢物。

無疑開徵家居廢物收費，會面對市民和業界的抗拒。反對的理據，不外乎針對回收業的配套。其實，問題並非出在回收業上，而是出在政府的一個重大的假設︰都市廢物處理一定要由政府負責。事實上，廢物處理和其他公共事業一樣，絕對可以由市場去定價，由市場去解決問題，當然第一步是政府官僚願意放下對自由市場成見。

政府制訂一些政策時常常吃力不討好，其中一個問題就出在定價上。在政治壓力之下，政府對提供的「服務」定價在大多數的情況下都偏低。而政策成功與否要視乎收費水平如何釐定。若收費定得太低，對減廢產生不了作用；若收費定得太高，在香港一層多戶的居住環境，難免有缺德者會在公眾地方棄置廢物，這樣便會造成更大的滋擾。成功的污染者自付政策，必須配合一套有效的監察制度。

如果政府以有限期的發牌方式，讓幾家公司去處理香港的固體廢物，當然政府亦可以開出各種環保規限作為發牌條件。以香港的資金環境，幾乎沒有生意是市場負擔不定的，而只要發牌的年期訂得合理的話，以市場來解決香港固體廢物處理的問題是絕對可行的。

這種市場主導的安排，好處是靈活程度上肯定勝過政府官僚的限制。市民可以有一定程度的選擇，若某一廢物處理公司在營運上有甚麼不妥善之處，或者比其他公司貴，市民只需要換個承辦商。這樣做比由政府單一集權處理，更可減省了不少不必要的政治因素影響，而且競爭的壓力不但會令質素提高價錢降低，最重要是恰當的安排可以製造誘因，讓新的技術盡早投入應用。環保有一定代價，市民是會明白的。政府的負責是找出一個最有效、最不擾民的模式，而不是先入為主地計量如何擴大官僚的權限。

小政府大市場，不是一個口號，而是一種思維方式。

經濟學的公共知識分子

經濟學的公共知識分子

牛頭角順嫂個仔想入大學讀經濟。順嫂問︰「讀經濟可唔可以賺到盆滿砵滿，或者好似方展博，成為一代股神？」順嫂可能會幾失望。好些出名的經濟學家，投機回報的表現極之欠佳。就以新古典經濟學鼻祖費莎 (Irving Fisher) 為例，他的研究影響了後世對利率及貨幣等的理解，可是他本人卻在1929年股災中傷亡慘重。

經濟學跟財經雖然有點關係，卻又不是同一路的學問，與投資投機的伎倆就更加是兩碼子事。情況就有點像物理學、工程和開車的關係。經濟學和物理學一樣，都是創造性的學術。財經和工程則同屬實用工藝，有學術底子實戰時可以如虎添翼，不過完全沒有理論基礎的工程師和財經專家亦大有人在。物理學家研究力學，工程師運用理論製造跑車，然後由司機去駕駛。投資投機者就是司機，講感覺經濟多過講理論，會飄移也不一定明白牛頓定理。經濟學家雖然多數做唔成股神，不過順嫂也不必太過擔心，因為經濟學家仍然有很多出路。

立法會正在如火如荼地研究反壟斷法，在美國反壟斷案件的經濟專家證人，賺的錢比頂級大狀還要多呢！經濟學家又可以做公共知識分子，是廿一世紀最潮的職業。要成為經濟學的公共知識分子，也要有一定的條件︰首先要有邏輯推理思考能力，能夠有章法地拆解問題。套用現成的理論去解釋當然是好，但是很多時候只抓住原則幾點，靈活變通地作出推理，比拿著死的理論法則要強得多。

經濟學的別名叫「沉悶的科學」 (Dismal Science)。近代經濟學家計數多過寫字，雖然作品不少，但公眾聽得一頭霧水，再多的研究也是多餘。佛利民 (Milton Friedman) 、貝加 (Gary Becker)、張五常等，都是一等一的講故事能手，經濟學普及化是他們最大的貢獻。最重要是有歷久不衰的好奇心、毅力和洞察力。求學問的進步，在於不斷找出前人論說的破綻。現在有不少學者像造餅師傅，將所有事情倒進同一個模具般的理論框架，又怎能破舊立新？早前有位大學教授說，全中國數經濟學家五個都不到。物以罕為貴！如果有齊上述條件，唔做經濟學家實在浪費！

我會見到學券制的一天嗎？

我會見到學券制的一天嗎？

29年前摘下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今年已經93歲的一位老人家，至今有一事仍然放心不下，好幾天前還投稿到報章去。這位德高望重的長者很多香港人都聽過他的大名，他的名字叫佛利民！而他放心不下的，是下一代的教育！當一個人到了佛利民的境界，追求的不是現世的名利，見他仍然對推動學券制不遺餘力，就可知道這是一件多重要的任務。

簡單一點說，學券制就是讓學生和家長自行選擇學校，學校自行決定教學的方法和內容，然後政府按每間學校的收生數目撥款。這個制度簡單直接有彈性，試問有誰比學生和家長更清楚自己的需要？官僚又怎可能比老師和辦學團體更了解學校文化和教育目標？

可是偏偏在美國，強大的教育官僚，便接受不了競爭，也看不過眼人人有選擇的自由。要知道這些既得利益不但資源豐富，更聘用了職業說客來影響政策制訂。所以雖然學券制的概念已經提出了逾半世紀，到現時為止在美國只有零星落索的個別地區，有限度地推行學券制。你叫佛利民怎放得下心頭大石！

香港官僚自欺欺人

大家還記得被風災摧毀的新奧爾良嗎？早幾天佛利民便投稿到《華爾街日報》，提出既然現在受災地區的兒童流散在美國各地，政府何不提供學券讓這些兒童快快就學，當重建新奧爾良時，學券可繼續下去成為永久性的政策。當然，佛利民更希望見到新奧爾良的學券制能夠成功，引發其他地區爭相仿效。

學券制的概念，據說連現任特首曾蔭權都十分受落。可是香港負責教育的官僚，卻好像完全不知道有人提出過學券制。差不多在佛利民文章刊登的同一天，教統會發表了一份由田北辰領導編製的中一派位及教學語言的報告書，洋洋150多頁，其實總結就是︰「官僚決定了母語教學是最好的，學生也應該隨機地派往居住地區的學校。」

「政策的目標，是為兒童提供教育，不是學校的建造運作。」(… objective is the education of its children, not the construction of buildings or the running of schools.) 佛利民這句短短的良心呼籲，橫豎看都勝過田北辰的千言萬語！

世貿出了甚麼問題

世貿出了甚麼問題

香港市民不可能在一時三刻間，清楚了解關係錯中複雜的國際貿易協定，要深入淺出討論世貿的是非對錯，最好的方法是大膽假設世上沒有世貿這類組織，看看結局究竟會是怎樣。世貿的前身是始創於一九四七年的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簡稱 GATT）。當時一共有二十三個協約國，原則上，關貿總協定是一個多邊的最優惠國待遇安排。簡單點說，若一個國家開放某一類產品市場，有關的貿易條款要對所有協約國同樣有效。

關貿總協定創立時，保護主義的問題要比現在嚴重得多。加上戰後世界局勢仍然處於極度不穩，當時的關稅亦比現在嚴重得多。到一九六七年的甘迺迪回合，才出現首個真正全面削減關稅的協定，而非關稅的貿易壁壘要到一九七九年的東京回合才正式成為議題。毫無疑問，像關貿總協定般的多邊談判，要所有成員國一致達成協議的過程繁複需時亦極長。但是若沒有這種平台去進行談判，國際貿易關係的發展，又會走上怎樣一條路？


貿易壁壘是保護主義的副產品，而保護主義其實和計劃經濟相輔相成。要知道一個國家要對自己國內的經濟進行操控干預，就首先要限制外國貨物的入口，要不然計劃經濟便會出現一大漏洞。二十世紀的兩次大戰，讓不少國家的政府通過戰爭壟斷了不少經濟範疇，因而衍生了各種貿易壁壘。關貿總協定的出現，其實是世界社會走回自由市場的轉捩點。假如沒有這個平台去慢慢削減貿易壁壘，現在應該有更多的國家走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

事實上，保護主義愈濃的國家，政府的干預和福利主義問題亦愈嚴重。自從關貿總協定成立以來，一共進行了八輪會談，協約國數目亦增加到一百二十五個，亦加速了發達國家開放經濟的速度。實質數字反映，在過去半個世紀以來，開放程度愈高的地區，經濟發展的速度便愈快。到了一九九五年，世貿正式成立，取代運作了四十八年關貿總協定成為國際貿易的談判平台。世貿是一個龐大的官僚體制，由上至下一共有四層架構，加上大大少少的委員會和工作小組，世貿的效率絕對成疑。跟其他所有官僚體制一樣，世貿有擴張的趨勢，甚至染指種種跟貿易無關的議題上。而且世貿在運作上有太多漏洞，讓不少國家偷偷地破壞自由貿易。事實上，有不少支持自由貿易的經濟學者，對世貿的官僚和低效率亦不敢苟同。

香港市民若要批判地看世貿，也不要將之等同自由貿易。事實上，反世貿的組織將自由貿易、貧窮、環境、文化和世貿的問題混為一談，表面上是反世貿但骨子?卻是反對自由貿易和自由市場。這種混淆視聽的手法，助長了保護主義和福利思想，亦對解決問題既沒有幫助。

反對自由貿易 ＝ 助紂為虐

反對自由貿易 ＝ 助紂為虐　

現在距離世貿第六次部長級會議還不到一個星期，反世貿宣傳已經鋪天蓋地，示威活動亦已如箭在弦。究竟世貿有甚麼問題？反世貿的運動背後想爭取的是甚麼？

香港人活在富裕之中，最大的原因是這里有自由。每次見到貧窮國家的人民，心里不禁會問︰「為甚麼這些人要活在貧窮之中？為甚麼這些國家的經濟一直未能發展起來？」

貧窮國家多數是極權國家，這會是簡單的巧合嗎？極權國家的統治伎倆，來去都是民族仇恨和自我經濟封鎖。統治者以民族仇恨來壓製異己，經濟封鎖則用來製造經濟上的特權階層。貧窮國家的人民，沒有選擇的自由，難以脫離原始的農業，經濟亦無可能發展。除了極權政府的自我經濟封鎖，發達國家的補貼亦是自由貿易的障礙。更貼切的講法是，貧窮國家的人民，根本無可能匹敵發達國家的庫房。

反對世貿的運動背後，是反對自由貿易。雖然像樂施會般的民間機構搬出一大堆發達國家的保護政策，用來支持他們反對世貿的理據。可是他們的建議呢？他們希望見到貧窮國家也建立起貿易壁壘，這無疑是要這些國家走回頭路，到他們再一次進行自我經濟封鎖，最終得益的會是人民嗎？

支持自由貿易的人，對世貿的種種官僚作風亦不敢苟同，可是在目前的環境下，有沒有另外一個機製，可以更好更有效地打破發達國家的貿易壁壘？世貿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讓發達國家的保護主義可以繼續下去，但是反對自由貿易就可以打破這些不公道的安排嗎？答案是不會，而這些反世貿的組織亦是心知肚明。

香港人需要明白，解決貧窮問題，最終的方法是要讓人民擁有經濟自由和財富。保護主義嚮來都是既得利益的玩意，對人民福祉的真正意義不大。以貧窮國家為例，若限製了外國更便宜的產品進口，最終是誰付出代價？答案是人民。最終是誰獲得額外的收入？答案是建立起貿易壁壘的政府。

反對自由貿易，讓貧窮的國家繼續貧窮下去，除了那些貧窮極權國家的統治者外，最終得益的又會是誰？這個問題實在值得香港人反思。

註１︰【反思題】如果世界沒有貧窮，世界上就不再需要樂施會。

註２︰《道德經》第１８章︰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減減得加 振興經濟

減減得加　振興經濟

振興經濟，不可以一廂情願地靠政府，公共財政的管理哲學上，則應該以藏富於民為原則。減稅配合減開支，才是振興經濟的萬應靈丹。

1981年，列根就任美國第40任總統。他上任後其中一項重要工作，是帶領美國走出經濟困局。當時不但通脹、利率和失業都處於高處，聯邦政府亦已經臃腫不堪。列根起用了David Stockman做他的財政預算總監，去處理不斷膨脹的開支，另一方面支持聯儲局主席Paul Volcker以強硬手段處理通脹。

列根最重要的經濟政策，是通過了ERTA（Economic Recovery Tax Act），大幅削減個人入息稅率。當時的經濟學主流認為，減稅會做成逾千億的赤字預算，引發通脹和利率大幅飆升，進一步將美國經濟推向地獄，甚至連政府內部用作預測經濟數據的電腦程式，亦得出同樣結果。列根班子上任第一件事，就是邀請了一班供應學派（Supply Side）的經濟學家，重新編寫程式，將錯誤的經濟理論踢出衙門。

歷史證明了供應學派是對的。減稅計劃非但沒有將通脹和利率推高，政府收入更因經濟迅速增長不跌反升。減稅後通脹從1981年的高位10.3%，降到1986年的1.9%；而最優惠利率由1981年的20.5%，降到1986年的7.5%；總體經濟亦在1983年反彈，在列根屆滿時失業率由7.5%下降至5.3%。

唐英年和譚香文等，竟然不顧事實反對減稅。利世民向他們呼籲一句︰不要因為IMF的官僚叫你們不要減稅，你們就失去獨立思考。如果你們怕經濟學太難明，就讀一點歷史。

餓死官僚怪物

列根的經濟幕僚人才輩出，不能不提David Stockman這個人物。這位仁兄對處理官僚膨脹有一套獨特的手法。他主張行赤字預算，並以此製造的財政壓力，逼使官僚部門去減省開支。套用Stockman的講法，這套理財哲學簡而言之就是要將官僚怪物「餓死」（" Starving the Beast "）。

香港過往幾年的財赤，意外地造就了餓死官僚怪物的機會。最有空間去改革的，應該是醫療和教育的官僚，可惜幾任財政司都沒有勇氣和承擔，結果香港經濟尚未完全復甦，大政府已經開始故態復萌。削開支短期是沒有希望了，納稅人還是勒緊褲帶，等銷售稅出籠吧！

官僚是香港教育的死結

官僚是香港教育的死結

任何一個發展社會，對教育的投入只會多不會少，甚至連自由經濟支持者如佛利民都不會反對政府以公帑辦學。究竟教育上的資源怎樣分配，才會得到最大的效益呢？香港的教育資源，無論以甚麼方法去衡量，在官僚的制度下，是浪費多於貢獻。

綜觀教統局昨天發布的《檢討中學教學語言及中一派位機制報告》，公眾仍然屬意英語教學。香港仍然有精英中學以英語教學，而教統局亦沒有計劃將這些高人一等的中學轉為母語教學，也凸顯了教統局在母語教學上立場矛盾。不切實際亦不公道的長官意志，結果不但標籤了學校和學生，也為老師造成壓力。事實上，有不少被迫轉成母語教學的中學一直想轉回英語教學，為甚麼官僚堅決認為學生老師和家長都是錯？人為的階級創造，對香港又有甚麼正面功用呢？

香港的教育最不公道之處是派位制度。派位，本身已經是一個充滿計劃經濟味道的思維。隨機性的派位公道嗎？每年都有成績優良的學生犧牲於隨機性的派位，家長又無能力為子女討回公道，結果年復一年地為家長和學生製造不必要的痛苦。若有一天政府將教育官僚的晉升機會加入了隨機性，讓表現參差的都同樣可以升官發財，他們會有甚麼反應？如果負責教育的高官和精英，都願意將自己的子女送到香港的學校，香港人可能還會氣順一點。

雖然教育官僚口口聲聲說不要標籤效應，所以建議長遠要取消組別制度。這樣做就等於將學生之間的差別消弭？還是官僚在逃避香港教育制度失敗的現實！無論是學生家長，抑或是老師和辦學組織，對這個教育制度的不滿已經到達了危險的水平。

官僚可以繼續自欺欺人，再推幾個沒有意義的所謂改革，可是香港不少有能力送子女到外國留學的父母，已經認真考慮將下一代送到外國；亦有不少高學歷的專業人士，亦為了子女的教育而考慮移民他方，香港如果因教育的失敗而令人才流失，這種結局又是不是香港人的悲哀呢？究竟香港人是不是要為了教育制度內的官僚，而趕走了人才，扼殺了未來呢？

學券制的概念已經推出了逾半個世紀，在不少地方行之有效，官僚視若無睹是因為推行學券制也等於宣布了過去二十多年的所謂教育改革是多餘。問題是，官僚為甚麼可以自大到，認為他們比學生和家長更了解自己的求學目標，比老師和辦學團體更清楚明白教育的路向！

註︰下一代的精英，都要放洋留學。究竟，最大的得益者是誰呢？

終於有人看上了領匯

終於有人看上了領匯

領匯上市後價格屢創新高，現在的息率只剩下4.5厘左右。最近，英國對沖基金TCI吸納了近18％的領匯股權，成為最大股東。一般來說，像TCI般的對沖基金，都不會對領匯這類收租資產有興趣，所以市場也懷疑大手吸納的背後另有所圖。到現時為止，無人知道TCI是甚麼葫蘆賣甚麼藥。可是坊間已經傳出有關更換領匯管理層、公屋商場大幅加租的消息。利世民曾經指出，領匯成功轉型，關鍵在於領匯管理層能夠擺脫政治的影響。

可是像盧婆婆之流的扭曲常理民粹思想，正是領匯轉型的最大障礙。就算坊間傳言屬實，TCI的最終目的是要提高領匯的盈利，也絕不可能簡單粗疏地提高租金便可以達到目的。要知道，丟空的物業仍然會消費維修管理的成本，對業主是一種負擔。商場管理人更加不願意讓商場中的舖位丟空，因為舖位丟空會影響人流，在這種情況下加租，只會令丟空的舖位更多，業主的損失也更多。

租金又怎能亂定？

租金太低，租戶當然沒有損失。盧婆婆可以說，租金低，商場?的貨品也會便宜一點。事實是這樣嗎？公屋商場?已經有不少連鎖零售商，貨品的價錢都全線均一，就算加租也不會影響他們的定價，當然領匯也沒有理由以珍貴的公共資源去補貼這些大連鎖商。餘下來的個別零售商，他們賣的貨品比連鎖商便宜，是因為這是他們唯一的競爭優勢，公屋商場租金再低一點，貨品的價錢亦未必會定得再低，做生意的最終仍然以盈利作考慮。

租金無論太高或太低，對業主都沒有好處。對TCI入主的傳聞的負面評論，只說明了經濟科老師工作做得不夠。市場氾濫假經濟學，為民粹主義創造生存空間。要加租，就先要令商戶的收入提升。業主可以做的，一是找些更高質素的租戶，另一方面就是提高商場的人流，現在公屋商場在兩者都未臻完美，TCI應該是看準了這一點。事實上領匯上市時設立多道「防火牆」，TCI既不能將領匯拆骨，也無可能對現在的管理方向有極大的改變，究竟最終人家會怎樣做，在現階段又怎可以妄下判斷！